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坐着四轮马车来找你。”我对她说。
她是那样相信我的话，以致用手做出鞭打马匹的动作。她象我一样，似乎确实亲眼看见了马车。
但是，在乘马车从巴黎来德勒齐以前，必须用腿走完从德勒齐到巴黎的这一段路程。要是没有马西亚在一起，我除了一站一站地向前走去，沿途挣够每天的生活费外，还有什么别的可操心的呢？为什么现在还要劳神费力地干活呢？我们不是用不着再买奶牛和洋娃娃了吗？只要每天能吃饱肚皮不就可以了吗？我又用不着带钱给我的父母。
我给马西亚讲过我的这些想法，也把理由讲给他听过，但他不为所动。
“我们应该能挣多少就挣多少，”他说，同时逼着我带上竖琴，“谁知道我们是否能立即找到巴伯兰？”
“中午十二点找不到。下午两点就能找到了，摩弗达街又不长。”
“如果他不住在摩弗达街了呢？”
“那就到他住的地方去找。”
“他回夏凡侬了呢？那你就该先给他写信然后再等他的回信，对吗？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口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靠什么过日子？我真想说你怎么一点也不了解巴黎了，你是不是忘了冉蒂里采石场了？”
“没有忘记。”
“那好，我也没有忘记圣梅达尔教堂的墙壁，在我快要饿死的时候，我曾靠在这堵墙上，不让自己倒下来。我可不愿意再在巴黎挨饿了。”
“到了我父母家里，我们吃得不会太差的。”
“这倒不是因为我午饭已经吃得很饱，现在不想吃晚饭了，但是，当我既吃不上午饭又吃不上晚饭的时候，我的肚子会很不好受的，我不想再吃这个苦头。干吧，就当我们也要买头奶牛送给你父母好了。”
主意倒是个谨慎、周到的主意，但我承认，要我再象为了巴伯兰妈妈的奶牛，或者为了丽丝的洋娃娃那样去一个苏一个苏地挣钱，那我是再也不干的了。
“你要是富了，肯定是个懒鬼！”马西亚说。
我们终于来到了科尔贝，从这里开始，我们又回到了六个月以前从巴黎到夏凡侬时所走的老路上。在抵达维尔茹伊夫之前，我们走进了当初我和马西亚举行第一次合作演奏的那个农庄，那次演奏是为了让人们在一个婚礼晚会上跳舞。我们被六个月以前的新郎、新娘认了出来，他们留我们吃晚饭，让我们住下，要求我们再演奏一次，好让大家再跳一次舞。
第二天早晨，我们从这里出发，又回到了巴黎。我们离开巴黎已足足有六个月零十四天。
但返回的这一天同离开的那一天大不一样，天气又阴又冷，天空没有阳光，大路两旁的人行道上没有花、没有任何青枝绿叶，夏天的太阳已完成了它的使命，秋季最初的雾天到来了。现在不再是紫罗兰的花瓣在从墙的高处掉到我们的头上来，而是黄色的枯叶在窸窸窣窣地从树枝上往下坠落。
然而，阴晦的天气又算得了什么！我们内心深处早有着欢乐，还用得着不相干的东西从外界来诱发它吗？
“我们”这个词用在此时此刻是不确切的，我说的是我自己，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感到欢乐。
而马西亚呢，随着我们走近巴黎，他变得越来越忧郁了。他常常一连走好几个钟头也不跟我说一句话。
他一直没有跟我讲他忧郁的原因，我呢，以为他仅仅是害怕我们会分离。我不愿意对他重复我多次给他作过的解释：我的父母不可能想到要把我们分开。
只是在我们到达城墙①前停下来吃午饭的时候，他才坐在一块石头上，一边吃着面包，一边对我说出了他深深忧虑的事情。
① 指巴黎旧城的城墙遗址。
“你知道在进巴黎的时候，我想到谁了？”
“谁呀？”
“是呀，谁呢？我想到的是伽罗福里。他从监狱里出来了吗？当有人告诉我他进了监狱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该问们要关多久；他现在说不定已被放了出来，又回到了他在卢尔辛街的住所了。我们要在摩弗达街寻找巴伯兰，这正好就在伽罗福里住的那个区，而且就在他门口，万一叫他碰上了怎么办？他是我的师傅，又是我的叔叔，他可能重新把我带走，我是没有办法逃脱的。你害怕重新落到巴伯兰的手里，你想我是多么害怕重新落到伽罗福里的手里！啊，我那可怜的脑袋！不过，脑袋挨打同离别比较起来又算得上什么呢？我们会被他逼得不得不分开的，我们大概再也见不着了。由我的家庭造成的离别比由你的家庭所造成的要可怕得多。当然，伽罗福里肯定很想把你也抓到他的手里去，肯定也会用鞭子开导你象他开导别的学生一样，你也肯定是不会愿意来的，我也不愿意你来陪着我受苦，你还从来没有挨过打呢！”
