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忆这一点很好，能够始终保持一种宁静的心态，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作家。所以，有平常心很重要，尤其是在成功之后。有求皆苦，无欲则刚。要保持宁静，保持平常心。
朱卫国（河西学院教授）：有人提倡“零度写作”，而您则把自己的感情融入人物及其生存命运的描写中，书中充满了对农民的感情，能谈谈您的看法吗？
雪漠：文学作品中必须有真挚的感情，作家的感情应该是自然流淌的，托尔斯泰在《艺术论》里指出，“艺术家越是从深处汲取感情，感情越是恳切真挚，那么它就越是独特。”作家如果没有情感、道德意识和正确的世界观，作品就不会有价值。
我在与雷达老师的通信中谈到，我们都曾经是农民，走出农村后，如果不关注农民，钻入象牙塔，搞什么“精英文化”，玩什么“零度写作”，这是不道德的。在一次创作笔会上，有些作家总是抱怨自己待遇不高，社会对自己不公平，他们热衷于名利，抱怨作品没人看，等等。但你是否想到，当你住着几百元一天的星级宾馆、吃着成百上千元一桌的宴席的时候，这其中都有农民的血汗？老百姓不是不爱看文学，而是我们的作家没有贡献出好作品，只靠编造莫名其妙的故事，搞什么“肉体写作”、“肚皮思考”，怎么能赢得读者？至今，许多作家仍在玩文学，而缺乏灵魂的投入。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成为大作家，就在于他们投入了全部的灵魂。
吴万福：你的小说中，融入了你对农牧文化的反思。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你觉得我们的农民最该注重的是什么？
雪漠：整个农民生活命运及境遇的改变，最终要靠灵魂的改变，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心变了，命才能变；心明了，路才能开。所以，要紧的是要改造人文环境，完成其灵魂的重铸。我认为，重铸民族灵魂应该是文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农业文明终究会被工业文明取代。中国的城市化，和农业的越来越缩小，是一种必然趋势，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是谁能左右或是靠某个政策就能阻止的，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不管农业文明也罢，工业文明也罢，最主要的，还是人的心灵。人的优秀与否，与物质的东西关系不大，而取决于心灵。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不在于他是不是富翁和大官，而在于他的心灵。他的心灵决定了他的行动，他的行动又构成了他的命运。小人损人利己，君子舍己为人，全在于他的心灵。所以，重要的，是如何走出历史文化的阴影，叫自己的心灵放出光来。《狼祸》中的牧人为了争草场，不惜以命相搏，上演了许多悲剧。现时的世界亦然。心灵的扭曲决定了行为的可恶。所以，前几天《文汇报》采访我时，我就说：西部的开发，最主要的是心灵的开发，也可称之为观念的转变。我的创作中，在这方面费力最多，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但有识之士，还是能从我的文字后面，读出我对家乡发自内心的爱来。
文学：流淌的灵魂——关于文学的对话（代跋）（4）
胡全基：你的所有作品都写了农村，以后，你是否有大的调整？
雪漠：可以肯定的是，我以后的创作重点，仍会放在农村。现在，用不着我关注城市，整个时代整个国家都在关注城市，也不缺我一个人。现在，最应该关注的还是农民，他们是弱势群体。小时候，父母供我上学，没大的要求，只希望我别忘本。我是唱着《读书郎》长大的，那歌词，已印入了我的灵魂：“小嘛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是为做官，也不是为面子光，只为穷人要翻身呀，不受人欺负呀，不做牛和羊。”
我的全部创作，就是在践约我儿时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