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接下去还有让我们更不明白的话。宝钗竟然说：“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就完全超出了宝钗教诲黛玉所应该包含的内容，甚至也超出了作品人物的语言规定情境。这不是人物在说话，而是作者在说活。“读书明理，辅国治民”的“男人们”，作者“如今”不止是见不到，连听都没听说过；他听到看到的都是“读了书倒更坏了”的“男人们”。这样下断语，不能说不具有相当严重的性质，甚至也违背了以“温柔敦厚”著称的《红楼梦》风格。因而我们禁不住要追问，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作者这样发狠地骂当时的“读书人”？在当时的背景之下，“读书人”的什么样的品质，更不容易为《红楼梦》的作者所原谅，也就是“读了书倒更坏”？由不得让人想起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所揭示的话：“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顾宁人有言：“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又说：“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服侍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顾炎武：《日知录》卷之十三“廉耻”，花山文艺出版社集释本第602至603页，1990年。顾炎武所痛恨的，正是那些“媚于世”的读书人，可以说和曹雪芹同发一慨。如是，则蔡元培的《索隐》是不是并不如他的学生所说是在“猜笨谜”，而是多少也有一点耐人寻味之处呢？
还不止此。《红楼梦》对科举制度持否定态度，这方面的描写、言论甚多，读者和研究者目所共见，应无异词。但我有时想，否定倒也罢了，何以态度那样严厉、决绝，连用语都超越常格。贾宝玉把热衷仕途经济、走科举考试道路的读书人叫做“国贼禄鬼”，这骂得未免太不留余地了。而且还发明一个新词，称这种人为“禄蠹”。这显然已经不是一般的否定，而是感情色彩极浓烈的詈骂，可以说已经骂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因此我们不禁疑惑，作者这样做难道仅仅是对持续了一千多年的传统社会的科举制度发泄不满吗？是不是还有什么弦外之音？我怀疑《红楼梦》作者泰半由抽象上升到了具体，更直接的对象是清朝的笼络知识分子的怀柔政策，正是这种政策羁縻得一些知识分子“媚于世”而贪求荣宠，特别是那些“仕清”的“名士”，其表现最具典型性。否则便不容易解释为什么一定要骂到这种地步——斥为“禄鬼”，或称作“禄蠹”，已经很有分量了，却还要指为“国贼”，上升到破坏传统社会道德与法的最高一个级次。而且“国贼”之“国”，是不是也存在一个“明”和“清”的分野问题？可否认为蔡先生提出的“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从这里也透露出一定的消息？
第五部分：红学呓语曹雪芹何以最恶“妾妇之道”
笔者近年颇读陈寅恪先生之书，于义宁之学的特点偶有会心，知道其晚年所著之《柳如是别传》， “古典”往往绾合着“今情”，通过表彰柳如是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方面鞭笞明清鼎革之际的失却操守的士大夫阶层，另一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没有气节的知识分子也表示了嘲讽之意。“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成姹女”参见《陈寅恪诗集》第7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些诗句表明，寅恪先生最不能容忍的是知识分子躬行“妾妇之道”。
《红楼梦》的作者对“妾”似乎也没有什么好感。书中写到的许多“妾”，德行言动都大成问题。最突出的是赵姨娘，作者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对自己作品人物的批评、贬抑、谴责，而是充满了情感上乃至生理上的厌恶。曹雪芹的笔墨本来很忠厚，即使是反面人物，也决不流于简单化。王熙凤劣迹至多，但她聪明能干，自有可爱处。薛蟠之低俗陋劣（还有命案），人皆知晓；但他又有讲义气、不奸猾的一面。惟有赵姨娘，可以说一无是处。《红楼梦》中没有第二个人物被作者描写得如此不堪。我们简直不明白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特别厌恶“妾”，成心与“妾”过不去。所以对一心想获得妾的地位的花袭人他也不具任何好感。而对不愿做妾的鸳鸯姑娘，却格外敬重。
