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满面。母亲在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４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
小波呢，更有意思，去了一趟老家，为老家的人们得了“相思”病。近日他消瘦，精神萎靡。昨晚他给我留了一封信，却原来是想老家。为此，他常常哭，衣服不换，因为是从老家穿来的，脸也不洗，据说可留着老家的“乡土气”？穴甚至连小便都冲着老家的方向。——后加？雪。多么痴情的孩子！亏他想得出。这样对他健康学习都有妨碍，我立即给他写了一信。……孩子也许从我们身上感不到温暖，故而才如此热烈地爱着老家的一切。
母亲分析得很对，我就是因为感受不到父母的关爱，才那么怀念农村老家。尽管那里贫穷肮脏，吃得不好，整天是倭瓜，上厕所时一群群苍蝇往屁股上落，却有浓浓的亲情。
后来，母亲也做了一些改正。我初三毕业前，她花４０元为我配了一副无形眼镜，让我应付参军体检。这在当时是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全北京佩带者寥寥无几。为奖励我好好学习，她还给我买了一支气枪。这在当时也差不多是一个工人的月工资。
这一段母亲对我最好，偶尔，她还亲切地管我叫“波子”，让我听了心直发抖，全身暖融融，舒服无比。
记得住在国务院宿舍时，我正上小学，有那么一两次，她亲自给我洗手，说我的手黑得像老鸹爪儿，把我双手按在洗脸池里，抹上肥皂，用刷子刷。这也让我感到非常幸福，就像吃了蜜一样，甜蜜极了，４０年过去仍然历历在目，一想起来，还要冒口水。但这样的时候很少，更多的是淡漠，是疏远，是发脾气训斥。她不懂教育，往往一顿怒骂就把她那一点温情给我带来的好感全骂没了影儿。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初三第一学期，我为申请入团，当着团支书张均满的面，用刀割破左手中指，表示决心。割得很深，血流如注。之后，我把左手放在左裤兜里，乘１４路公共汽车回家。左裤腿被鲜血浸透一大片，让周围乘客吓得不敢靠近我，怕沾上血。其中有位中年女同志特别同情，焦急地建议司机把我直接拉到医院。她那眼神充满慈爱和心疼。回到家后，母亲一边包扎，一边训我：新中国的青年有几个像你这样干的？你们学校有几个同学这么干？完全是旧社会封建江湖习气！
我一句话不说，脸色严肃。自认为这本是件很革命的事，回到家却挨批，万万没有料到。父亲也痛骂我搞旧社会封建帮会那一套，共产党从来不提倡这个！母亲骂我是罐里的王八，越长越抽抽。父亲怒目圆睁，冲上来又抽嘴巴，又拿大皮鞋踢。
我默默无语，怒视着他们。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如此气急败坏？我一没偷，二没骗，三没耍流氓。仅仅为申请入团写血书就这么拳打脚踢，打得我耳朵呜呜响。革命老人徐特立就曾当众断指，难道也是江湖习气？
那时我已１５岁，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含泪给周总理写信，诉说我为申请入团，惨遭父亲毒打，母亲在旁当帮凶。并揭发父亲在家里大搞法西斯独裁，家长制统治。因为我看见过父亲的委任状上写着周恩来的名字，就给他写信，请他严肃处理马建民。
１４路汽车上的人，素不相识，对我都那么同情，而自己的亲生父母，却这么狠打一个鲜血浸透一条裤腿的孩子。而且，他们不是没文化的老粗，一个是大学校长，一个是著名作家。我自然痛恨他们，亲手把他们的一张很美好的合影照，一片一片撕成碎片。
除了感情上的隔膜之外，我跟母亲的矛盾也与我心胸狭窄，思想偏激，极“左”和幼稚有关。我是冀中人，看了很多反映冀中八路军的电影后，非常为自己家乡的八路军自豪。我回老家时，也遇见过不少当年的八路军。他们现在都是农民，黑黢黢的，说话有脏字，身上的衣服不那么干净。我被自己家乡的“土八路”迷住了。回到学校也不洗脸，不洗脚，以脏为荣。我在全育才小学是出了名的邋遢，新衣服非要在墙上蹭脏了才穿。我觉得越脏越土才越像八路军战士，那才漂亮。在女生面前特光荣。
母亲却喜欢干净，我自然不招母亲喜欢。我把母亲讲卫生，天天洗脸，养花养草，欣赏字画，当成资产阶级。潜意识里觉得母亲资产阶级化了。特别是在《青春之歌》成功之后，母亲成为名人，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做了很多高级衣服，还穿高跟鞋，抹香水。我感到很丢人。因为电影里，只有那些资本家太太，反面人物才这么打扮。
有时候，老家或根据地的老乡来找她，她总让保姆或我问清楚对方是谁，来干什么？如果是求她帮忙办事的，常让我们说她不在家。而我却很可怜这些吃了闭门羹的人。觉得人家老百姓大老远来找你，你却骗人家。林道静对上门求助的穷苦人那么热情相待，你书上写的跟你实际做的不一样呀，所以对母亲有意见。
