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如果加细追究，罪和过就会靠近，甚至合伙。比如《周礼·秋官·大司寇》里就有这样的话，“凡万民之有罪过”，这是罪和过合了伙。又如帝王有时自己也承认有过或后人说他有过，这过可能是错杀了若干人，就成为过越了境。我们这里只取一般用法，如《孟子·公孙丑上》所说，“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不告不知道，知道之后还高兴（改则可不再有），可见是不严重的。不严重，还来于一种心理的情况，是一般说，非出于有意。不是故意干坏事，做了，如果牵涉到别人，危害轻微，所以，也是一般说，刑法就不管。像这样的过，我有没有呢？可以斩钉截铁答，不只有，而且很多。那么，退一步，能不能希子路之贤，闻，或自己发现，就勇于改，做到“寡其过”呢？像是也做不到。“欲寡其过而未能”，有原因，是庄子说的“天机浅”加后天的修养差。天机，人力无可奈何，修养呢，“今老矣，无能为也已”，总之是自己确知为“朽木不可雕也”。但生而为人，反个人迷信至于极端也不好吧？那就从众，也吹一下，是还有一点点“自己确知”的自知之明。
过说完，转为说罪。问人有罪无罪，就不能不想到基督教的“原罪”（与生俱来的罪）。因为相信生来就有罪，所以有涯之生的头等大事是赎罪，盖棺论定前还要忏悔，求宽恕，以便能够到上帝旁边安坐。这个想法不坏，正如佛门的净土宗，由于多宣“南无阿弥陀佛”佛号，死后可以往生净土，也是想得不坏，因为与我们无信而只有知，知人死如灯灭，相比，显然就像是有奔头。不过有没有奔头是一回事，事物的真相如何是另一回事。佛家相信人生下来就有苦，由常人看，缺点在片面，以常人的生活为证，男本位，有大志者想娶个天仙，有小志者想尝一次大虾，他们是在求乐，多人求，可见人生的旅途中也有乐。相信人生来就有罪就不然，缺点是无根。因为我们可以问，罪，无论缘情还是缘法，都承认是严重的错误行为致成的，尚不能“行为”之时就有罪，这罪只能是外力（上帝？）加诸身的，如果竟是这样，这罪应该还与外力，或竟是应该由上帝负责吧？
以下可以撇开宗教，谈常识的所谓罪。可以看看流氓出身的刘邦是怎么理解的，《史记·高祖本纪》：
汉元年十月……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可以称为罪的行为举了三种，杀人，伤人，偷盗，都是使别人受到损害，应该受到惩罚的。与现在的繁杂的法条相比，过于简单，但精神不错。我们无妨笺而疏之，说构成犯罪，要具备以下一些条件。一是出于有意，如医疗事故，不是出于有意，就要看情况另说。二是使别人受到比较严重的损害。这个条件隐藏的问题不少。如自杀，已遂是杀人，未遂是伤人，可是受损害的不是别人，是自己，怎么处理？又如偷盗，已下手，可是未能得到什么财物，如何处理？三是如果有刑法，应该是刑法上明白规定算犯罪的。这是防备扩大化，以致民无所措手足。四是受惩罚者用群体的眼看，也承认他或她的行为是犯罪，因而对簿公堂，辩论，理由只是没干这样的事，而不是干这样的事不该受罚。五是所谓受损害，范围不扩大到“人”以外。列此为一个条件，是因为有的宗教，如佛教，是把杀生（诸有情之生）看做犯戒的，犯戒是不是等于犯罪？还会带来这以外的问题，比如杀死国家明令保护的动物算犯罪，就是扩大到人以外。所以在这种地方，也就只好睁一眼闭一眼，睁眼，是指手中有枪，不打天鹅，闭眼，是指手中有蝇拍，可以置苍蝇于死地。至此，泛论完，可以转回来问开头就想问的大问题，是依照这样的对于罪的理解，我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当仁不让”，应该说，我无罪，因为一生所作所为，自信没有使别人受到刑法应该过问那样的损害。
可是我曾说“我有罪，我有罪”，而且时间长到超过半年，应该如何解释？又是“当仁不让”，我不得不说，依照以上对于罪的理解，是强迫人请罪的那些人有罪，因为他们使别人受到严重的损害，纵使主要是精神的。精神属于唯心论，而一滑就到了唯物论，因而很容易就联想到红卫兵的打、杀、抄、赶回老家、扫地出门等等，是不是同样算有罪？用墨子的眼看，“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算有罪；用刘邦的眼看，“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仍是算有罪。用今人的眼看呢？如果有独立且真能执行之“法”，当然应该算有罪，可惜其时只有个人崇拜的狂热而没有法，于是任何损害别人的举动就都可以逍遥法外了。其实这种情况也是自古而然，而且有个名堂，曰“刑不上大夫”，大夫尚且可以有罪而不受罚，况其上之帝王乎？也就本此荒唐之理，早如秦始皇，坑儒四百多，晚如那拉氏老佛爷，把珍妃推到井里，就可以不受“杀人者死”这条法律的管束。岂止不受管束，还可以引用个名堂，是“天下没有不是的君父”，事实是有“不是”而就成为视有若无。
