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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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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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不很大,墙却高而厚。砖很大,一块重五十斤,上面大多有字,是江西等地造的。我们去运砖,是先拆城墙后装车。记得总是拆近东北角的北面。城里都是空地,靠南部中间有大殿的遗址,还可以拾到残破的琉璃瓦片。我忙里偷闲,曾到城的南门看看,门洞高大,竟多到五个。门洞内的墙基石向外一面都有雕花,可见是当做都城建造的。都城有始无终,但既已有始,在明朝如何利用呢?忽然想到,明朝宗室犯罪,常发配凤阳禁闭于高墙之内,所谓高墙是否就指这个城?如果竟是这样,则这个小城之内,残砖剩瓦之间,也会有不少血泪吧?中都遗迹之外,还有个皇陵,在城南二十里。葬的是朱元璋的父母,有不少人去看了,说规模不小,有石人石马,大多被大革命革得倒地或身首异处。因为距离远,难得忙里偷闲,我未能去看。
  也是因为乘卡车运物,曾南行数十里,到红心铺一次。据说已经出凤阳县界,入定远县境。“铺”的本义是驿站,可见昔年都在交通干线上。红心铺的规模像是还超过总铺,记得逛商店,我还买了一条线织的腰带。定远县,我熟悉其名,是因为京剧有个重老生唱工的剧目名《奇冤报》或《乌盆记》,事情就是在定远县发生的。
  以下可以重点说“铺”,有总铺和黄泥铺。由驻地三合输西北行往凤阳,三里过黄泥铺,二十里过总铺。就级别说,总铺高一级,占地大,商店多些。单说与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比如家里寄来包裹,要到总铺邮局去取,寄也同样。你讲究,想全身去污,也要到总铺,因为那里有浴室,黄泥铺没有。幸而在这件事上我有大智慧,是入夜上床之前,用温湿毛巾由全身皮肤过一遍,必取得“苟日新,日日新”的善果,就可以避免往返奔波四十里。但有取或寄包裹之事,就欲省力而不可得了。记得至少去过两三次,当然只能步行,总铺无可恋,路上无可看,甚至二十余年之后的现在,对不起,一定要用情语作结,也只能写四个大字,曰“不堪回首”。
  再说近邻也就关系最密切的黄泥铺,我们经常去,次数多少也就说不清了。往黄泥铺,性质可以用晋惠帝的分类法,大别为公私两类:公是奉命用手推车到那里拉点什么,一般是两个人去;私是休假的时候(或半天或整天)到那里办点私事,如发信、买点零碎用物之类,可以独来独往,但以结伴时为多。办私事,除了出入商店的自由之外,还可以兼享游历的自由。就是用于推车拉物,路上也可以望远看近,谈几句闲话,得有如住牢房放风片时之乐。所以住干校近两年,如果鸡蛋里挑骨头,一定要说也有一点点乐的成分,那就只能抬出黄泥铺,恭而维之。但恭维,举事例也难。只是一条不长的街,两旁的房子平常而近于破。商店不多,店内货物贫乏;尤其所谓“饭店”(像是只有一家),饭菜贫乏之外还要加上劣,所以也就没尝过。街北端有厕所,邻近两个,以柴草为墙,门外不标男女,有一次,我不得不入内,出来,不远处有个中年妇女,告诉我走错了,态度温和,未疑为流氓,学习灶王老爷,“上天言好事”,恭维黄泥铺,不当忘了这一件,——也许竟举不出第二件。不过仍可以因事见理,是大苦也不无优点,此优点为,连小苦也成为值得欢迎的。
  最后说说与人关系更近的一种地貌,平民的住房。都是“黄土筑墙茅盖屋”,条件不能钢筋水泥,只好这样,不奇怪;奇怪的是窗过小,只是方一尺多的小方洞。室内自然无光,妇女做针线活都是坐在门外。何以要这样呢?没问过当地人,所以至今还是不明白。位焕霞录入


《流年碎影》 劳动种种(1)


  上干校,名义是学习,目的是改造思想。办法主要是劳动,外加一些读红书;对其中的一些人,读红书之外还要加一些批判或批斗。接受批判或批斗,非自愿也;根据好逸恶劳的人性论,轻如斯文扫地,重如上山采石,亦非自愿也。这就引来一个问题,用这样的办法,能够收到改造思想的实效吗?思想,目不能见,手不能触,泛论,说能,说不能,都难于举出确凿的证据。求确凿,只能缩小范围,不管他人,只问自己。我问过自己,答案是两个:一轻,是只能改造语言,即作伪,“说”好听的;一重,是受压,心不能服,思想更加转不过来。深说,还不只转不过来。恕我也来一次个人迷信,昔年不自菲薄,念了些方法论(包括知识论和逻辑)方面的书,深知分辨实虚、对错、是非、好坏等,并不像设想的那样容易。而想自己能活,别人也能活,又离不开对错、是非等的分辨,怎么办?办法是既尊重自己的理性,又尊重别人的理性;一时不能取得一致,知方面可以存疑,行方面可以从多数。