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三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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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三国史- 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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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稻田”,为吕蒙所攻禽,庐江亦失守。从以上事实看,魏在与吴交界地区开办民屯是不安全的,只有令驻军兼办军屯,才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长策。司马懿后来向操建策举办军屯,当亦有鉴于此而发。 
  据《三国志》卷13《王朗传》注引《魏名臣奏》载王朗上曹丕奏曰: 
  旧时……有警而后募兵,军行而后运粮,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务营佃,不修器械,无有贮聚,一隅驰羽檄,则三面并荒扰,此亦汉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当今华夏已安,而巴蜀在划外,虽未可偃武而彛祝怕矶艘蚰曛蠓幔旒木谂┦隆@羰啃〈螅⑶诩陴#乖虺删镉诠阋埃虺尚6佑诹∑浔┽妫钠湟率场!
  王朗以上的话讲得比较具体而周到。可知到曹丕统治之初,军屯尚未大规模兴办,更谈不上有什么效果。曹丕在位只六年,且前两年满足于孙权称臣的虚荣,未能乘吴蜀交兵之际,图取渔人之利,及孙权侍子不至,始兴兵致讨。《王朗传》言曹丕于黄初三年(222年)征吴,过许昌,“大兴屯田”。辛毗等亦劝丕暂息用兵,“则充国之屯田”。丕于其在位之第六年最后一次征吴返归途中赋诗,亦有“兴农淮泗间”之句,说明曹丕时军屯已开始兴建。前已言及黄初中设置专掌军国支计的度支尚书及其下属机构,也表明了军屯已兴办的事实。只因尚在初建阶段,成效未著,故史书失载。 
  曹叡景初中(237至239年),蒋济上疏言:“二贼未诛,宿兵边陲,且耕且战,怨旷积年”。说明曹叡统治晚期,临近吴、蜀地区已开办军屯多年,致使士兵与其妻室“怨旷积年”。所以我们说:曹操时期的屯田基本为民屯,军屯顶多也是刚开始筹办。曹丕、曹叡时,民屯继续发展,但也已出现弊端,如曹丕时听任典农治生;曹叡时因兴宫室而劳民伤农。因之民屯的成效受到了影响。至于军屯,则已正式兴办,且有一定的发展。 
  至齐王芳时,民屯更形衰落,而军屯则有长足发展。司马懿是兴办军屯的主要人物。如前所述,司马懿在曹操时即建议令边防军且耕且守。司马懿不仅十分重视军粮的生产,并且善于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邓艾就是由司马懿一手培植起来的佼佼者。《三国志》卷28《邓艾传》言: 
  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使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灌,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北,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 
  正始二年,乃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晋书》卷26《食货志》在以上引文下添了一段文字: 
  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或作“泚”)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 
  关于邓艾开广漕渠的时间,由于古书记载有异,今人看法亦多不同。按邓艾受到司马懿赏识,在懿为太尉时。懿“迁太尉”在曹叡青龙三年(235年),那时司马懿的强劲对手诸葛亮虽已于前一年死去,但懿仍在长安驻防。及青龙四年,辽东军阀公孙渊叛魏,曹叡乃征懿“诣京师”,筹备率军往讨公孙渊事宜。是时曹叡“大修宫室,加之以军旅,百姓饥弊”。懿在出军前谏叡“宜假绝内务,以救时急”。至景初二年(238年),懿始率步骑四万从京师出发,往讨公孙渊。懿在京师稽留达年余,邓艾以计吏得见懿,并被懿辟为太尉掾。景初二年(238年)年底,懿自辽东归来,经过河内郡汲县时,突然接诏令火速奔还。及懿到洛,已是次年正月初,曹叡病势垂危,于是大将军曹爽与懿并受遣诏辅少帝曹芳。芳即位,爽、懿并领尚书事,估计即在是年(239年),邓艾迁为尚书郎。《晋书》卷1《宣帝纪》言懿于正始元年(240年)“节用务农”,此与《三国志》卷28《邓艾传》所言“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的记述正相符合。故邓艾可能即于是年奉命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视察,因而提出在淮河南北进行大规模分兵屯田的建议,被懿采纳,“事皆施行”。