“若无”不是真无，因而如“我有罪，我有罪”的请罪辞，也未尝不可以废物利用。如何利用？可以用之为引线，深入研究历代的专制暴政之性质，以及其来源或基础。研究，看清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加上有决心改恶从善，于是而将来就不再有请罪以至打、杀、抄家之事，街头巷尾所见都可以称为法治的精神文明，岂不是天大的功德哉！
《流年碎影》 刘佛谛（1）
刘佛谛原名刘旌勇，字义方，天津之西永清县人。他是我的通县师范同学，不同班，可是后来以种种机缘，关系越来越近，成为在艰苦的人生旅途中互相扶持的朋友。总是十年以前了，我写过他，也用这个题目，成篇，收入《负暄琐话》。这里又写他，非喜重复也，是因为他于1969年初寻了短见，追究责任，是文化大革命，我追记其时的旧事，不应该漏掉这一场。可是追记，就会碰到写法方面的问题，照抄，纵使是自己的，用读者的眼看也说不过去；走新路吗，经历的事新不了，也不好办。不得已，学上等人物对于自己的过失，有那一篇而装作没有，于是下笔，就可以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上通县师范，他是第十班，我是第十二班，比我早两年半，可是年岁记得长于我六七岁，他家里不穷（地主），何以未及时上学，没问过他。旧潮新潮，都承认出身会给性格打上烙印。他天资不差，可是这地主家庭的生活加于其身的烙印，我看是，不值得欢迎的不少，值得欢迎的不多。大节是好吃懒做；好吃而常常力不足，也是常常，就表现为顾前不顾后。说他天资不差，可以举两方面的情况为证。一个方面，是文，不论是文言还是白话，造诣都不坏；书法的造诣也相当高，笔画都是逆入平出，苍劲有古意。另一个方面是口才好，并有相声的本领。据说，他一个人坐在屋里可以开教务会议，学校长，学两位主任，学生物教师胡老头等，都很像。人生一世，有成就，专靠天资不成，更多的要靠功力。可是好吃懒做就放弃了功力，因而这位刘兄，至晚由中年算起，就没有什么进益。还有个也许应该算作更严重的影响，是有一点点钱，先顾吃，没有余力交学费，以致几个孩子都没念到中学毕业就失学。但这烙印还有好（或只是值得欣赏）的一面，总的说是重礼。比如他乐观，好开玩笑，对我的妻却一贯是严肃有礼，因为依旧俗，男性对于弟妇是要敬如贵宾的。这严肃的态度还表现在日常小事上，如招待他吃饭，主食为馒头，吃法是，拿一个整的，一分为二，放下一半，一半再一分为二，放下一半，直到已经成为小块块，才拈其一放在嘴里，以求避免张大口咬的不雅。求雅，还应该加说一项品德方面的，是对人厚，尤其对朋友，总是推心置腹，能够急人之所急，或者说，既能共安乐，又能共困苦。共困苦，要多考虑人，少考虑己，就他说，是主要来自天性，不是来自烙印。何以知之？是他有个胞兄刘刚甫，因他的介绍，也曾来北京教书，好吃懒做同，待人则大异，总是多考虑自己的利益，不惜损人。
还是专说佛谛兄：他身上的地主家庭的烙印还有一种，是从小就吃得胖胖的，加以体形粗大，面苍老，在学校就得了个中外合资的外号，老FAT。是40年代前期，他曾到河北省宁晋县做秘书工作，教书匠改行，不习惯，他想连名字也换一换，是我用谐音法，送他个“佛谛”的雅号。除了这一次，他都是用那个老字号“义方”，在京城内外的小学、中学的驿路上旅行。这是说，生活很少是安定的。毕业之后，不知以何因缘，他到山海关田氏中学（旧军阀田中玉创立）去教书，生活大概不坏，若干年之后，还常常提及吃驴某部位之肉的壮举。不幸是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山海关不能呆，逃来北京。其时我上北京大学，在沙滩一带住，这一带是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栖身之地，他也来这里住。我们别三四年重逢，同“穷”相怜，不久就成为围坐小火炉旁同吃炸酱面的相知。这之后的生活，我偏于静，有个可以食息的家。他不只没有家，还未能有个固定的职业。当孩子王，大多是在京城以外，现在还记得的，有塘沽、香河、顺义等地。在北京，在育英中学呆了一个时期。有时“处处不养爷”，就回老家，吃最不喜欢吃的院里自种的倭瓜。总之，生活是一贯穷困加颠簸。
解放以后，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他到石景山教职工子弟学校。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以何因由，他把家属从家乡接出来，住在鼓楼前街东方砖厂胡同路北张子成（名有为，多年教育英中学，小有书名）的平房小院的南房里。这位刘大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