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半个世纪后，随着深藏于密室的战争文件逐渐解密，我们终于有机会还原那段被隐瞒的历史本来面目，揭穿日本人自吹自擂和战无不胜的弥天大谎。
中国史学界的说法比较笼统，如《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北岳文艺出版社）：花园口决堤后……日军损失约两个师团。
《日军侵华战争》（辽宁人民出版社）：位于泛滥区中心的日军，来不及撤走的车辆、火炮、战车等均沉于水底，不少人员、马匹被水冲走，部分日军在树梢、高冈上晾晒衣物等待救援，有些则在飘浮的草屋顶上随水南流。
《武汉抗战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黄河未决口前，一个敌人骑兵支队已进至新郑附近，而黄泛以后，这支骑兵后路被遮断，全部被我歼灭。计掳获４００余骑，大炮４门及其他战利品。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编著《大本营陆军部》承认：中国军队……采取水淹战术，淹没自己广大沃野，形成了经中牟、蔚氏、周口、阜阳连接淮河的大地障……情况严重……前进似有困难。
日本军事史专家桑田悦、前原透编著《简明日本战史》：６月１２日，中国军队破坏黄河南岸堤防，引起特大洪水，彻底遏制了日军前进。
由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载：６月１０日前后，中国军队在京水镇（即花园口）附近掘开黄河南岸的堤防。因此，黄河浊流向东南奔流，中牟首先进水，逐日扩大，从朱仙镇、蔚氏、太康，一直影响到蚌埠。第二军６月１３日为救援孤立在中牟的第十四师团一部，从第五、第十、第一一四师团兵站抽调工兵各一个中队及架桥材料一个中队，配属给第十四师团。随后于１６日又从第一军调来独立工兵第二联队主力及渡河材料一个中队。６月１５日以后，由于泛滥的河水扩大到蔚氏的第十六师团方面，第二军除调回第十四师团两个中队外，又逐次增加架桥材料两个中队，折叠船四十只，独立工兵第十一联队主力支援，然后向泛滥地带以外撤退。方面军于６月１７日命令临时航空兵团全力以赴援助第十六师团方面的补给。用运输机、轻重轰炸机，在６月１６日至２４日之间给两个师团投下部计粮秣、卫生材料等，合计约１６１。５吨。２９日，方面军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会。第二军……死亡人数达到７４５２名。（中华书局《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１１辑，转摘自《郑州文史资料》第２辑）
这是目前为止日本官方解密的最高级别的档案资料。
另需说明的是，上述死亡数字并不包括第一军以及数目不详的受伤者和失踪者在内。
６
东京皇宫，“御前会议”紧急举行。
会议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悲痛气氛所笼罩，身穿制服的将领个个如丧考妣，内阁大臣人人低头肃立，连一向高高在上的裕仁天皇也脸色铁青情绪不佳。来自前线的战报等于给了狂妄自大的日本君臣当头一棒，如果把北南作战的两支帝国派遣军比喻为一双铁拳的话，那么如今华北派遣军深陷洪水溃不成军，岂不等于废掉一只拳头？只剩一个拳头作战的日本军队再侈谈什么“三个月灭亡中国”、“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岂不等于痴人说梦吗？照此下去，日本帝国不仅离“速战速决”的目标越来越远，而且必将在中国战场的泥淖里越陷越深最终难以自拔。
更大的打击远不止于战场失利。
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指出，中国“花园口事件”第一次重创和动摇了日本朝野的战争信念，野心勃勃的日本人与其说遭受军事失利还不如说遭受精神挫败更为恰当，因为他们被看似落后的中国人身上所迸发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所震慑。我同意这位西方学者的观点。
全体内阁成员向日本天皇叩头谢罪。
年轻天皇并不体恤群臣，陛下对陆军的表现极为失望，他以从未有过的严厉口吻责问近卫首相和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华北派遣军为何越权作战？为何对敌人的卑鄙阴谋毫无察觉？为何要把成百上千吨宝贵的圣战物资统统扔在洪水中？陛下还听说有的皇军官兵做了敌人俘虏，被游街示众，他生气地质问道，他们为什么不“玉碎”？真是帝国的耻辱啊！
面对天皇的愤慨呵斥，近卫首相几乎无言以对，坂垣陆军大臣则吓得战战兢兢不敢出声。天皇终于不耐烦了，他扔给众臣一个大大问号，然后拂袖而去。宫内史官连忙记下天皇玉音，将这个最高指示载入史册。
天皇责问大臣：圣战何时休？