上高中后，回家次数越来越少，基本上是一个月回一次。母亲也无所谓，绝少流露出想念我的意思。所以，我对母亲越发不满，感到母亲心里没有自己，便憎恶这个家，觉得它散发着资产阶级霉气，充满虚伪和自私。
我崇拜解放军，也认为《青春之歌》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不如《烈火金刚》好看。很不好意思她写了这种书。初中上语文课，讲到她的一篇文章时，我甚至想旷课。虽然她很有名，却羞于向人承认自己是她的儿子，很羡慕那些革军子弟。因此“文革”前，我与母亲的冲突，多是因为我的极“左”观念造成的。我受了当时左的宣传，总嫌她不革命，沾染了资产阶级生活习气。
而“文革”之后，经过多年的底层生活，我的思想观念大变。对比“文革”前，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变成“右派”，又嫌母亲左了。嫌她思想保守正统，对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缺少同情，文章里总写光明面，套话官话太多。
如果说我在草原上被打成了反革命，母亲不与我来往是被迫的话，那么以后她还两次与我断绝来往，真寒了我的心。
１９７６年初，母亲发现我在写《血色黄昏》，表示坚决反对，说我写的这部书稿是“大毒草”，是“控诉无产阶级专政”。为不让我写《血色黄昏》，她唆使父亲偷走了我的手稿。这迫使我不得不靠着自己的记忆，从头开始重写。因为我去信索要手稿并责备他们的偷窃行为，母亲大怒，立刻声明与我断绝一切关系，还四处对人说我是白眼狼，品质恶劣，忘恩负义，不让人理我。
我想不明白，孩子的东西就可以偷吗？
差不多两年，母亲跟我一点没来往。当时我在大同当工人，过春节时，无家可归，我再怎么保密也瞒不住身边好奇的眼睛。很多周围的工人都认为我母亲肯定不是亲的，亲生母亲没这么干的。
我猜想，母亲内心深处可能不满意我对姑姑比对她好。她曾给过我一条天蓝色的毛裤。我嫌太漂亮了，送给了姑姑。她知道后，又从姑姑那里要了回来。
１９６７年６月我“抗美援越”失败后回到成都，此时钱全花光了。１０月我从成都给姑姑寄过一封信，托她做父亲的工作给我些生活费。姑姑把这封信交给了父亲，此信一直保留到现在。信中说：
我永远忘不了在那最困难的日子，你是怎样饿着肚子让我吃饱的……尽管他们给我吃鸡鸭鱼肉，给我手表、自行车，可只有和你在一起，才感到自由、随便、舒服。可以不用再扮“骗子”的角色。和他们在一起总仿佛有一层无形的隔膜。
这封信父母看了肯定生气，认为对我再好也白搭。我平常在家里老老实实全是伪装，我不爱他们，只爱姑姑。所以母亲最常骂我白眼狼，说不理就不理。
直到打倒“四人帮”，我从大同市考进了北京大学，父母才与我恢复了来往。但我们的思想还是谈不到一块儿，共同语言少。我为张志新的遭遇难受了好长一段时间，母亲却没有我这么强的感受。她重用那个秘书，她为科研油子花那么大的精力，却没有心思为张志新呐喊两声。到北大后不久，开始批《苦恋》，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抓了人，因为看法不同，我与父母再次发生争论，他们又再次与我断绝关系。母亲甚至还在１９７９年４月８日给北大中文系写信，就我与外国记者接触，谴责了我一番，要求学校对我严加管教，如仍固执己见，可以给以必要的处分……
幸亏班主任赵啧老师对我很好，告诉了我这一情况，并竭力保我。
我悲愤地想：当形势紧张时，母亲应该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孩子，哪有主动给学校去信表态，批判孩子，声讨孩子，从背后捅孩子一刀的？
如果儿子是卖国贼、贪污犯、杀人凶手、强奸了妇女，母亲应该深明大义，不护犊子，积极揭发检举。但只因与孩子的观点不同，只因为孩子跟法新社记者说了说知识青年和下层百姓在“四人帮”时期的苦难，怕给自己惹祸，就给孩子单位写信表态划清界限，这是母亲应该干的吗？连“马列主义老太太”都未必干得出来啊！母亲的这一刀，实在扎得太深了，让我刻骨铭心。她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我当然痛恨她，她的行为玷污了母亲的称号，太功利，我对她寒透了心。
这一次又断绝了很长时间来往。她不理我，我也不理她。她瞧不起我，我更瞧不起她。再怎么苦也不乞求她，寒暑假都住在学校。那段无家可归的日子，只有远在贵州的姐姐徐然给我来信，送来一缕缕手足的温暖。
后来经过徐然的说和，母亲跟我恢复了来往，可裂隙犹在。成家后很长一段时间（８０年代大部分年月），我与母亲来往甚少，再也不敢沾她。《血色黄昏》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最后奋斗成功。
我常常感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