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首先要做到“入世”，深入到生活最底层，同时又要能够“出世”。仅仅“入世”，而没有“出世”心，不会有大出息。必须舍弃许多东西，才可能得到你所追求的东西。当然，若是一味“出世”，而不能“入世”，也不会成功。要感悟社会，融入百姓，熟悉生活，在此基础上，达到“出世”。文学到了一定的境界，是灵魂的流淌，是生命力的自然喷涌。
“出世”并不意味着不近人情，稍加相近的理解是：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一次，雷达老师问我：“事在人为和顺其自然，哪个对？”我说：“都对。事在人为之后，顺其自然。”出世意味着有所为，也有所不为。以心的独立换取灵魂的自由。
当然，我会尽量做好我该做的，比如：当儿子。对父母，我会尽我的全力来孝敬，当一个合格的儿子。这比当作家更重要。当不了作家不要紧，但一定要做个合格的儿子，并做一个明白人。当然，这“明白”，就是指看破虚幻，珍惜生命，在短暂一生中，做好应做的事。
写《大漠祭》时，我不奢望出版，不奢望出名，更不奢望它能改变我的生活。我只是想完成而已。 我写了好多东西，但发表的不多。如果发表之后，仅仅是浪费别人的时间或浪费一些版面的话，那么，我就干脆烧了它。
文学：流淌的灵魂——关于文学的对话（代跋）（2）
我眼中，除了生存的必须，别的需求，便是贪婪。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生命不息，欲望不止。但所有贪欲，都是罪恶的源泉。所以，我的长篇小说《猎原》的题记是：“在心灵的猎原上，你我都是猎物。”
有个当官的朋友，很有权，老想给我办件事，可我一直想不出有啥事能叫他办。当我吃饱肚子且无病痛时，实在没有可求之事。我只想尽快做完自己该做的事，能坦然地在死神来临前微笑。
我一日所求，不过两餐：早上喝点绿豆面糊糊，中午吃一顿饭，不吃晚饭。除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时，我当不住许多老师的关怀和交际的需要破了“戒”外，平时是过午不食的。除了买书，我日求两餐饭，年求两套衣。生存事务既已解决，金钱对我来说，已没有太大的用处。我有了住房，能吃饱肚子，有衣服穿，不喝酒，烟也戒了，有书看，足矣。钱太多也没有用。
如果外界的东西干扰了作家的灵魂，他决不会有大成就。只有外现对灵魂的诱惑完全消失之后，智慧的灵光才可能显现。中国古代的哲人，用四个字就概括了这真理：“定能生慧”。心灵有了定力，才可能产生智慧。这智慧出自心内，不是外来的东西。
韦小红（《甘肃日报》记者）：一个作家，面对生活，首先应该关注什么？
雪漠：相较于生存状态，我更愿关注人的灵魂和信仰，以及产生这种灵魂的文化土壤。因为灵魂是文化的产物，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灵魂。
我喜欢透过一些表面现象，看一些深层的东西。当这个世界都惊奇于某种现象的时候，我询问的却是“为什么会这样”？它的产生有没有更深层的原因？有哪些文化土壤？我关注这过程，反倒忽略了结果。
但这种关注，对作家的要求比较高。它必须要求作家站得很高，必须证得一种智慧。“智慧”这个词，和“知识”，和“聪明”不一样。它更是一种心灵的东西，是超越理性的直观智慧。它要求作家不仅仅去“体验”，更需要去“证悟”。
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些禅宗大德不识字，但他一当顿悟之后，就能写出非常优秀的诗来，而且境界特别高。比如慧能，不识字，但他经过修炼顿悟之后，他写的那些偈语就有了很高的艺术价值。
作家也许需要这样的修炼。至少，应该像禅宗那样，破除执着，感悟出一些独特的东西。这“感悟”，包括智慧的感悟和文化的感悟。
宗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精神。宗教情绪，是必要的精神素养。精神上的顿悟，会导致文化上的顿悟。
一个苦行僧，他修啊修啊，形如枯木，色如死灰。突然，一个偶然的机缘，他豁然开悟。从此，每朵菊花都朝他微笑，所谓“朵朵黄花尽是菩提，巍巍青山无非般若”。这时，苦乐已消失，只有安详的微笑。文学上，也需要这样的“修”。
吴万福（金川公司二矿区党委办公室）：不少文学评论称，你的语言很有特色，很本色，很鲜活。你在创作过程中是否经过着意的追求，是否经过刻意的修炼？一些评论家把你的《大漠祭》说成是“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是不是语言的原因？
雪漠：我的语言是自然流出来的，我没有刻意追求语言风格。我的创作，仅仅是灵魂的流淌。语言已深入到我的血液。