《三国志》卷28《邓艾传》言艾“正始二年,乃开广漕渠”。《晋书》卷1《宣帝纪》则言正始三年(242年)三月司马懿奏穿广漕渠,始大佃于淮北”;又言正始四年司马懿“以灭贼之要,在于积谷,乃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于颍之南北万余顷,自是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官屯兵连属焉”。按《宣帝纪》正始三年及四年的记述既重复,又头绪不清。《邓艾传》则系陈寿专门记述邓艾之事,自然较为可靠。《通鉴》采用了《邓艾传》的记述。但《宣帝纪》言邓艾在淮、颍二水修筑水利完成于正始四年的说法尚符合事实,因到正始四年晚些时候或稍后,邓艾就被调往关西参征西将军夏侯玄军事。总起来说,邓艾是于正始元年(240年)往淮南北视察,并提出了在淮南北大搞军屯的建议,正始二年乃开始修广漕渠。大致经过两年时间,至正始四年邓艾在淮颍二水修建的水利工程基本完成,往后出现了“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官屯兵连属”的盛况。由后一句可知淮南北不仅有规模庞大的军屯,而且农官管理下的民屯,也广泛存在着。 
  邓艾不仅在淮南北兴办屯田有很大功勋,他到陇右后也有突出业绩。《三国志》卷28《邓艾传》载司马炎泰始三年(267年)段灼上疏说: 
  昔姜维有断陇右之志,艾修治备守,积谷强兵,值岁凶旱,艾为区种,身被乌衣,手执耒耜,以率将士。上下相感,莫不尽力。艾持节守边,所统万数;而身不难仆虏之劳、士民之役,非执节忠勤,孰能若此。 
  邓艾不仅为军士屯田如此辛劳,他任城阳相、汝南太守时,也同样注重农事,史言他“所在荒野开辟,军民并丰”。他任兗州刺史时上言说: 
  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然农者胜之本也。……今使考绩之实,在于积粟富民,则交游之路绝,浮华之原塞矣。 
  可见邓艾不仅自身注意积粟,而且还主张把能否积粟作为考核官吏的准则。 
  在讲述邓艾兴农积粟的事迹时,也不要忘记司马懿对邓艾的支持,在《晋书》卷1《宣帝纪》的记载上,往往把邓艾在淮南北搞屯田的事说成是司马懿的功劳。司马懿是在淮南北搞军屯的决策者,邓艾是执行者。《晋书》还有类似的记载,如《晋书》卷37《宗室·安平献王孚传》: 
  安平献王孚,……宣王次弟也……出为河内典农……明帝嗣位……转为度支尚书……孚以为禽敌制胜,宜有备预。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宜预选步骑二万,以为二部,为讨贼之备。又以关中连遭贼寇,谷帛不足,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邦,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敌有备矣。 
  可是《晋书》卷1《宣帝纪》及《晋书》卷26《食货志》均言司马懿“表徙冀州农夫或农丁五千佃上邽”。究竟徙冀州农丁五千佃上邽的事是谁主办的呢?看来是度支尚书司马孚先提出建议,经太尉司马懿同意并表请明帝批准后交司马孚执行的。由于司马孚先提出具体意见,所以《司马孚传》讲得很具体而详尽;由于司马懿支持了司马孚的意见,所以史臣也归功于司马懿。古史中类似这样的记述往往而有。 
  除了淮河南北与陇右两大军屯基地以外,其他沿边地带的军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在正始年间,征南将军、都督荆豫诸军事的王昶,在新野一带“广农垦植,仓谷盈积”;征东将军、都督青、徐诸军事的胡质,也“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置东征台,且佃且守”。另外,嘉平二年(250年),镇北将军刘靖令军士千人,“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溉灌蓟南北三更种稻”。至景元三年(262年)谒者樊晨又对刘靖创建的工程加以扩修,”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灌田万有余顷”。 
  曹魏军屯生产者主要是现役正规军,他们在督将率领下,五里置一营,每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士兵与家口分离,采取什二分体制,即十分之二的士兵回去探亲,十分之八的士兵从事农耕和战守。所收粮谷全部交由度支系统的官吏保管分配。军士的衣食等生活用品从所收粮谷中拨给。士兵回家期间的稟赐常被停发。由于士兵皆为强壮劳动力,且水利灌溉条件优越,故淮南北四万人每年劳动所得除掉开支外,政府尚可得谷五百万斛,成为日后晋灭吴的重要经济基础。            
五、屯田的作用及民屯的废止     
  民屯起自曹操都许之岁(196年),至魏亡(265年)始止,前后共七十年。军屯倡于建安之末,至魏亡未止。故屯田可谓与曹魏之兴亡相始终。曹魏对屯田经营之勤,效果之显著,在历史上独具特色,至今仍为学人所重视。曹魏屯田地域,西北起河西,东南达淮南;东北自幽燕,西南至荆襄。史言“州郡例置田官”,说明屯田范围甚广,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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