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三四千年前周民族中专业占卦的人的工作手册，我们生于牛顿、爱因斯坦等人之后，不通因果规律方面的知识，也不知道学因果规律方面的知识，而把几千年前占卦的人的手册供在案头，想从“见龙在天”“亢龙有悔”一类模糊语言中推出明天会不会降雨，明年会不会发，如此愚昧，也太可怜了。另一篇是《月是异邦明》，反对歌颂清官的。官，清当然比赃好，何以不赞成歌颂？是因为，那是不民主、非法治的专制制度之下的产物，小民不能做主，平安和幸福毫无保障，万不得已，才希望头上有个略有良心、大致能够维持公道的父母官。所以幸而遇见一个，歌颂，就等于默认专制制度为合理，官不清，就仍低头忍，也是太可怜了。人，愚昧，可怜，可怜过多就成为可怕。可是，我们睁眼看看，侧耳听听，迷信占卜，歌颂清官，仍是随处可见，想到情势也许竟是每况愈下，“帝力之大，如吾力之为微”，在稿纸或版面上叫喊几句又有什么用呢？“予不得已也”也是颇为可怜的。
再说另一类，有关时风的。这是指近年来大为流行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要略加解释。无论由人生之道还是由治平之道方面看，都得承认富比贫好，乐比苦好。时风的拜金主义不是泛泛的富比贫好，而是钱至上；享乐主义也不是泛泛的乐比苦好，而是用全力追求肉体（假定可以把生活分为精神和肉体各半）欲望的满足。两种主义混合，成为引导人舍命扑向前的荣誉观念，就是：什么最光彩？有钱；有钱应该怎么花？享乐。衡量价值（一切人的和事的）的标准，不管在各种冠冕的地方怎么说，事实上成为单一的，怀揣十万，比一万的价值高十倍，百万的高百倍，千万的高千倍，其余可以类推。而钱，靠男耕女织，是不容易积少为多的，因而就不得不开辟新路。花样繁多，以力的自小而大排次序，欺骗（包括制造各种伪劣，用广告夸大，甚至无中生有）是一条路；力加大，成为偷盗一条路；再加大，成为抢劫一条路；更加大，就升了天，成为卖权一条路。总括而言之就成为，至少是已经有为数不少的人，“无所不为”。这情况的危险，两千多年前的孟老夫子早已看到，那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我，说句不自馁的话，看到，感到痛心，所以有时忍不住，就也写一些，挤入有些报刊的角落里。自知必无用，而仍拿笔，也是出于“不得已也”。
《流年碎影》 予岂好辩哉（2）
再说最后一类，有关权与利的。古人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推想都是想到权，不敢碰，才这样吞吞吐吐，表明谦退谨慎的态度的。余何人哉，而想于古人之外，另辟蹊径吗？曰不敢。可是有时，有些现象，你不想看而送入目，你不想听而送入耳，如全国一年用公款吃喝超过千亿，而许多小学教师领不到工资，不少比七品芝麻官小好多的人物，因为权太大，说了算，一贪就是百八十万，屡禁不止之类，也实在使人烦心，情动于中，不形于言感到憋得慌，也就写些零零碎碎的，发表了。有的力争上游的人物也许感到不满，因而说：“你说比七品小好多，七品以上，甚至红顶花翎的，你还敢说吗？”曰，我昔年读《诗》，由《大雅》中讨来个护身符，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后长佩于身，就真见了奇效，是至今还健在，并能啃烤白薯，受益，效古人一饭之恩不敢忘，也就不想也来个改革开放，指大户之名、道大户之姓了。
但是，就算作不痛不痒吧，总是写了些可以称为发点小牢骚的文章。不是积“稿”盈尺，是积上有自己之文的报刊一大摞。书生本色，“文章是自己的好”，字数能够充满本本，就愿意编排一下，然后进谒有些面善的有出书之权的编辑大人，作揖打拱，以求能够点头，或拍板，然后是经过不少曲折，终于得与读者见面。改为务实说，是把散见于报刊上的单篇文章，可以称为议论的，可以称为杂感的，以及述说点私见，可以勉强算作杂感的，都找出来，由徐秀珊女士协助，分作两堆：内容分量较重和（或“或”）篇幅较长的入第一堆，反之入第二堆。两堆中都可以找出几篇“代表作”（恕我自吹自擂），第一堆的可以称为议论，即称全堆为《横（读去声）议集》（语出《孟子》“处士横议”）；第二堆的可以称为杂感，即标全堆为《说梦楼谈屑》，屑者，鸡毛蒜皮之类也。找出版社，没有费大力，《横议集》给经济管理出版社，于1995年年底出版；《说梦楼谈屑》给北京出版社，于1996年年初出版。书，出了，总会有人看，看后会有什么感觉呢？不知道；至于我自己，稍可自慰的只是没有走西方某哲学家的路，比歌颂更上一层楼，承认“凡是实然的都是应然的”而已。
《流年碎影》 自知乎？自信乎？
