为市场经济条件或者商业背景就会使文学陷入灭顶之灾。中国的六十年代没有商业背景，出现了什么好文学吗？而西方，一百年来都是商业背景，我们摆在案头、挂在嘴边的许多经典，不都是在商业背景或者市场经济条件下写出来的吗？所以我认为，出不了经典，出不了伟大作家，不能归罪于商业背景或者市场经济。现在，大家动不动就怀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所谓文学的“黄金时代”，其实，那个时代才是不正常的，那是长期禁锢之后初获解放的过激反应。文学，如果要说对公众的吸引力，那我们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比八十年代牛多了，那时候，一本小说，印数动辄数百万，为了买一部新小说，新华书店门前排开长龙。但你能说那时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吗？
我们必须承认，商业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法制社会。而法制社会，人的行为的底线是法律而不是道德。一个人，不管他做什么，只要没有违法，那就是正常的、合理的，你可以不同意他的做法，但你无权干涉。文学领域的活动同样如此，人家要包装，要炒作，要迎合读者口味，要通过写作挣大钱，那是人家的自由，你高尚，有道德，你可以不那样做，但你无权干涉别人。但问题在于，那些激烈批判文学商业化的人，有时候也不得不妥协。接受记者采访，签名售书，登报上电视，不都是促销行为吗？而这样的活动，哪一个作家没有参加过呢？
我认为商业背景下的写作，也许正是出现伟大作品的外部条件。乌鸦在花丛里鸣叫还是乌鸦叫，凤凰在荆棘中鸣叫还是凤凰鸣。这里用得上郑板桥那首著名的题画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至于娱乐精神，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阅读算娱乐吗？写作算娱乐吗？文学品种繁多，有的能让读者开颜一笑，有的让读者掩卷而泣。写作过程中有时快意浮大白，有时垂首长叹息。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
努力嘎巴：有人说你早期的作品充满了通体自由难以言说的人文关怀，激情澎湃中杀出了一条深邃、沉静、广阔的个体生活的精神道路，而近期的《檀香刑》以“大踏步撤退”的姿态扑向历史、民间文化，其狂野的文学抱负和狂欢式的语言试验让人目瞪口呆，由此人们担心某种作家的身份意识会左右你的写作。你本人怎么样看待这种无节制的先锋精神？
莫言：你的说法夸张了。二十多年来，我只是有话要说，然后就写。追求写作的个性化和作品的个性化，是我坚持不懈的努力。我相信这也是大多数作家的努力。我早期的作品，带有受西方文学影响的痕迹，但我很快就意识到应该努力摆脱西方文学的阴影，1987年我在《世界文学》发过一篇短文，表达的就是这种急于摆脱西方文学影响的心情。一直到了新世纪，我在《檀香刑》里才部分地实现了这种愿望。实现文学变革，古今中外，大概都是遵循着从外边借鉴和到民间去寻宝这两条途径。80年代的大量借鉴，改变了当代中国文学的面貌，但并没有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像拉丁美洲爆炸文学那样的、将外来文学和本民族的文化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的文学，而只有这样的文学，才可能既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又是具有民族个性的文学。这要靠所有作家的长期努力。当然，这样的标志，很可能只是一部或是几部作品先行，然后后续跟上，成为一个群体。我的《檀香刑》只是朝着这个方向的一次努力，问题还很多，相信很快会有天才的同行们，用伟大的作品，来矗立起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标杆。
努力嘎巴：就你所经过的生活与写作的历程来看，小说的世界或者说小说家眼中的世界能在多大程度上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道德或者价值判断的禁区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莫言：小说的世界，或者说小说中的世界，也就是小说家眼里的、心中的世界，从主观的角度，也就是小说家的角度，那应该跟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但客观上能否达到这种程度，那就要看小说家对现实生活的介入程度和他自身的命运和人类整体命运的契合程度。命运是个庄严的词汇，某种意义上也是个苦难的词汇。
道德和价值，都是历史的范畴，随着时间，许多东西都会变化。但我相信，道德和价值的真正有价值的内核，是恒定的。譬如，善和爱。作家应该坚持道德内核，对那些历史性的、与政治紧密相连的道德和价值大胆提出疑问。我前年接受北京文学编辑的访谈时，曾经提出了“有价值的个性”和“没有价值的个性”的说法，我的意思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产生了许多有个性的人，用小说表现这些个性，是小说家永远的任务。但小说家应该有辨别有价值的个性和没有价值的个性的能力。譬如贾宝玉、林黛玉，他们的思想行为，是不符合那个时代的道德和价值的，他们是逆子，但曹雪芹发现了他们的个性价值，他们的行为虽然与时代不合，但符合人性；虽然与封建道德相悖，但符合以善和爱为核心的永恒道德标准。
当然，坚持道德的善和爱的恒定内核，并不是要在小说中，像传统戏剧那样劝善抑恶，我认为只有暴露了恶，才可能让人意识到什么是善。一味美化，那是伪善。另外，在善和恶、爱与恨之间，还有一片模糊的开阔地，这也许是小说家大显身手的地方。
努力嘎巴：很想知道你是怎样理解宏大叙事的。
莫言：宏大叙事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因为宏大叙事经典太多，逼得后来的作家不得不另辟蹊径，不得不从渺小处入手。宏大叙事往往要有历史跨度，要有家族变迁，要有巨大的社会动乱和变革，这些都是好东西。但如何把握，或者说如何表现这些东西，那确实要看小说家的胸怀和才力。另外，宏大叙事，总是跟经典的现实主义相连，跟《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这样的作品相连，如同要拓展现实主义概念一样，宏大叙事的方式，也要改变。否则，写出的作品，也许会有一定的历史学价值，但艺术的价值就谈不上了。
努力嘎巴：作为一直在用作品说话的小说家，文学理论、批评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你估计言不及物的、程式化的评论乃至以商业为目的的文学批评还能走多远？
莫言：我缺少理论方面的训练，也比较少看文学批评文章。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军校的图书馆兼任管理员时，曾经读过别、车、杜，看不太懂，但被他们那雄辩的文风所吸引，感到他们真是才华横溢。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翻译家才华横溢。至于程式化的、商业化的批评，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前面我说过，这个时代，应该以法律为底线，不应该以道德为底线。只要不违法，干什么都可以。
努力嘎巴：关于小说和现实中的高密东北乡，你谈了很多，到现在为止，你认为这两个实际不同的世界哪一个更为真实？
莫言：这两个世界，有很大的重合部分。现实中的高密东北乡是物质性的真实，小说中的高密东北乡是心理性的真实。
（责任编辑：田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