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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试论人生（2）
这一放，差不多经历了三年，查日记，是1991年4月7日、8日，这本多年想写的书才可以说是正式动手写。7日的日记说：“看已写成之顺生论第一分天心部分十二篇。”8日的日记说：
“写顺生论社会部分第一篇《群体》，两千余字，一日完。”校完旧的，继续写新的，可见真是如先进人物所常喊，“下定决心”了。何以会由劲头儿不大变为下定决心？想了想原因，或者可以说是三面夹攻吧。第一个方面是大环境的改革开放向广处深处发展，虽无明文规定，事实却表现为，对于个人私见，已经不再是一律用权势压，而是变为含有不很少的容忍成分。第二个方面是有一些相知，觉得我的这方面的所知来于多年的读与思，至少有参考价值，不写，余年无几，一旦晏“步”（因无“驾”），随着遗体火化，未免可惜，我听了，一阵忘其所以，觉得也有些道理。第三个方面是自己被改革开放之风吹时间长了，心里乐观的成分增加，有时甚至想，也许能问世，就是暂不能，写成总比没有好，还是立即动笔吧。之后就真的动了笔。可是速度不快，主要是杂事多，不能连续拿笔，以社会部分的开头为例，第二个题目“组织”，是写完“群体”之后一周才动笔的。就这样走走停停，社会部分和己身部分，共题目四十有八，将近二十万字，费时一年零一个月，即到1992年5月，写完了。
关于写的过程中的甘苦，像是也有值得说说的。人生，在有生的人的身边，想离也离不开，可是想抓住它，并进一步说说，它就轻则表现为千头万绪，重则表现为恍兮惚兮，而写，就必须使千头万绪变为有头有绪，恍兮惚兮变为有物有象。这不容易，所以就成为苦。还有一苦，来于有些意思不好直言，因为自知不合时宜。不能入时，理论上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修改意思，使之入时；另一条路是意思保留原样，据实陈述，不管入时不入时。移到实际，则两条路都难通，因为，放弃原意，写就没有必要；想什么就说什么，以老子骑牛西行为喻，过关就困难了。要在两难的夹缝中挤出一条路。幸而我们的祖先早已有从夹缝中挤过来的经历，并且想出妙法，是换个不刺耳的说法。如当权的老太太不愿意听“死”字，可以改为说“山陵崩”；李三郎玩女人误正事，直说唐朝君主不合适，可以改为说“汉皇重色思倾国”。吃祖先也是祖先所传，我何乐而不为呢，于是照方吃药，用“换个不刺耳的说法”之法写我的意见。也举例以明之。有小换，如“政治”，多年来喊政治挂帅、政治第一、突出政治等等，直说，过于敏感，就到《礼记·大学》篇那里去乞讨，拿来“治国平天下”，简化为“治平之道”，听，不刺耳了，看，不刺目了。还有大换，这要多说几句。比如讲治平，我不赞成完全信任英明，小民早请示、晚汇报以等待幸福的办法，理由可以凑一大车，可是直说，就难于不触及一个人说了算的制度和实况，这必不合时宜，而又不能不说，不得已，只好仍是到古人那里去乞讨，而就从孔、孟那里讨来个“王道”，从多方面论证那种幻想不可通，时不同，理则一，我自己认为也可以算是说明白了。但终是心中有苦，表现于字面就成为不明朗。这里提一下，希望能够得到大度君子的体谅。
为不刺耳绕大弯子，目的很明显，是能够刊印问世。还真就有人找上门，说愿意接受出版。那是熟主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已经印了我四本。但是这一本，我不骗主顾，告诉他们，内容与谈闲话、谈禅不同，让他们先拿去看看，印不印以后再说。拿去，看了，果然有老成持重的表示迟疑。我听到反映，立刻把书稿要回来，交给打过招呼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他们看了，大概认为，关于人生之道，无妨各言其所信吧，没提什么疑问，印了，于1994年年初出了书。
一本多年想写而没有信心能出版的书得问世，我当然很高兴。因为高兴，想再说几句兴之所至的话。还是说治平之道，专就其中的思而言说，处理的态度，有对立的两条路：一条，只许至上一个人思，二个人言，其他千千万万人只能信受奉行；另一条路，人人可以思，并言己之所信，不知道别人怎样想，我是坚信后一条路好，因为消极方面，可以减少铸成大错的危险，积极方面，必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发荣滋长。至此，无妨再说一句大话，是回顾平生，我写《顺生论》以及一些有些人看到未必愉快的文章，费力，心苦，所为何来？也只是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未能忘情而已。