在随后进行的内阁会议上，大臣围绕天皇玉音进行深入领会和激烈争论，天皇的意思当然不是要休战，更不是要失败，而是要尽快解决支那事变，也就是取得胜利。内阁会议检讨从前的战争政策，决心立即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同时决定放弃“第一次近卫声明”的主旨即“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确定在占领武汉即捞回失败面子之后重提“国民政府倘能抛弃原来之错误政策……则帝国亦不加以拒绝”。也就是愿意坐下来认真和谈。
这便是后来发表的“第二次近卫声明”。
短短数月时间，日本政府一反常态出尔反尔，接连发表内容自相矛盾和无法自圆其说的所谓“近卫首相声明”，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侵略成性的日本人已经陷入难以承受之重的战争困境中。
日本情报部门根据大本营指示调整对华方针，采取分化瓦解国民政府的政策，重开与反蒋势力的秘密谈判大门。
７
心灰意冷的谈判代表高宗武准备搭乘法国客轮回国。
他本来可以直接经广州到武汉，但是为了掩人耳目，他必须绕道越南西贡再换乘法航班机回国。这是因为对日谈判是个绝密行动，万万不可引起外界猜疑。
法国客轮停靠在维多利亚港口，乘客多为前来亚洲旅游的西方游客。当高宗武匆匆赶到码头，殷勤的服务生准备将客人皮箱送上船时，一个西服革履的日本人像影子一样出现在他的身边。彬彬有礼的日本人手持一束鲜花，那束花既不是祝福朋友平安的石竹玉兰，也不是被西方人视为友谊象征的郁金香，而是被当作某种礼遇的黄菊花。高宗武几乎惊呆了，因为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久未露面的日本间谍头子伊藤芳男。
伊藤笑吟吟地说：我特意赶来给高先生送行，但是本人私下认为，阁下应该乘坐的不是这条法国船，而是另外一条。不知道高先生意下如何？
他用手一指，那条“另外的船”就是停泊在同一港口的日本客轮“日之丸”号。
高宗武大喜过望。他本来灰心丧气无功而返，不料最后一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当然不是他的所谓诚意感动日本人，而是日本人的需要成就了他的使命。
高宗武成为抗战爆发之后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国民政府外交特使，不过他代表的不是国民政府而是汪精卫集团。高特使秘密访日长达十七天，受到日本阁员亲自接见，并就汪精卫脱离国民党和重组南京政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初步协议，由此拉开一段大汉奸汪精卫出走以及投靠日本人的历史序幕。
第二十五章大撤退
１
我父亲一家直到七月末也没能撤出武汉。
大撤退伊始，由于船只车辆都被政府征用，裕华纱厂机器设备堆积如山，但是我爷爷张松樵回天乏术，眼看日本人逼近却难有作为。如果没有足够的船只和运输工具，我爷爷和他的家人还有他视同生命的工厂就等于统统判处死刑。
这时候他看到黄河决口的悲惨新闻。
我父亲说，六月中旬武汉各报纸纷纷报道了日机野蛮轰炸花园口大堤和黄河决口的重大事件，还配有若干记者发自郑州前线的照片。我爷爷一打开报纸就惊呆了，他连忙派人前往河南老家打探消息，过不多久那人回来报告说，火车只开到鄂、豫交界处就不走了，听说河南方向桥梁坍塌，豫中、豫东已成泛区，而铁道沿线所见都是逃难灾民，如此云云。另有消息说日本人亦为洪水所阻，已经退回徐州去了。日本人撤退的消息虽然令张松樵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是那段时间老人家忧心忡忡愁眉不展，常常独自站在江边发呆。
黄河改道的消息震惊全国，黄泛区立即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黄泛区的种种惨况，武汉各慈善机构和社会团体纷纷组织赈灾活动，呼吁救助无家可归的黄泛区同胞。不久就有成群结队的北方难民出现在武汉街头，他们沿街乞讨其状甚惨，令人不由得一掬同情之泪。父亲说，有一天家门外来了一个陌生人，他拄着一根打狗棍，身披破麻袋片，分明是个衣衫褴褛形同枯槁的白胡子乞丐。但是张松樵快步迎出门去，他老人家当场双膝下跪，抱住老乞丐痛哭失声。
白胡子乞丐就是来自河南老家的我大爷。
张松樵在家中设下灵堂，带领全家人面北而跪，朝着那片黄水滔天的祖宗血脉之地重重磕下几个响头。后来我大爷随我父亲一家逃难去了重庆，距离他受苦受难的中原故乡越来越远，直到１９４０年去世，葬于重庆黄角垭，日本人发动的侵略战争令这位饱受苦难的河南老人再也没能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
２
来自北方的战争压力一旦缓解，陷入瘫痪的政府职能迅速恢复运转，武汉街头的电灯重新亮起来，商店开门做生意，郊区的粮食蔬菜摆上市民的餐桌，警察上街巡逻，像流行病那样蔓延的恐慌和犯罪势头得到有效控制。一些已经转入地下的抗日救亡团体重新活跃在街头上，抗日集会和群众游行再度呈现轰轰烈烈之势，社会秩序不再混乱，人心得以稳定，不再那么谈“日”色变和惊慌失措。
政府部门组织的撤退工作也大有起色，每天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