总的精神是理性至上,表现为思想活动是自由加容忍。改造思想的办法则正好相反,是对错、是非等由至上的一个人定,推测其下的千千万万人都未能“正确”,所以要改造。且不管人有没有能力扔掉自己的理性,吸收一种非己心之所生的,单说求对错、是非之类,走这种定于一尊的路,一,得真或近真的对错和是非,可能吗?二,有没有错误的危险?理和事都可以证明,是很难求得对和是,却非常容易错。因此我有时想,如果世间有改造思想的存身之地,并且有需要改造思想的情境,首先需要改造思想的正是强迫别人改造思想的人。显然,这只是空想,因为强迫改造与接受改造的分别,其来源是权和力的有无,在这种地方,无理可讲,你无权无力,就只能听命,接受改造。
  我之南行入干校,情况正是这样,讲理,我不信别人有改造我的思想的权利,甚至资格;但事实是不许讲理,如何做由权和力决定,我无权和力,就只能沉默,俯首接受改造。严格说,接受的不是改造,是命令,即让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呢?主要是劳动。说起劳动,想再妄言几句。用劳动办法以求改造思想,就我的孤陋寡闻所知,是“日光之下”的新事。早的儒家,对己,说“学而时习之”,对人,说“教之”,推想仍是以读书为主。次早的佛家,态度就更加明朗,如天台宗,修止观,禅宗,参话头,都要静,一般是坐在蒲团上想,不是斯文扫地或上山采石。干校不用古法,自创新法,我颇疑乃受启发于某洋鬼子(惜我忘其名),记得他曾说:“求人从速屈服,与其给他幸福,无宁给他痛苦。”长时期以来我们的堂上一呼,堂下百诺,这诺,有多少是从改造思想的成效来,有多少是从“给他痛苦”的成效来,自然只有天知道,但想想,只求个不完全糊里糊涂,总是应该的吧?
  显然,这是后话,至于在当时,就只能看脸色,听命令,以求保持这“天命之谓性”,能活下去。命令是干这个干那个,即多种劳动。以下先泛论劳动。几百人,到这略优于不毛之地的处所来,小事,要吃,要住,要活动,大事,要实现“小楼连苑”,亩产万斤,人人脑筋变红,住在《阿弥陀经》式的极乐世界,这样的幻想,当然就不得不动手动脚,即所谓建设。建设就不能不劳动,还要大规模的,如斯文扫地之类就排不上号。正面说,劳动可分为三大类,基建、农业和后勤。基建,即建筑砖墙瓦顶的住房(包括猪的住房),以及挖沟渠、修路等都是。农业,原有些葡萄园,要扩大,品种兼南北,如既种冬小麦,又种水稻。后勤更杂,吃的用的,都要运来,以及生米做成熟饭之类皆是也。种类杂,劳动就不能不多而且重,以下择与自己有关的说说。两种写法。一种最理想,用旧语说是流水账式,用新语说是录像式,称为最理想,是因为其成就会超过小说家描画的《黑奴吁天录》。但任何理想都会有不实际的一面,这样的流水账,即使没有“疏而不漏”的困难,写成,必没有人有耐心看。所以只能用第二种写法,触及一点点在心中有较明晰影像的。
  影像最明晰的是“重”劳动,有的重到几乎非己力之所能及,不得不尽全力挣扎,结果就带来大苦。这一大宗是参加基建,充当小工。当小工,推想原因是一,自己没有砌墙之类的技术;二,工有高低,自己是下等人,只能干伺候大工的活。但小和低与活的轻重没有必然联系,正面说,小工的活,如挖地基、夯地、和泥和灰、运砖瓦等,都是很重的,重就带来苦。还有心情的不以为然,是推想,甚至确知,近观,必不能“小楼连苑”(因质量不佳),远看,有南口的花果山幻想为前车,也许不很久就降了温,都扔掉(幸或不幸而言中,至多维持三四年吧,都扔了),不以为然要装作以为然,也带来一些苦。基建之外,重劳动还很多,只说两种。一种是初夏的收麦,记得三时起床,劳动至六时吃早饭,管饱,有一天曾计数,是未费力就吃了九两(粮票)。再一种是乘卡车往大红山,先采后装运建筑用的石块。登山,找、凿、集近于立方的石块,不容易;有的块头大,五六十斤以上,搬到车上也不容易。这个采石运石的劳动,我参加的次数不少,受的苦自然也不少,现在回顾还不免于有些后怕。
  有些活同样重或稍轻,可是脏,受命去干,还会有劳之外的苦。举两种为例。一种是长时间的,积肥。记得干过不少天,是把猪圈里混合尿的粪先淘到圈外,然后抬到另外的地方。抬要两个人,另一个经常是吴伯箫。吴是由延安经过东北来的文人干部,到出版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领导语文室的工作,是我的上司;已经印过文集,记得所写《记一辆纺车》还入了语文课本。他位高,并有名,可是干校的熔炉有优越性,优越性之一是有的地方真消灭了阶级,即如他和我到积肥之场就平了等。他身体不坏,且有飞将军身先士卒的精神,淘,抬,都抢先干。我们还忙里偷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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