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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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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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中念般若波罗蜜多而心里想的却是“香囊暗解,罗带轻分”,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波罗夷”(不共住,即赶出去)法的制裁。佛门,罚是不共住,今则变为共住,亦可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了,如何对应?曰,吃谁就听谁的。不确知是什么原因,到昌平参加麦收劳动?阶级斗争暂时休息一会儿?记得共住了一个多月,主管者宣布:“回家去睡吧。”
  用京剧排戏码之法,大轴最后上场,这是进行清队之后,我多次被迫回忆旧事。前面曾言及,我三十岁左右患贫血病,记忆力大损,头脑里的旧事迷离恍惚,而询问则要求丁是丁,卯是卯,回答就成为大难。这所答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自己的,是一再写自传,谁要就交给谁;另一类是写关于别人的,名为材料,交给来外调的。先说自传,解放初期已经写过很详细的,而且经过调查核实。自己扪心自问,所愧者也只是不能如伯夷、叔齐那样清,义不食周粟。而事则很少,还是写,有什么必要呢?这当然不许问,也就只能让写就写。幸而受者未疑为有什么隐瞒,也就没有受到隔离审查的特殊待遇。但既然拿笔,就不得不用时风八股的自怨自艾之法,这就有如电视剧中的奴才,跪而面对老佛爷,一面说一面打自己嘴巴,纵使出于不得已,也够难堪的。
  更难或说最难的是应付外调。上面说过,依时风,除极个别的人以外,人都成为坏人。调查坏人往事,当然就要追寻那些不光彩的,甚至反的。如果没有呢?依照红卫哲学,那不可能,“既然”是坏人,怎么能不干坏事?问题是坏坏相护,甚至攻守同盟。所以要想办法,使不愿说者不得不说。办法仍是红卫兵一路,用大力压,即轻则申斥、威吓、辱骂,重则责罚(立、低头之类),以至打是也。主要是1968年和1969年,我接待的外调人物不少。情况可以总的说说。只有一次态度好的例外,是个三十岁上下的男子,来调查曹家琪的思想,不只让我坐下,问话也客客气气。这是把我看做好人。恕我多年之后,到现在才向他道歉,是答他的话都是假的。这也有原因,是我头脑陈腐,未能吸收新时代的新道德,也就没有勇气为掠取“积极”之名而卖友。绝大多数来者是照外调的剧本(闹剧或恶作剧)演戏,一间小屋,他上座,座前有桌,学裘盛戎演《秦香莲》那个气派,即非访问而为审问是也。其下当然没有座,盖低头垂手而立,身恭顺而心战栗,设想才不敢不说实话。发问也几乎是千篇一律,是被调查的人问题如何严重,“你们关系密切”,要坦白,以免罪上加罪云云。问答之间,仍如演戏,还要夹些拍桌子之类。最后言归正传,是要写材料,从速交。演戏,还欣赏过一次大型的。是调查某名人,总是因为“你们关系曾很密切”,场面就成为非一般。小屋变为大屋,气派超过《玉堂春》,那是三个桌,这里扩大为四个。十足的开庭审案的局势,我走入就成为被捕去受审。威吓,拍桌子,辱骂,都加了码。我有些怕,因为不知道来头有多大,甚至担心会被带走。事后才知道,不过是打派仗,希望演一场《四堂会审》,从我这里捞几颗子弹。这使我有时不免于慨叹,像这类事,几个人来自街头巷尾,对另外的人竟可以行使法院的审问之权,我们置身于其中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世界!


《流年碎影》 斯文扫地及其他(2)


  但是仍要谢天谢地,就是那次超过《玉堂春》的表演,也还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即未开打。此外还有得意,颇想说说的。总述是无论如何受压,精神没有失常。因为精神正常,立在堂下答,回到屋里写,就都没有放弃久存于心里的“德”和“理”。如上面说的不卖友,编造假话,就是德做主的一例。其实这一例乃来自一种立身处世的通则,是不只损人不利己,不损人,就是损人可以利己,也不损人。与利和损无关的事,就据己力所能记忆,说实况,无论怎样威吓,不加码。还有两次答话,自认为立于下而理占了上风的,学至上者,也来一次个人迷信,一字不减地记在这里。一次,问:“你说他没加入国民党,你敢担保他绝没加入吗?”答:“不是不敢,是那样说不合事理。我们并未终生在一起,我只能说,就我之所知,他没加入过。”又一次,问:“加入国民党,他自己都承认了,你为什么还不说?”答:“他自己承认了,你还跑这么远找我做什么!”可见装腔弄势并不能遮掩不学无术,苦中作乐,可发一笑也。
  写到此,回头看看,真是文无定法,竟由扫地说到发笑。还是改为说点严肃的吧,是斯文扫地之后近三十年,狂热变为清醒,我们已经领悟,迫切需要的不是神化某一人,群众在下山呼万岁,而是“精神文明建设”。这种建设,求成,要具备许多条件,其中一个主要的是“人”能够变野蛮为文明。一个文明人也要具备许多条件,单说人与人之间,要能够互相尊重,或更强调自己尊重,换个说法是都把人当做人看。斯文扫地,以及左手拿着望远镜,右手拿着显微镜,披星戴月,跋山涉水,背后搜寻人的劣迹,是不把人当人看。批斗,喷气式,以至打、杀,当然更是这样。不把人当人看,短期的结果是有耻,长期的结果是无耻(要活,只能如此舍)。人而至于无耻,物质文明尚且难保,况精神文明乎!所以有斯文扫地一类事,如果我们不健忘或未装作健忘,就应该先恢复有耻,然后是因有此类事而真感到羞耻。


