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三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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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三国史- 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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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地域,西北起河西,东南达淮南;东北自幽燕,西南至荆襄。史言“州郡例置田官”,说明屯田范围甚广,但主要集中在许、邺、洛及其邻近地区。邓艾言:“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可证许在屯田事业中之首要地位。而屯田亦借黄巾起义民众之人力物力始得创建。许,原为豫州颍川郡一县,位居中原,地势平坦,由水路入淮,可抵魏吴经常交兵的淮南地区,故不仅曹操在许大兴屯田,曹丕黄初二年(221年),改许为许昌,次年征吴,仍在许昌“大兴屯田”。邺,自建安九年(204年)为操攻占,操即以之为建立国本之地。曹丕时曾拟将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因朝臣反对,结果只徙了一半。曹叡时,“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足证冀州从事屯田的劳动者甚多。洛阳,居东西交通要道,地理条件更优于邺,故虽受到战乱的严重破坏,仍能恢复其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屯田兵民亦广泛布在洛阳四周。故当司马懿在洛阳发动政变时,曹爽在伊水南尚能发屯田兵数千人以为卫。司马懿暗中策划诛灭曹爽时,曾布置其二子司马昭、司马望任洛阳典农中郎将,史言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民间”,至发动政变,“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以情实度之,其来自屯田兵丁之可能性甚大,盖屯田民除耕种外,亦为准军事力量。 
  邻近魏与吴、蜀交界地区,亦为魏屯田重点。操先令刘馥“镇合肥,广屯田”;又以仓慈为绥集都尉,“开募屯田于淮南”。而邓艾倡办之淮南北屯田,规模最大,成效斐然,前已叙及。在荆州方面,新野、襄阳、汉川为屯田据点;邻近蜀汉,濒临渭水之上邽、陈仓、槐里、长安均有兵民屯田。 
  曹魏选择屯田地点,除首先考虑军事需要外,还选择了交通要道与土地肥沃处。建安十八年(213年),操为魏公后,因修建邺宫室,使冀州西部都尉从事梁习于上党取木材,“习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领客六百夫,于道次耕种菽粟,以给人牛之费”。建安十一年(206年)前后,操令国渊典屯田事,渊“相土处民”,即选择肥沃之地以安置屯民。又如当卢毓任谯郡太守时,曹丕“欲徙民于谯,以为屯田,而谯土地峣瘠,百姓穷困,毓愍之,上表徙民于梁国,就沃衍……遂左迁毓,使将徙民为睢阳典农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临视,择居美田,百姓赖之”。 
  曹魏屯田,多选择有水利或易修渠堨之地。如邓艾在从陈、项至寿春一带巡视后,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因之著《济河论》一文,以阐述其主张,他终于创办了大规模的颍淮屯田,即此主张的成功体现。 
  曹魏屯田的作用,约有以下五点: 
  (1)提供了进行安全农垦的环境。汉魏之际,战乱、抢掠、流徙、饥饿、瘟疫、死丧诸险恶现象,恒见迭出,连到处抢劫的州郡士兵都经常填不饱肚子,有时不能不以蒲、蠃和桑椹充饥,甚至落得瓦解流离,无敌自破。高高在上的汉天子亦被迫流奔在外,皇后衣裳不完。群臣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寻食,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军士所杀。豪族世家亦多羁旅一方。广大贫苦农民中更不断出现“人相啖食、白骨委积”的情况。在以上种种情况下,纵然有土地、耕牛、农具,也不敢耕种,种了也难得收到手。诚如当时袁涣所说:“民之欲安,甚于倒悬”。所以曹魏的屯田纵然带有很大的强制性,剥削也很重,但毕竟给屯田民提供了安定生产的环境,使之度过最艰难困苦的日子。 
  (2)使许多不生产者转变为生产者。民屯上的生产者多来自流民、降卒,他们原来不能从事生产,现在把他们安置在国有土地上进行耕垦,使荒田废土重新长出庄稼,无疑是屯田的首要作用之一。 
  (3)造就了不少有作为的典农官与军政人才。曹魏对屯田积谷既颇注意,所任用的典农官多经过精心挑选,《御览》卷241引《魏略》言曹丕“以农殖大事,将选典农,以徐邈为颍川典农中郎将”。司马芝言“武皇帝特开典农之官,专以农桑为业”。由于典农官是专门负责屯田积谷的,其产谷积粮多少好坏,直接关系他们的政治前途,故他们比地方行政官更关心农垦大事,担任过典农官的如枣祗、任峻、国渊、梁习、刘馥、仓慈、裴潜、卢毓、王昶、赵俨、司马孚、邓艾、石苞、侯史光、胡质等,对屯田都有较大建树,自裴潜向曹丕“奏通贡举,比之郡国”后,“由是农官进仕路泰”,典农部民中相继出现了一些卓越人才,如邓艾、石苞就是其中佼佼者。 
