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的神话故事，一个幸福家庭死而复生的故事，跟那个长久躺在华丽的玻璃棺材里，后被一个白马王子叫醒的白雪公主的故事差不多。我宁可认为，直到以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不知已到了公路的什么地方时，他才明白他将离我而去了。
眼下我只知道我儿子走了，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
迈克让我去警察局，他们则拍了我喉部的照片，记下了我丈夫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充分注意到他是纽约市的警探，而我没有法律文件证明我拥有对儿子的监护权。他们听得认真，记录做得少，有时点点头，但从他们的眼睛里我能看出，这个只有四个壮实男人的小镇警察机构没有经济实力飞到布鲁克林，去寻找像许多男人那样对待自己妻子的博比。
而且我清楚，即使他们真去了布鲁克林，博比也不在，这跟他一年前下班回家发现我不在家一样。再说，即使博比干了我自己没干的事，我又能说什么呢？
迈克找了一位私人侦探，我们一起去见了他。我跟他说了我的事。看样子他像个好人。他做过得克萨斯的警长，他的桌子上方有条大肚子老鲨，上嘴唇吸着一块红人牌烟草。他把支票从桌上推了回来。“你们是好人，”他说，“我就不骗你们了。你的孩子不见了，要找到他不容易。你前夫是警察，这意味着他知道如何不露面。你以前也很方便地做到过。不过，假如你去找，也许能找到他。那又怎么样呢？关键是这不能立案。你带着这个人的孩子逃走。他把孩子带圆去。因此有麻烦的也许是你。你也许可以控告他犯了侵犯人身罪，可这不一定能帮你要回孩子。他会在法庭上说你带着孩子消失了一年，你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我们决不放弃这个孩子。”迈克说。
“我理解你的心情，先生。我也有两个儿子。但我要告诉你，你别无选择。如果找到他，你可以把他抢回来。然后你丈夫再把他抢回去。这么抢来抢去，没完没了。你该明白，跟打乒乓球一样，孩子是球。”他转向我，摇了摇头。“假如你们已离婚，你又有监护权，我也许能找到他，让他回来。
你连一点监护权的证明材料都没有。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现在的处境。”
我知道该怎么说。跟死没两样，只是我必须继续承受着。迈克·赖尔顿顺道带了几盒糕饼和几摞杂志来看我，我不敢看他，因为我知道，他一整天都跟当地日间夏令营的孩子们在一起，嗅着他们皮肤和头发的香甜气息，听着他们轻巧的脚步声和呼喊声，教他们如何进球，要像我儿子那样射门。也许他在千里之外踢球。我穿着衣服睡觉，每次辛迪请我去吃饭，我都拒绝。然而七月的一天，那是博比找到我之后的第四周，也是我与罗伯特失去音信的一整年，寂静的公寓响起了门铃声。空气里满是尘埃，我一动就像下了场暴风雪，我像疯子一样扑向大门。
“弗兰妮。”她说，声音里充满了忧伤，我几乎听不清。
格雷斯扑进我怀里，我扑进她的怀里。我像个病号，由她打扫屋子，给我烧饭。她陪我伤心流泪，给我读书。有一次，我听她在打电话时说，“她还不想说话。”又有一次，她递给我一只信封，里面是证明材料：我的出生证、护士证、罗伯特的洗礼证明。我用手指抚摸着文件上的印章。
我甚至没有立即想到我已经自由了，不用再躲躲藏藏了，因为值得藏的东西已不复存。倒是迈克想到了，他通过学院找到了格雷斯，将一切都告诉了她，然后去机场接了她。莱维特太太也打电话来，让我过去，她不时头晕，出现心悸。这也是迈克让她这么说的，直到几个月后，当她要求我对他好一些时，她承认有那么回事。
“你得创造儿子回来可以过的生活，护士太太。”有次在吃“欢乐餐”时她对我说，递给我一只骑摩托车的唐老鸭玩具。“别浪费时间哭。哭，没用。根本没用。”
八月的一个晚上，辛迪拿来一瓶酒，我喝了一大半，随后放声大哭，口齿不清，黏液滴到她肩上。我向她倾诉了一切。我跟她说了流血的事，挨打的事，博比的两个孩子，一个被他从我身边带走，另一个我自己流掉，什么都说。她把我弄进浴缸，放了一些带甜气的油，拖着怀着两个孩子的沉重身体给我修剪头发和指甲。格雷斯飞来的那个日子以及辛迪费力地从我身边挤进我空气浑浊的公寓的那个日子，就是我开始起死回生的日子。
我买了一部录音电话，人不在时，罗伯特打来电话，我就能得到他的音讯；我还买了只博比吹嘘过的拨号识别器，我在家时罗伯特打来电话我就能知道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我保留了罗伯特的学籍。“跟他们说他马上就会回来。”我打电话告诉迈克，还让他别再来，别来，别送东西来。