第四十六回“鸳鸯女誓绝鸳鸯偶”，围绕做妾和不做妾的问题，掀起一场牵动面极广的风波，贾母、贾赦、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宝玉、袭人、平儿等贾府上下人等，都卷了进去。且不论贾府各色人物在此一事件中的不同态度和表现，只看鸳鸯的几段说辞就颇为出人意表。贾府的大老爷贾赦看中了“老祖宗”屋里的丫鬟，要作为妾来收房，这在当时的大家族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大太太邢夫人为博“贤惠”之名，亲自去说项，结果碰了钉子，又派鸳鸯的嫂子出马，戏剧性的场面便发生了——
他嫂子笑道：“你跟我来，到那里我告诉你，横竖有好话儿。”鸳鸯道：“可是大太太和你说的那话？”他嫂子笑道：“姑娘既知道，还奈何我！快来，我细细地告诉你，可是天大的喜事。”鸳鸯听说，立起身来，照他嫂子脸上死劲啐了一口，指着他骂道：“你快夹着×嘴离了这里，好多着呢！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儿。什么‘喜事’！状元痘儿灌的浆又满是喜事。怪道成日家羡慕人家女儿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热了，也把我送到火坑里去。我若得脸呢，你们在外面横行霸道，自己就封自己是舅爷了。我要不得脸败了时，你们把王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
鸳鸯这番话诚然是痛快淋漓，但细审话语的向度，“羡慕人家女儿做了小老婆”这一类话语，作为情急之词，倒也并不违乎情理，问题是还进而说“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就难免有出挑之感。联想到传统社会向来有“家”、“国”一体的特征，读者禁不住会想：作者到底是在骂谁呢？更奇的是鸳鸯当着贾母的面发誓不从不嫁时，竟然提到“日头月亮照着嗓子”，这不分明暗寓着一个明朝的“明”字吗？而贾母就此事发出责难又说：“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也来要，有好人也要。”既要好东西，又要好人，正是当年南下清兵的行事方式。看来《红楼梦》中有关明清史事的待发之覆不少。虽然我个人并不坚执研究《红楼梦》一定要把书中的情节和明清史事具体联系起来，但如果有人这样做了，我想也应该得到不抱偏见的学术同行的尊重。
第五部分：红学呓语《柳如是别传》与《红楼梦》
陈寅恪先生提倡对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的态度。他说：“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柳如是别传》再好不过地体现了寅恪先生的这种学术精神。他固然不能谅解钱谦益等南明重臣的降清举动，但对清初知识分子的特殊处境也给予了深在的了解与同情，尝说：“盖建州入关之初，凡世家子弟著声庠序之人，若不应乡举，即为反清之一种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险。”又说：“关于此点，足见清初士人处境之不易。后世未解当日情势，往往作过酷之批评，殊非公允之论也。”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下册，第1118至1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于此可见，《红楼梦》作者对登科赴考人士采取那样严厉的痛而绝之、漫而骂之的态度，似不能视为一件小事，很难说没有政治态度和种族观念方面的复杂因素掺与其中。
又比如第四回介绍李纨出场，作者特地标示李纨的父执李守中信奉“女子无才便有德”的信条。承《红楼梦会心录》的作者吕启祥教授见告，此典出自张岱的《公祭祁夫人文》，原作“丈夫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而张岱也是由明入清的气节峻洁的文学家，为了表示对清统治者的不满，曾“披发入山”，宁为劳人。他的关于男女“德”、“才”的议论，必不致无指空发，而是同样绾合着当时的“今情”。曹雪芹借用这个典故，我以为重心应在省去的上句里面，意在突出丈夫之“德”的重要。明清易代，“甲申之变”继之以“乙酉之变”，南下之清兵，一路上攻伐掳掠，势如破竹，但同时也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许多州城县府的命官和守将，常常是坚持到最后，宁可殉之以身（有的是全家自杀），也不向强敌投降。而在南都倾覆之后，仍有志士仁人通过各种方式从事抗清活动。诚如寅恪先生所说：“建州入关，明之忠臣烈士，杀身殉国者多矣。甚至北里名媛，南曲才娃，亦有心悬海外之云（指延平王），目断月中之树（指永历帝），预闻复楚亡秦之事者。”《柳如是别传》下册，第1119至1120页。
我曾说晚周、晚明、晚清，是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转捩点，同时也是民族精神得以发苏与张扬的历史时刻，其中尤以明末清初所激发的文化之冲突更加悲壮惨烈。可是到了清中叶，特别是到了文字狱盛行的雍正与乾隆统治时期，华夏民族的这种文化精神事实上已经耗磨得差不多了。《红楼梦》的大可贵处，就在于他的作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