《流年碎影》 予岂好辩哉（1）
昔日之有大志者，常以希圣希贤自勉，我无志，或无大志，一贯甘居下游（非下流也），至多是中游，也知道圣贤多有值得效法之处，可是自知天机过浅（庄子语），不敢希。但是，也是圣贤所说，“懦夫有立志”（《孟子·万章上》），我想也无妨立“一”次志，不能大举，只是拉一句话为文题，以表示我虽然不能上游，有时坐井，还是忍不住往上望望的。接着说这一句话，来于《孟子·滕文公下》篇，为了省自己的口舌，多抄几句：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禹，周公，孔子）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抄了，还要断章取义，断是舍去“承三圣”之类的高攀话，然后就可以取，干脆变为直说自己的，是有时有所见，有所闻，颇不以为然，就禁不住拿起笔，发点牢骚。
这是说，近些年，我率尔操觚，有时也写些议论性质的，包括零零碎碎，一般称为杂感的。写这类性质的文章，有因缘，而且不少。可以分为内外两类，以远交近攻为序，先说外。首先是大环境，上一篇也曾言及，已经由一言堂变为适度的容忍，如果没有这样的变，歌颂，还担心不得体，祸从天上来，况看到什么，觉得不顺眼，发点牢骚乎？大环境之下有小环境，或说机遇吧，这所谓机遇是指牢骚形诸文字，爬上报刊版面的机会，没有这样的机会，有牢骚，写在稿纸上，也就只能在案头卧着。而说起这机会，就不能不话长。是1986年晚期我的拙作《负暄琐话》出版之后，谷林先生在《读书》（1987年6月号）发表一篇评介文章，因为我在小引中说到“逝者如斯”，他就根据《赤壁赋》顺流而下，标题为《而未尝往也》，说了些奖掖的话。好话多说惊动了特级书迷赵丽雅（其时任《读书》编辑），到书店书摊去求，不得，为得虎子，急着入虎穴，写信给负责出版此书的孙秉德，居然讨来一本，还想臭豆腐浮面加一两滴麻油，写信问我，能不能给签个名。字恭整清秀，有筋骨，署名“赵永晖”。我受宠若惊，立即复信，表示理当遵命。记得是1987年10月19日，她来了，我见到，一惊，进出第一句话，竟是“原来你是女的！”此后我们交往很多，相互理解日深，她帮助我也很多，我难以为报，只是在笔锋撒野之际，说她“就是今代的柳如是”，以表示钦慕，可是接着还说了二句感到美中不足的话，是“脚太大”。一野马跑得太远了，赶紧改为言归正传，是借了她的光，我的不三不四的文章进了《读书》。且夫《读书》，以商店为喻，马聚源（头上）、内联升（脚下）之类老而正经之字号也，我的拙文能够登上其货架，于是有些惯于耳食的读者以及编辑大人就以为文真就可传，写文之人呢，随着也就增加了身价。商业意识，身价增必引来（由利己的角度看）善果，表现为两种场面：我写，送货上门，很少吃闭门羹；我不写，或来信，甚至来人，表示版面留有空地，恭候我去填充云云。
再说因缘之属于内（触景生情，景属于外，为方便，合并在这里说）的，即应该由自己负责的种种。也排个次序，由有的人听到就皱眉的人性论说起。我上不能投靠《诗》三百，“不识不知，顺帝（天帝）之则”，中不能投靠《庄子》，知道“知道（“朝闻道”之道）易，勿言难”，而不能勉为其难，勿言，除非置身于伟大的祸从口出时代，为保命，装作“口不能道辞”。其次是治学的经历，这已经说过多少次，是曾经面对人生，如相看佳人，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看看，看就有所见，而有见一滑，就难免变为有意见。再其次是，对于有些现象，虽然嘴里常常表现为绝了望，而深追到心，则仍是希望坏的能够变好，好的变为更好。这有更深的根源，是对于自己出于其中的人群（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不能不爱。爱是总纲，其下有目，或表现为不满，或表现为憎恨，甚至表现为咒骂，而究其本意，不过是恨铁不成钢而已。
以下说说恨铁不成钢的具体情况，以证真有所谓“予不得已也”的心境，所以才写了些议论性质的文章。情况和心境都多而杂，大题，只能用举例之法小做。想分为三类，一类是关于知见的，另一类是关于时风的，还有一类是关于权与利的。先说第一类，是我看到一些现象，感到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表面看有文化，实际却所知甚少，以致在许多大关节上表现为愚昧，心里就不能安然，不平则鸣，也就写了些板着面孔近于说教的。举其中的两篇为例。一篇是《何须蜀道问君平》，反对迷信《易经》、迷信占卜等等的。《易经》（指卦爻辞，不包括十翼）是三四千年前周民族中专业占卦的人的工作手册，我们生于牛顿、爱因斯坦等人之后，不通因果规律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