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５日美国知名人士陈香梅给她来信，表示很后悔没有与她在美国相见，我是在整理母亲信件时才发现陈香梅的信，母亲自己从没提过。
台湾作家江南是她相当要好的朋友，后为国民党特务暗杀。有那么一段时间，江南成为新闻人物，港澳台及国内各地的大报、小报连篇累牍介绍他。母亲却沉默着。也是她去世后，我才发现江南给她写了那么多的信。
越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往往对自己的要求越严格，越夹着尾巴做人。母亲很在乎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１９３６年冬刚出生的徐然患了重病，父母没有钱，就向房东柱子妈借了３０元钱给徐然看病。一年后发生了七七事变，父母随即离开北京，参加了抗日战争，直到１９４９年再进北京，已是１３年之后。母亲几经寻觅，终于找到了柱子妈，归还了这笔欠款。又过了很多年，徐然长大成人后，一次母亲提起这件事时，悄悄问姐姐：“我只给了柱子妈３０块钱，是不是少了点儿？可是借了人家十来年呀！”徐然姐姐感慨：柱子妈恐怕早就死了，妈妈把债还了这么些年之后，心里还念叨着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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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风气不好，盛行吹捧。嘴巴甜的人容易升官，容易吃得开。比如，明明默默无闻，谁也不知道，却非要在前面加上一个“著名”二字，什么著名科学家，著名作家，著名歌唱家，著名画家，著名学者……可是母亲却绝不接受对她过分的不符合事实的歌功颂德。为此还打了一场官司。因为有人在一篇文章里吹嘘她世界知名，老布什总统来华访问期间还特别约见了她。母亲毫不含糊地声明，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根本没有。那篇文章的题目叫《梅开二度访杨沫》，作者以杨沫朋友的口吻，对母亲大加赞美，说了很多过头话。让母亲生气的是，他写这篇文章根本没有采访母亲，母亲根本不认识他，他却自诩是杨沫的老朋友。文中很多情节都是杜撰。比如说他去北师大的住所拜访过父母，还一起谈天说地——北师大住所是父亲去世后母亲才搬来的，他哪可能见到父亲？又比如说１９７７年他去香山看望杨沫时就先睹了《英华之歌》，也是胡说，该书是１９９１年才出版。最为严重的是他声称：１９８９年２月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中国时，特别接见了老作家杨沫……席间，布什总统举杯来到白发苍苍的杨沫面前，向杨沫微笑点头并高高举起杯。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布什和母亲从来没有见过面。他还说：《青春之歌》的出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亲自审稿，很快拍板决定出版。《青春之歌》是老战友秦兆阳介绍到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与冯雪峰一点关系没有。那时冯雪峰早已挨整，怎么可能审定此书？冯雪峰在文坛上的地位很高，作者是想用冯雪峰来拔高母亲。该文还无中生有地说，１９５９年《青春之歌》一书引起争论之后，在周总理和有关领导关怀下，茅盾写文章肯定了《青春之歌》，才把这场争论平息下去。事实是那场争论，周总理并没有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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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俄文译本介绍杨沫的那样微小的不实，母亲都无法容忍，对这么严重不实的过分吹捧，母亲岂能无动于衷？
１９９１年，已经７７岁的母亲给刊载该文的山东某杂志写信，指出该文的错误，请对方将自己的信公开刊登。但该杂志不登，母亲只好给其上级主管部门写信，依旧无人理睬……该文作者得知后，给母亲写信，解释其动机是好的，是歌颂母亲的，略致歉意，又表示自己文艺界朋友很多，奉劝母亲要三思而行，颇有威胁之意。在秘书摩拳擦掌，积极劝说下，母亲开始诉诸法律。
对方极不理解。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歌颂你杨沫的，说总理关注小说《青春之歌》的讨论；说布什访问中国特别约见你；说冯雪峰拍板决定出版《青春之歌》等等都是突出你杨沫优秀，突出你杨沫受重视，即使有些过头，也都是说你好，怎么构成对你杨沫的名誉侵权呢？你还要打官司，索赔名誉损失费，你杨沫是不是想钱想疯了？