我的小说被人称为西部小说，当然有语言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我写出了西部人的独特生活和复杂心灵。
我曾经写过一些学术论文，对家乡老百姓的群体性格，从文化角度，进行了深层的分析。对一个地方的文化，不能一句话轻易地否定或肯定。比如凉州文化，从人文性格上讲，它很优秀，它是一种和平的因素。几千年来，凉州没有爆发过农民起义，相对稳定。任何人到凉州，都能和当地人和平共处，被当地人接受；但从经济性格上来说，凉州文化中有很多保守和落后的东西。
有时，我也很困惑。因为经济发达与幸福并不成正比。当一个穷光棍汉头枕土坯，呼呼大睡的时候，一个千万富翁却痛苦地跳楼了。凉州百姓，在冬天南墙 里晒太阳的时候，他无疑显得很幸福。他们处变不惊，知足常乐。当然，在小说中，我只是展现而不加评判。我不管它是优秀还是落后，我只是把这段生活保存下来，让后人去评判。因为，目前凉州的这种生存状况，不会延续太久。很快，它就会被历史淘汰。我有必要把它们保存下来，做为一种历史的记载。它会在人文方面成为一种文化遗产。
有些东西，从人文角度看，是积极的。从经济角度看，就消极了。《大漠祭》中的老顺，常说一句话：“老天能给，老子就能受”；另一句话是，“老天给，老子就得受”。同一个“受”字，前一个显示了超人的忍耐力，后一个则是逆来顺受。其内含，大不一样。
另外，我常常为一些同行可惜。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觉得它是一个文化宝库，有写不完的东西。只要作家把它展现在世界面前，这个世界就会大吃一惊。可是，许多作家，并没有发掘这个宝库。为什么去编一些虚假的故事呢？为什么不质朴地反映老百姓的生活呢？
当一个作家高高在上的时候，他就抛弃了老百姓。老百姓也会相应地抛弃他。我和《飞天》杂志的李禾老师闲谈的时候，就感叹：那些作家为什么不去写身边的生活呢？他是没有发现？还是他拒绝了。李禾老师说，有些人是没有发现，他感受生活的能力不强，心灵到不了那个层次，他发现不了；有些人，虽然发现了，却把扑面而来的生活，拒之门外了。
文学：流淌的灵魂——关于文学的对话（代跋）（3）
中国有许多莫高窟一样的文化宝库，有许多好生活、好文化，需要我们的作家去发现。当作家拥有智慧的眼和慈悲的心时，他的成功是必然的。
西部的文化积淀非常厚实，富有张力，呈现出多元化，有许多待开垦的处女地。如果有个作家把它上升到人性的层次、灵魂的层次、人类的层次，就会成为大家。但可惜作家们舍弃不了世俗的东西，致使文学缺乏对灵魂的观照。
西部文化相对封闭，但不乏包容。它的封闭性使世界很难了解它，外部的人很难进入它的文化圈。但同时，它又有包容性，各类文化它都能容纳，所以它非常丰富，无奇不有。一个作家若拥有了它，就可能有一个心灵世界。这个心灵世界，是可以和外部世界平等对话的，它可以无愧地和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的文化平等对话。
一个作家，要经常把自己放在历史的坐标系里来衡量自己。他的存在，只有在为某个地域和某个时期的文化添了一分光彩的时候，才有价值。做人要守住本分。种田是农民的本分，写作是作家的本分。如果一个作家写不出作品来，或是写出作品，却不受百姓喜欢，自己不多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反倒怨天忧人，埋怨社会，是很可笑的事。
我常说，在这世上，挤压自己的，只能是自己。折磨自己的，也是自己那颗贪婪的心。要是作家有颗强大而宁静的灵魂，任何外现都奈何不了你。
陈亦新：你的意思是不是作家要有平常心？
雪漠：可以这样认为。雷达老师曾写过一篇散文叫《冬泳》，谈到冬泳有三种境界：苦、乐、无苦无乐。文学也是如此，爱好文学创作的人要经过这三种境界。无苦无乐就是最高境界。我也经过特别苦的阶段，到了乐的阶段，这时就会有成就感、愉悦感，好像道家所说的“先天气，后天气，得之者，常似醉”，到最高境界，则破除执着而进入一种宁静状态，甚至忘了作家的身份。一旦破除了执着达到空灵即物我两忘时，才能写出好作品，人物也活了。这时的智慧是直观的，非理性的。
作家不能有优越感，而最难过的也是这一关。如果没有一定的宗教修养，一味沉浸在优越感中就过不了这一关。在这一点上，我的妻子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启发，她总是告诫我不要有所求，一切随缘。如果我总是希望获奖、畅销或迎合时尚，就不会写出真正的好作品。许多作家尤其是大城市的作家缺乏的正是这些，心浮气躁，追逐时髦，或摆脱不了功利的诱惑，就很难产生好作品、大作品。王安忆这一点很好，能够始终保持一种宁静的心态，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作家。所以，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