对幸福的渴望使我冲昏了头脑，我没有想到伽罗福里，可是。马西亚刚才对我说的一切是可能的，用不着更多的解释，我十分清楚我们面临的危险。
“那你想怎么办呢？”我问他，“你不愿意进巴黎了吗？”
“我想，只要我不去摩弗达街，也许就能避开这场灾难。”
“那好，你不要去摩弗达街，我一个人去，我们今晚七点钟在一个地方碰头。”
我和马西亚约定好在圣母院大教堂后墙的主教大桥桥头会面。事情这样定了之后，我们重新上路，只差一步就要进入巴黎了。
到了意大利广场，我们就分手了，好象是一次永别，两个人都异常激动，马西亚和卡比朝着植物园的方向走去，我朝离广场不远的摩弗达街走去。
六个月以来，我还是第一次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偌大的巴黎，马西亚和卡比都不在身边，我心里有一阵不安和难受的感觉。
但是，我不应该让这种感觉弄得抬不起头来，我不是快要找到巴伯兰并通过巴伯兰快要找到我的家了吗？
我早已写下了一些小客栈老板的姓名和地址，我要去他们那里寻找巴伯兰。不过，这种提防忘记的措施是多余的，我既没有忘记他们的名字，也没有忘记他们的地址，什么帕若啦，巴拉博啦，还有肖比奈啦，根本用不着查看什么小纸条。
我在摩弗达街上第一个碰到的就是帕若。我鼓足勇气走进一家小饭店，这小饭店开在一家带家具出租的旅馆的底层。我用颤抖的声音探问巴伯兰的下落。
“巴伯兰是什么人？”
“就是从夏凡侬来的巴伯兰。”
我于是描绘了巴伯兰的相貌，也就是我看见过的他刚从巴黎回夏凡侬时的那副相貌：粗糙的面孔，冷酷的神情，头向右肩偏着。
“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不认识他！”
我向他道过谢，又朝更远一点的巴拉博家走去，他是一个专门出租带家具房间的小客栈的老板，他还兼营水果店生意。
我又一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开始，人家顾不上听我的话，这一家的丈夫和妻子正忙得不可开交：一个在用薄刀切一种据他说是菠菜那样的东西，准备做一碗看上去很蹩脚的绿色浓汤；另一个正和一个少给了一个苏的顾客争吵得面红耳赤。最后我重复问了三遍，才算有了答复。
“喔，是的，巴伯兰，……我们有过这样一个客人，至少也是在四年以前了。”
“五年，”女的说，“他欠着我们一个星期的房租呢！这个混帐东西，现在他在哪儿？”
我如果知道他的下落，还用得着来向他们打听吗？
我失望地走了出来，心里忧郁不安。现在只剩下肖比来一个了。他要是也一问三不知，那我再去问谁呢？到哪里去找巴伯兰？
肖比奈和帕若一样，也是饭店老板，我走进那间既是餐室又是厨房的大房间时，他正忙着做饭端菜，已经有好几个客人坐在桌子上等着了。
我向肖比奈本人提出了我的问题，他手里拿着勺子，正在为顾客盛汤。
“巴伯兰嘛，”他回答我，“他已经不在这儿了。”
“那他到哪儿去了呢？”我问的时候发抖了。
“嗯，我不知道！”
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我觉得炉灶上的平底锅似乎在摇晃。
“我到哪儿去找他呢？”我又问。
“他没有留下地址。”
我的脸色把我的失望心情或许已表露得非常值得人们的同情和关心，因为正在靠近炉灶旁边的桌子上吃饭的那些客人中间有一个人在喊我。
“巴伯兰？你找他干什么？”他问我。
我可不能坦白地回答他，不该把我的事情都讲出来。
“我从他家乡夏凡侬来，我要告诉他关于他太太的消息，是她太太对我说的，说我可以在这儿找到他。”
“如果您知道巴伯兰的下落，”店主人对刚才问我的那个人说，“您可以告诉这个孩子，他自然不会去害巴伯兰的，对吗，小伙子？”
“嗯，当然不会，先生！”
希望又有了。
“巴伯兰现在应该住在奥斯特里茨小巷的康塔尔旅馆，三个星期前他还在那里住着。”
我道了谢走出来，我认为奥斯特里茨小巷应该就在奥斯特里茨桥的桥头，但在去那条小巷之前，应当先打听一下伽罗福里的情况，好把消息告诉马西亚。
在我正好来到最靠近卢尔辛街的地方，只要再走几步就可到达我和维泰利斯一起来过的那所房子了，就象那天我们第一次在这里出现的时候一样，一个老头儿，就是先前的那个，正把破布片挂在院子里长着绿苔的围墙上，我相信自从我上次见了他以来，他一直在从事这项工作。
“伽罗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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