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车里回头看我，加了速，脸带微笑。“罗伯特很好。”他看出了我的心思。
“我知道。”
“不，你不知道。但我清楚。他是个聪明的孩子。他会明白这一切的。”
但我确实知道，知道他不可能会明白。有些精神病医生说孩子可塑性强；另一些则说，一切都会留下烙印。两者都没错。有时让人觉得罗伯特那天晚上没给博比打过电话，没为他说过话。有时，又让人觉得，我跟迈克？赖尔顿一个只是孩子的母亲，一个只是孩子的教练，好像我从没有不顾罗伯特而选择了他。然而罗伯特跟我一样，心灵上千真万确有伤疤，他的伤疤很危险，用肉眼看不见，他可以认为它们不存在。
“你想得太多了，弗兰。”我有次分析情况时，博比曾对我这么说。他说得对，我确实想得太多。我现在在想的是，我已不再听得到那个占据着我的生命、那个让我觉得被拴在皮带一端挣扎的博比的声音了。甚至在电话上，那个声音听上去也只是我不久前似曾相识的人的声音。弗兰，你想得太多了。我差不多听不到这种声音。
这一点他说得没错：我确实想得太多。如果是个称职的护士，就得多思、多见、多了解。瞧一眼那个被查出肺病的癮君子，别听他口口声声说只是感冒了、感冒而已、伙计、来点维生素C、睡上一觉就会焕然一新，即使你不戴双层手套，不给他抽血化验，你也能看出此人已越过HⅡV阳性滑向艾滋病，接近死亡边缘。一个小女孩跟着母亲走进候诊室，见母亲转向她。她却微微向后仰，你就明白，肯定明白，那个母亲经常打她。至于打得有多重，X光会告诉你。温妮以前常说，对某些病人她不用等他们开口，从他们肩膀的姿势、倾斜的目光中就能知道他们想说什么。她常说，医生和护士有时像是牧师。我也有同感。
我给格雷斯打了电话，觉得情况不妙。她家的电话突然响起应答机的声音。预留的话很短，又没留名：“听到蜂呜声后请留言。”我说了三遍“格雷斯，是我。”我害怕把我的电话号码给她，害怕别人听到它，看到写在电话旁的纸片。
我又往她办公室打了两次，可那儿也一样，只有预留言声和蜂鸣声。“我们很好，”最后一次我说，“我们没事。”但她出事了。从她冷冰冰的留言里我能听得出来。这冷冰冰的声音让我发冷。这件事，还有罗伯特的电话。游乐活动后的电视新闻。我了解博比多少，在查出他想查的东西方面他有多大能耐。
看着莱维特太太下垂的双肩之间那团越长越大的肉，我很清楚，这两三年内，只要她稍微踉跄一下，结果就会是髋关节断裂，住疗养院，不用轮椅也得用拐杖。“你得吃钙片。”我说，将塑料药瓶砰的一声放在厨房的小柜台上。
“嗬，钙片吃了要便秘。”她嘴里吃着巧克力饼干说。于是我换了一种钙片，一种不会引起便秘的钙片。“你必须健骨。”
我提醒她，她却一副可怜的样子看着我，好像在说，护士太太，集中营的四年里他们只给我吃杂粮、喝脏水，还不知在我体内搞了什么手脚，弄得我终生无法生育。你觉得那时我的骨头强健吗？现在我眼中的莱维特太太是一个巨大的秘密：她手臂上的数字，她的婚姻，她从半个世纪前五月的一天以来的整个生命。我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秘。
我掩饰自己的伤疤，因为我感到羞愧，为博比感到羞愧，为跟他一起生活羞愧。现在我还知道，我还害怕被人看不起，害怕所有认识我的人会在心里想那个可怜的女人常挨丈夫揍或过去常挨他揍。我开始把自己看做这样的一个人：一个过去常挨丈夫揍的女人。一个被揍得遍体鳞伤的女人现在正在获得新生。上帝，我讨厌这种话，讨厌那种将我们的伤痕降低到与可以进行定型号的眼睛或头发颜色一样的地位，沦落到杂志封面的标题地位。
“纳粹屠犹的幸存者。”莱维特太太一天在看新闻报道时愤怒地说，“像个俱乐部。人们真厚颜无耻。”
我见得多，了解得也多。从我病人梅尔文蜡黄的皮肤上，我知道如果九十天内不给他移植肾，我就得出席他的葬礼，而不是给他量体温了。我知道我的脑瘫痪病人渴望爱和浪漫，因为她上网聊天给自己起的名字叫“性感珍”。她在别人屏幕上只不过是一行黑体字母，我真不知道这时她会如何描述自己。也许她会说自己身材修长、晒黑的皮肤下肌肉柔顺，而事实上她的手臂和腿不停地颤抖和抽搐，在无法克制地摆动。她要做别的人，在别的地方，我无可非议。
我知道迈克？赖尔顿决心用轻松的态度努力使一切正常起来。罗伯特就如他告诉他爸爸的那样，现在在打棒球。
迈克不时带我们出去。本尼通常一起去，罗伯特用他的眼睛测量他教练与他母亲间的距离。距离还很大。我们上过床后的那个星期，我买了一些避孕栓，就像人们买阿司匹林一样，说不定哪个星期六晚上会头痛。一切又回到老样子。