写这样一个题目，是想说说，到90年代中期，我未能行庄子所说，“佚我以老”之道，仍于吃喝拉撒睡之余，拿笔，或写或编，而所写所编之中，竟出现这样两种：《张中行自述文录》和《流年碎影》。前者是所编，包括上下两卷，上卷《写真集》，收自己直接写自己思想的；下卷《留梦集》，收自己直接写自己感情的。后者是所写，用大话说是自传性质，用中话说是回想录性质，且不管大小，总之是述说自己的经历。写真，留梦，经历，都没有离开表白自己，何以如此不自量？说来又不能不话长。由泛论起。且夫人，几乎是百分之百，自知最难，自信最容易。举古的非常之人，唱别姬的楚霸王，垓下被围，四面皆楚歌，“自度不能脱”，还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这是过于自信。举今的非非常之人，志于学与而立之间的，领其带而不自以为才子，高其跟而不自以为佳人，盖有之矣，吾未之见也。这是过于不自知。我同样是常人，也就同样必患有过于不自知、过于自信的遗传病或流行病，有病，要治疗，哪里去找特效药呢？想用自我招供之法试试，招供，可以夹说一点点“我无罪”，但主要还是如大革命中之面对至上，说“我有罪”，自己承认有罪，就可以只留自知、赶走自信了吧？我希望能够这样。
再说非泛泛的。80年代，我写了些文章，并编印了一些书，文，不管上报刊还是入书本，总会入有些人之目，而人，比喻为出前门，有的奔往珠宝市的花汉冲，买香粉，有的奔往厂东门的王致和，买臭豆腐，这就可见，积字成篇，香也罢，臭也罢，总会有人喊几声好，变为指实说，是我的不三不四之文，不只换来稿酬，还间或传来写得不坏的声音。其间或其后，还出现火上加油的情况，是90年代初期，先来信，接着来人，我交了个很年轻的朋友靳飞，此人的活动能力与年龄成反比，而且惯于起哄，特别喜爱为他赏识的人吹牛。如王宝钏之掷彩球，砸在我头上，之后他见熟人，吹，熟人有不少是编报刊的，于是场地扩大到版面，仍是吹，熟人还有些是在电台或电视台上班的，于是场地更扩大，到电的什么，仍是吹。夫吹，亦如流行歌曲，有传染力，于是有些不姓靳的，也就随着飞，耍笔杆的，写印象记，拿剪刀糨糊的，登印象记，真是热闹得不亦乐乎。我是当事者，常常见到这类吹文，有什么感想呢？语云，官不打送礼的，何况我是小民，当然要感激盛情，但感激完了，就忍不住要说几句，总而言之吧，都是吃过糖瓜的灶王老爷一路，好话说得太多，多就难免言过其实。实是什么情况？我自省之后还是认为，文，尤其为人，纵使不是毫无足取，也是缺点决不比优点少。别人有兴趣，写我，我欢迎，至少是尊重他（或她）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但总是希望能够实事求是，也不少写缺点。这，像是没什么困难吧？其实不然，也许为写印象必好好好的时风（甚至文律）所囿，是时间拉长，见的篇数增多，还是没有优缺点平分天下的。不得已，想变守株待兔之法为缘木求鱼，不久前《写真集》编完，应该由编者范锦荣女士写编后记，我以为她对我有较多而且深的了解，就希望她借此良机，一反常例，多写缺点，至少是兼写缺点。郑重地向她提出此要求，想不到她未加思索就回了一句：“我不写。”最后的一点希望破灭，就更坚定了我编印自述文录的决心，其意若曰：别人写，意在成人之美，就不免失实，至少是片面，既然还有人愿意了解我的本相，那就还是由我自己招供吧。
先说这自述文录上下卷，成书问世是经过一些曲折的。是1993年或1994年吧，有一次同范锦荣女士闲谈，曾说到这个设想，只是一本，收写心的，或交处于娘家地位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希望由她选编。她同意，可是我们都忙，说过就置之脑后了。这回记得清，是1994年中期，一阵深情动于中，就由徐秀珊女士协助，把言情的一些篇集到一起，标名《留梦集》，送给一个熟人出版。名留梦，可见其中都是我视为梦的，即我的生活的情的一面。“人心惟危”，不简单，即以我而言，就还有“理”（或说思）的一面。是1995年的年尾，忽而灵机一动，由偏而想到全，很快就决定编自述文录，上卷收自己写自己思想的，由范锦荣女士负责；下卷收自己写自己感情的，利用已成书的《留梦集》，略调整补充，仍由徐秀珊女士负责。全书于1996年夏日编成，交作家出版社排印，问世恐怕要在1997年了。
推想必有或曰，写自己之文出版，多到两卷，非露才扬己而何？我的想法，这要看从什么角度看。用街头巷尾的名利的眼睛看，可以说确是有这样的一面，因为涂抹能够印成本本，就既可以拿稿酬，又可以作为评高级职称的资本。此外，说不定还可以混一顶作家的帽子。至于退入自己的蜗居，尤其月暗星明之夜，面对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