《流年碎影》 且说有罪


  由1968年初起斯文扫地,不久又加上各种劳动。这样持续约半年,又来了新花样,曰“请罪”。办法是由无罪的一人监督,上班之后和下班之前,有罪之人,总有二三十吧,齐集大门以内,列为两三个队,面北,低头,弯腰,各自背诵自己的请罪辞。辞如旧时代之制艺,格式和字数都有限制。限制字数,是因为要求同时起,大致同时止。格式比制艺文还严格,如“破题”部分要异口同声,都是“我有罪,我有罪”。以下八比部分当然不能不百花齐放,因为罪不同,表达为内容服务,作,就可以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末尾大结部分又有变化,是可以异辞,意思却要大致相同,都是十恶不赦,希望还能得救云云。
  显然,这请罪,开始之前就送来两种困难,完稿和背诵。可以想见,大难是八比部分,实事求是,监督者将斥为轻描淡写,不服罪;夸大呢,自己为自己加码,心也不能安适。一再斟酌,成篇,呈上,幸而批准,还要念熟,以免上场忘了辞,罪上加罪。然后是挑帘出场,虽然早已彻悟,演这样的(恶作)剧,是因为有不少人以别人受苦为乐(恕我在这里插说一句,这才是值得痛哭流涕的民族悲剧),对应之道只能是,以受辱为无所谓;但那是“理”,至于“情”,尤其门里门外,有不少人围观的时候,努力,也终于不能如《庄子·天道》篇所说:“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自己也这样叫)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还要加一个“尤其”,是推想,听了集体的“我有罪,我有罪”之后,监督的人常常兴犹未尽,就由队里叫出一个,走到队之前,低头,弯腰,单独请罪,这样,连罪友也成为围观者,想做到“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就更难了。
  语云,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样的请罪恶作剧,竟持续了半年出头,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宣布停止。记不清是不是有人说过,就是不可意的事,只要过去时间长了,也像是很值得怀念。如果所谓怀念不包括希望重来,这种高见也可以适用于请罪。且说事后我就曾想,这样的表演也如天之生材,各有其用。请罪的大用是能够最有成效且最快地训练“无耻”。何以说这也是大用?古语有云,“士可杀,不可辱”,如50年代初,我的一些熟人,自负为士,想不到闭门家中坐,辱从天上来,不能无耻,就三尺白绫,过早地见了上帝。或曰,生而为人,终于不得不见上帝,早晚又有什么关系?我想,这曰的“或”是有说风凉话的瘾,至于风凉话说完,比如不幸而得了病,奔赴医院,是比任何人也不落后的。所以诛心之论,他还是更信奉“天地之大德曰生”。既从《吕氏春秋》,“贵生”矣,如我,由士下降为臭老九,进过无耻训练班,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到干校接受改造,曾不只一次被批斗,就显示了能适应的优越性,是批斗之时,可以“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批斗之后,吃王福海师傅做的红烧鱼,甚至比平时更加香甜。至此,就真可以大喊一声,“请罪万岁”了吧?因为曾有喊万岁之心,有时回顾其时的匆匆放过,未能谨守而勿失,就不免感到遗憾。所憾还可以成双。一是未能请个好事者,手持照相机,咔嚓一声,为我留个宝贵之影。如果能留下,今日陈之案头,对照“吾日三省吾身”,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不足,更深入地看到三毒(贪、瞋、痴,为一切烦恼之根本)。还有二,是这篇《请罪辞》乃一生涂涂抹抹,用力最多,自信也成就最大的作品,而竟没有留下底稿或文本。如果留下,有机会印文集,使之压卷,推想世间物以稀为贵,一定有不少读者会反复吟诵,一唱三叹吧。
  想留照片,想留文稿,亦贪也,不好;要改弦更张,谈点平心静气的。文不可离题,又人贵在能自知,所以想先触及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我究竟有罪无罪。似乎可以痛痛快快答,可是昔年由英国薛知微教授那里学来的分析法闯进来作祟,我不得不面对一个更靠前更为根本的问题,何谓“罪”?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再扯远些,由罪和“过”的分别谈起。为简明,宜于取其大略,因为如果加细追究,罪和过就会靠近,甚至合伙。比如《周礼·秋官·大司寇》里就有这样的话,“凡万民之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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