不再有火烤排骨，不再有穿着晚礼服的领班。还有，迈克每次送我们回家，只要赶上罗伯特沿人行道去本尼家，或上楼去做他的功课，他就会跟进公寓，抱着我，吻我，而且不再像第一次那样轻柔。有一次，在学校的游泳会上，我们在勒尔巴克家的地下室相遇，当时他头发湿漉漉的，刚往后梳过，上面还留有克雷格的梳子痕迹，我穿着辛迪借给我的蓝色泳装，太阳镜闻上去有可可味。他抱住了我，长时间地抱着我，最后呻吟着推开了我。“我是个有耐心的人。”他说。
“你对那个可怜人真狠心。”第二天我与辛迪看护孩子们游泳时她说。
“我不是真想狠心。如果离他远点，他会更幸福，但目前情况下很难。”
“我喜欢他。”辛迪说。
“我也喜欢他。”
“那么，还有什么问题？”
“我也喜欢你。”
“亲爱的，如果我们这么有好感，我会立马要你。但这不行。我们喜欢的女友都这么善良、聪明、有用，可我们喜欢的男人却都那么小气，那么折磨我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克雷格不小气。”
“克雷格另当别论。还有迈克？赖尔顿。这正是我想强调的。想不想试试这种我们刚生产的防虫香水？”
“味道怎样？”
辛迪嗅一嗅说：“麝香味。”
“谢谢，不想试。”
“再说，他喜欢孩子。”辛迪说。
我比辛迪自己还早知道她怀孕了。她的头发变得松塌。有天我们在图书馆送超期卡时，她突然对帕特里尼太太生气地说：“我们懂我们该干什么。”帕特里尼太太红了脸，我想我也红了脸。她四月开始在早晨喝药茶，不喝咖啡了。我们在家里吃汉堡包喝啤酒时，她喝苏打水。她的无袖白衬衫纽扣有点绷紧，两乳间的肉露了出来。她不知为什么没马上跟我说。我们说话时会出现长时间的间歇，她真想用这消息来填补间歇，这是令女人最激动的消息。但有时是最糟糕的。
“我儿子很想他父亲。”我曾对莱维特太太说，当时我在给她量血压，她则用空着的手吃冰酸奶。莱维特先生去世后，医生给她做了一次体检，说她有高血压，体重超常。这个诊断使得她继续派我去莱维特公寓。那儿除了病床已搬掉外，一切还是老样子。虽然佛罗里达春天的新鲜暖风不久就会变热，莱维特太太还是让朝阳台的门开着。“应该让空气进来。”我第一次注意到玻璃活动门开着时，她说，“早晨闻点寒意，你就知道这天天气一定不错。如果寒意袭人，就会下雪了。至少在芝加哥是这样的。人需要新鲜空气。”
欧文现在在一张临时茶几上的不锈钢盒子里。如果你摇一摇，里面会有晃动声。罗伯特曾问过里面是什么。“哦，一件小摆设。”莱维特太太说，她还对我直翻眼睛。
“孩子难理解。”她轻轻加了句，顺便舔掉上唇的香草。
“生活不容易。”
“我真不该向你抱怨。”
“为什么？”
“你的生活也不容易。”
莱维特太太耸耸肩。“你不该跟我说这是酸奶。”她看着手中圆锥形的东西说，“我会以为是冰淇淋的。”她用舌头舔着吃，接着又说，“大事情，嗯，都变了内容。瞧现在，尽想些要不要保留电缆、搬家、早餐后午餐前没做什么。”
“你很孤单。”我说。
“不，不，”莱维特太太说，“老太太如何度时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工作。现在我有时还与欧文说话。我有这样的权利。”
“我还是不该抱怨。”
“你把那也称为抱怨？你不知道什么是抱怨。不管怎样，别人的痛苦无法消除你的痛苦。但也别犯傻，别以为别人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我以前还真是常这么想的。小时候穿着校服经过别人家窗子时，里面似乎透出台灯的黄色灯光，照亮了英俊潇洒充满活力的父亲们夜间的身影、热情而有同情心的母亲们、住在贴有亮丽墙纸的房间及每晚上都有人给掖紧毛毯的孩子们。长大成人了，有时我也会想着自己，想着我与博比同罗伯特在铜质枝形灯下的小餐厅里用餐，碟子和杯子闪闪发光，似乎它们是生活给予我们的奖品，花瓷匾是祝贺我们互爱的贺礼。我常会暗自想，但愿一切像此刻一样，永驻不逝：可等我们收拾好桌子，摞起碟子，熄灯睡觉时，这感觉就消失了。它像灯光，明亮而短暂。
“男孩今后会遇到的事你根本无法预防。”莱维特太太又说。
“你像个算命先生。”
“差不多。他们尽说些对人人都适用的话。人生祸福难测。你会遇到贵人相助。你爱的人会死。大磨难。”
“你吃钙片了吗？”
她伸出手中的酸奶。“比药片好吃，”她说，“如果是巧克力的就更好吃。他们做不做巧克力酸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