母亲回答说，１９５９年那次《青春之歌》的讨论，总理从来没有过问；布什总统１９８９年访华也从来没有接见过我；冯雪峰跟《青春之歌》的出版没有一点关系，如果我默认了这篇文章，明知不对也不更正，了解内情的同志们会怎么看我？那我不成一个欺世盗名的骗子了吗？谁都喜欢荣誉，母亲也不例外。文责自负，她已经７７岁了，完全可以装不知道，置之不理。反正这都是别人瞎吹的，跟自己无关。但母亲担心面对这么过分的吹捧，一声不吭，岂不是默认？岂不是纵容虚假吹捧？午夜时分，扪心自问，能坦然无愧吗？将来还如何面对其他作家同行？如何面对单位领导？
在一般人的心中，能被周总理关注是非常荣幸的，能被老布什总统邀请并接见也是极难得的。这表明了你很重要，你很有名。有人为抬高自己身价，甚至会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把自己和大人物的照片合成在一起，拿来炫耀，拿来过瘾。可对母亲来说，让别人这么没边儿没沿儿的编瞎话吹捧，如同受了侮辱。后来，对方四处散布说，杨沫为了屁大的小事，就打官司，无非是想敲人家几个钱。母亲回答说：我提出赔偿精神损失，是要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气氛，对这种不顾事实的吹捧阿谀说一声“不！”并不是图那几个钱。所得的钱我一个子儿不要，全捐出去。最后她赢了，如约地把对方赔的钱凑够２０００元捐给了希望工程。
对方感叹道：今后写文章确实应该少一些溢美之言，否则，碰见了杨沫这样的人，反受惩罚。
三
我不是母亲的宠儿。
我从生下来就放到农村老家，解放后４岁时才接到北京。虽然只与父母分别了短短４年，却造成了我与父母之间的深深隔膜。
母亲年幼时老挨打，是暴力的受害者，但让人不解的是她对自己的孩子也主张打。我是在姑姑的爱抚下长大的，从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刚来到北京时，整天在院子里乱跑乱钻，十分淘气。被母亲认为野得要命，说是农村的姑姑把我惯的。她跟父亲合伙，狠狠打了我几次，把我打老实（见母亲１９５１年５月３日日记）。
从那以后，我见了父母像老鼠见了猫，不寒而栗。平时给我送到新华社托儿所，只有周末才接回家，回家后，我也像母亲小时候一样，跟保姆睡在一起。我的活动天地就是饭屋和厨房，只有吃饭时才能与父母见面。除非父母叫我，我不敢去父母的卧室和客厅。
农村的姑姑待我比待自己的儿子还好。每逢我和她的孩子打架时，她总是责备自己的儿子，说：“小波还小，你应该让着他。”我作为一个小孩尝到了姑姑的厚爱，回到自己家后，自然感觉母亲冷漠，对母亲不满。但母亲认为姑姑的爱是娇惯孩子，只有家庭妇女才那么干，嗤之以鼻。我从学校回家后，母亲绝少到我的房间看看我，与我说两句话。父亲更是冷酷，老动手打。家里有什么好事，如参加什么活动，看什么表演，很少带我去。所以我对这个缺少温暖的家，没有感情。“文革”中打砸抢他们绝非偶然。
据常来家串门的人说，他们也感到母亲不大喜欢我。因为不是自己带大的，感情上有隔膜很自然，但这种隔膜长期消除不了，越演越烈就不正常了。到北京十多年后，我对姑姑仍比对母亲亲，我跟姑姑在一起时，亲热随便，脸上浮出笑容，跟母亲在一起时，却紧张拘束，总绷着脸；我叫“姑姑”时，又响又亲，叫母亲“妈妈”时含糊不清，勉勉强强。
母亲喜欢干净，我是农村来的，没有卫生习惯，又受了《董存瑞》、《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钢铁战士》等电影影响，模仿影片中英雄人物的外形，以脏为美，觉得全身战火硝烟，脸黑污污的才好看，就故意不洗脸不洗澡，自然不招母亲喜欢。母亲生气了就向父亲告状，说我怎么淘气，把父亲的火激起来，让父亲打，她在旁边观看。记得父亲打我屁股时，她还指挥父亲不要总打一侧，打那边几下。
可能小学三年级左右，大年初一吃饺子。我饿了，趁父母不在，吃得很快，狼吞虎咽。小胖报告了父亲，说我跟她抢饭吃。父亲过来，满脸怒气，啪啪抽了我两个耳光。母亲对父亲大过年的打我，没有一句批评。
还有一次，父母本来说要带我去看表演，后小胖说要去，就临时决定让她去。临出门前父亲看我哭了，返身回来重重抽了我一耳光。母亲站在旁边，也责备我不懂事……还有一次父亲为打我，把死死护着我的奶奶给推了一个大跟头，终于如愿。事后奶奶默默流泪，母亲却百般替父亲辩解。
父亲打我时，母亲大都也在场，记忆中她从没有挺身而出保护我不挨打。相反，她总在旁边指责我，给父亲火上浇油，使父亲下手更重。
女人太护犊子不好，可一点不护犊子更不好，缺少母性。本来我就是从农村来的，跟他们有隔膜，再这么打，更让我内心受到严重伤害。对父母除了恐惧，别的啥感觉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时，特别紧张，生怕为点什么小事，大巴掌抡下来。总缺少父爱母爱，我对父母也爱不起来。跟他们没话说，回到家就闷在自己房间，没事从不去他们的屋。就算我淘气得出格，也不能这么打。这么打只是让我反感他们，恨他们。
我内心里总是怀念老家的姑姑奶奶。初中时我回了趟老家，感受到了淳朴炽热的乡情，农村的大人小孩一个个对我都那么在乎，那么热情。返回北京的家后，几乎受不了家里的冰冷，憋在屋里泪流满面。母亲在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４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
小波呢，更有意思，去了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