  (4)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晋书》卷47《傅玄传》称:“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魏初屯田照顾到耕作者的实际能力,并非一味强迫广耕多种。为了提高产量,魏政府也注意兴修水利。由于农民缺乏耕牛农具,建安初,曹操采纳卫觊建议,设置盐官经营售盐,以其值市买犁牛,供给回到关中的农民耕作。魏设置司金中郎将、司金都尉及监冶谒者,以经营铁的生产和铸造农具。这些措施,都有力地推动了屯田生产,同时也免使无业农民被割据势力引为部曲。 
  (5)较好地解决了军粮供应,减轻了农民运送粮草的劳役负担。尽人皆知,战胜攻取,离不开粮草供应。三国时战乱频仍,农事荒废,军粮接济更成问题。比如魏吴经常交战的淮南地带,双方不居者各数百里。故邓艾言:“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为此,邓艾倡办淮南北屯田,终收灭吴之利。所以说屯田的成功,是魏能战胜其敌国的重要因素之一。嘉平四年(252年),傅嘏论进军大佃之利曰:“兵出民表,寇钞不犯;坐食积谷,不烦运士,乘隙讨袭,无远劳费,此军之急务也”。曹魏屯田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减轻了农民运送军粮的沉重劳役负担。 
  但是,由于封建剥削制度的种种弱点,所有政治、经济状况也必然好景不常,屯田制度之趋于衰落同样不能避免,今试谈其由盛而衰的经过: 
  自黄巾等农民起义摧垮了腐朽透顶的东汉王朝以后,随之出现了群雄争逐的局面。那时,人民固然最遭殃,但豪族地主亦不能照旧过安逸的寄生生活,他们“捐弃居产,流亡藏窜”,有的还“飘泊风波,绝粮茹草”,甚至弃尸路途。战争固极残酷,却也沙汰了政治上的残渣余孽。正因如此,当曹操成为中原霸主之初,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远远胜于衰汉之世,史谓:“人拟壶飧之絜,家象濯缨之操,贵者无秽欲之累,贱者绝奸货之求,吏絜于上,俗移乎下”。史书如此描述,虽涉夸张,缘当时豪族地主既失去其固有的土地财产,亦不得不折节力行,以求登攀仕进之路,因之政风看好,阶级矛盾较前有所缓和,屯田事业亦赖之成功。但,屯田制度,毕竟是战时应急措施,至三分局面形成,战争明显减少,社会秩序相对安定,原来的地主豪族便利用其重新获得的权势地位,侵夺公有田地和劳动力;屯田民亦不愿长此忍受强制军事编制的束缚和日益沉重的赋役剥削。因此,民屯便逐渐走下坡路,如《三国志》卷12《司马芝传》载: 
  先是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王制》:‘无三年之储,国非其国也’;《管子·区言》以积谷为急。方今二虏未灭,师旅不息,国家之要,惟在谷帛。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建安中,天下仓稟充实,百姓殷足。自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各为部下之计,诚非国家大体所宜也。夫王者以四海为家,故《传》曰:‘百姓不足,君谁与足’!富足之由,在于不失农时,而尽地力。今商旅所求,虽有加倍之显利,然于一统之计,已有不赀之损,不如垦田,益一亩之收也……臣愚以为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于国计为便”。 
  司马芝以上奏疏透露的情况,对于了解曹魏屯田由盛而衰的演变历程,至关紧要。操时是民屯兴旺时期,是时典农官专以农桑为务,生产情况自然较好。可是操死后,曹丕称帝以来,典农官受当时政治、社会风气的影响,不安心于农业生产,而纷纷经商求富。《三国志》卷4《高贵乡公传》注引《世语》言魏明帝“青龙中,石苞鬻铁于长安”;《晋书》卷33《石苞传》又言石苞曾“贩铁于邺市”,就是典农官令部下贩物治生的证据。典农官既心在发财,故抽调屯田吏民去为他们经营商事,从而使留者给行者代事田计,怎能不妨害生产呢?另外,继曹丕之后登位的曹叡,大建宫室、劳民伤财,也是破坏屯田事业的一大病害。 
  其时,外有吴、蜀大敌,内兴百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饥馑荐臻”,使得吏民皆怨,百姓失业。曹叡死后,在曹爽与司马懿共执朝政的十年之中,曹爽一派趋于骄奢,何晏等“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邑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他们把屯田土地占为己有,直接威胁了屯田制的存在。司马懿父子为了图谋杀爽夺权,在上则笼络朝臣武将,在下则阴养死士。司马氏专政后,为了达到其篡魏成晋的目的,公开将屯田客带租牛一并赏赐公卿以下官吏。《晋书》卷93《王恂传》载: 
  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郡,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 
  以上所云“魏氏”,实乃司马氏所为,赐给公卿以下以租牛客户,系司马氏笼络朝臣以遂其篡夺野心之一种手法。入晋之后,司马炎更公开袒护侵占官田的王公大臣。如尚书令裴秀、尚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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