除了我失去的，我啥都不缺。
没人来要房租，家庭护理机构又给我安排了一个帮助对象，是迪安先生的妻子。她得了早老性痴呆症。我一去，迪安先生就轻松了，可以出去与朋友打保龄球或看电影。
我陪他妻子坐着，她抓弄着裙子说：“我不知道。我再也不知道了。”我们两个傻女人坐在一幢牧场式小砖房的客厅里，看通俗电视节目。我们面前摆着茶几，迪安太太玩着好像没规则的单人跳棋，我给学校和各警察局寄传单。传单上写着：“你见到过这个男孩吗？”是格雷斯用她的电脑打印的。罗伯特的照片粒子很粗，很呆板，是黑白照片。
有两所学校和一个警察局来过电话，但说的孩子不是年纪太小，就是太大。太小，太轻，太不像我的孩子。有天晚上我与迪安太太看了一部电视连续短片，说的是一个在贝弗利山拥有最好的时装店的漂亮女人，我看完后回家，看见漆黑的厨房里有一点红光。起初我以为是燃着的烟头，以为是博比回来收拾我了。我的心跟着跳了起来，因为如果是博比，那他身边就有罗伯特。我想只要能最后一次用双臂拥抱罗伯特，哪怕博比用手抹我脖子，我也高兴。
原来只是录音电话上的光亮。有一会儿留言上没说话声，只有噪音：车流声，卡车声，喇叭声，背景里隐约有两个男人大嘁着在谈话。随着一声深呼吸，“妈！”他说，我向机器弯腰，把它抱在胸口，弄得声音有一瞬间会听不清楚。
“我没事。爸爸也没事。他变得好极了。我走后，他真的想念我。”磁带里又没了声音，长时间没有声音。一阵小车喇叭声。听背景的噪音像是在公路上，也许是加油站，也许是商店的投币电话。“你好吗，妈？”长时间的沉默。“我们在麦当劳吃的午饭。跟本尼说，我向他问好。告诉他我看了电视里的《蝙蝠侠》。”又是沉默，呼吸。“我很想你。我得走了。我爱你。别担心，我很好。我们常搬家。”泪流满面。“我希望你不伤心。我希望你没事。对不起。我得走了。”
听到录音的第一个晚上，我整夜没睡，都在听这个电话录音。听时，我觉得自己就在他身边，我能看到卡车呼啸而过，感觉到电话亭周围的微风，看到孩子往电话机里喂零钱，都是从陌生的柜子上和自动售货机里收集来的。到早上我已记住了每个词、每个音包、每个音色与声调的变化。
我的儿，他害怕。是害怕博比发现他打电话，像那晚我发现他在厨房里打电话那样。也许还有其他的事令他害怕。我不是在凭空想象，当他说希望我没事时，他的话断了。迈克也听到了。“那个狗娘养的对他说你死了，”他说，“我知道，我能感觉到。”
一周后，录音电话录下了接线员的声音。“你有个对方付费电话。通话人，听到铃声后请报你的名字。”接线员的话在这里断了，我坐着，哭着，一遍遍地放着该报他名字的地方，可传来的只是一片死寂。我改了我机子上的预留言，把它改成：本机接受对方付费电话。但除了那次有人试图这么打过之后，再没人打过。
学校十月再次开学后，我带了三百块钱飞到纽约。格雷斯以为我星期二晚上到，但我坐的班机清晨后就降落了。
我没坐出租车去她的公寓，而是去了布鲁克林，到我与博比十三年前买的小房子去。房子的四壁记录了我们的一言一行，所有的一切都萦绕在我的心头。我接了门铃，一个二十五至二十岁左右的漂亮姑娘拿着洗碗布出来开了门。她长着深色的头发和眼睛，即使不是意大利人，也可当个冒牌的。博比·贝尼代托本该娶这样的女人，温柔顺从，像一只羽毛垫，永远不会有埋怨。
“他不在这儿，”她说，“我跟我丈夫从他母亲手里租了这房子。她住海洋大街。说不定她能告诉你他现在住在哪里。也许在佛罗里达的什么地方。”厅里仍挂着我的镜子，就是安·贝尼代托送我们的那块，我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头发已垂到肩膀，碰到了连衣裙的领子。裙子是我与辛迪趁削价买的，在东北的秋天它太薄了点。我必须向格雷斯借件毛衣。我说，不，我不需要指路。我认识去贝尼代托太太家的路。另一个贝尼代托太太。唯一的贝尼代托太太。＇致纯书苑＇
我听到屋里响起了铃声，是装在白色过道里金黄色的铃铛发出的铃声。我听见里面传出轻微的脚步声，她从厨房来到前门。我忆起了七八年前的日子，那时我与她站在面对院子的窗前，看着窗外，呆呆地看着博比拿着～瓶啤酒又往外走，看着罗伯特在一排排的西红柿中钻进钻出。那天我深深感到，孤独的日子不只是一种感觉，还是一种生存状态，就如零引力或者像减压病一样，我们会在心灵深处慢慢感觉到自己所处的生存状态，它像深海球形潜水器，你在里面感觉到它的压力，从四面挤压你，挤压洗碗机、锅架、调味棒、叉子、调羹和内部空间。
“问你点事，”那天我对安？贝尼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