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组织的撤退工作也大有起色，每天都有来自全国的空车皮和车辆源源不断地驶入武汉，而从长江上游赶来支援的机器船和木船的队伍也络绎不绝。交通委员会每天都要发布交通公示，将政府机关、工厂学校、社会团体和民众纳入分期分批的撤退计划，组织他们分别向湖南、广西、四川和西北地区疏散。总之，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获得一个来之不易的喘息之机，从而避免重蹈南京陷落时那种争相逃命的悲剧覆辙。
抗战前夕的１９３６年，国民政府发起一场旨在筹集抗战资金的“献机祝寿”运动，湖北省总共捐献飞机三架，其中一架为张松樵个人认捐（十万大洋）。１９３８年７月７日，武汉各界隆重纪念抗战一周年“国耻日”，同时宣布发起为期三天声势浩大的“抗战献金运动”，这次捐款的主要用途是救济灾区。
据《新华日报》载：毛泽东等中共参议员宣布，将国民议会的当月薪水捐献出来救助黄水灾区。许多社会贤达、知名人士纷纷慷慨解囊，市民踊跃认捐，连乞丐和监狱里的犯人都掏出身上仅有的硬币，还有一群小学生主动绝食一天，把饭钱捐给灾区。
总之，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事迹比比皆是。
这时张松樵作出一个惊人决定，宣布要向黄水灾区捐献一笔巨款，这笔巨款的数目相当于救助一万个难民吃整整一年的粮食。
张松樵的决定遭到所有亲友反对。
当时裕华纱厂搬迁受挫前途未卜，远在重庆的新厂区还是一片空地百废待兴，而张松樵的个人资金状况也相当不妙：战争不仅破坏工厂生产，而且令他失去许多市场，固定资产大大缩水，流动资金捉襟见肘等等。此时人人都很清楚，工厂搬迁过程中每分钱都很重要，都应当花在刀刃上，何况流动资金等于工厂的血液，是工厂重建和恢复生产的根本保证。他们纷纷劝阻道，灾区那么大，受灾民众那么多，你就是把工厂全部捐出去也不过杯水车薪啊！何况抗战是全民族的大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你捐出那么一点聊表寸心就行了，何苦把自己填进战争的无底洞里去呢？
但是张松樵是个固执的老人，他早已过了那种心血来潮的年纪，一旦作出决定便很难改变。只有我奶奶柳韵贤理解她的丈夫，她清楚这个比她大三十二岁的男人永远都是河南老邓家的血脉传人，他的血管里流淌着比火焰还要炽烈的血液，这片热血炙烤着他的灵魂，令他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所以他必须以这种超乎寻常的方式报恩。于是我奶奶当着全家宣布一个决定：工厂是你的，我和孩子也是你的……我们跟你一道捐。
我奶奶再次变现了属于她个人名下的全部财产，包括房屋、嫁妆和私房钱，变卖金银首饰，从而使我爷爷捐款赈灾的心愿得以圆满实现。
３
１９３８年６月，武汉大本营下令集中一百多万部队，其中包括几乎所有中央军主力迎击来自长江下游的日军进攻。
中国抗战史上最大规模的武汉会战拉开序幕。
站在作战沙盘跟前的蒋介石目光灼灼信心百倍，他看到他的对手正在由一种主动进攻变为被动进攻，从两面夹击变为单路出击，说明日本人的战场优势遭到大大削弱，战争形势由此发生转折。他看见长江两岸的鄂、皖、赣诸省，从北向南分布着重重叠叠的大别山、霍山、九华山、庐山、幕阜山，百万中国大军构筑多重坚固防线，居高临下严阵以待，而敌人华中派遣军则只能被迫沿着崎岖狭窄的长江水道向上仰攻，这些地势险要的高山大川必将大大削弱敌人战斗力，令敌人先进的飞机、坦克、大炮和机械化部队难以发挥作用。这样就等于中国人替他们的对手选择了一个最为不利的作战方案，然后把被动进攻的沉重包袱扔给像蜗牛一样在山区爬行的日本人。
当时有苏联军事顾问询问蒋介石：日军只有四十万人，百万中国大军是否有可能战略性歼灭一部分日军？
蒋介石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回答说：您说得很对，日本人很快就会感到捉襟见肘，我们一定会用时间和空间来打败日本人。
记者问：国民政府是否准备放弃武汉？
蒋介石则以坚定的语气表示：你错了。我们一定要保卫大武汉。敌人的企图不可能得逞。
记者追问：您的意思是，国军要与日军进行战略决战？
蒋：是的。我可以公开地告诉你，国民政府已经调集百万大军，此外还有二百万预备队，他们都部署在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沿岸。任何来犯之敌一定会遭到迎头痛击，被无情消灭。
７月６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参政大会第一届会议上信誓旦旦地保证：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一切的奋斗，要巩固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
他还宣布决不姑息任何背叛国家和人民的败类，任何人与敌人和谈都将被视作叛国通敌，都将以汉奸罪论处，云云。
其实上述舆论都是蒋介石公开施放的烟幕弹，作为军事领袖，他自然深谙“兵不厌诈”的谋略之道，这种高调决战的姿态都是做给日本人和党内政敌看的，换句话说就是恫吓他的敌人。事实上号称“百万大军”的中国军队并未全部参战，他们相继投入的许多番号都是用以迷惑敌人的手段，西方媒体信以为真，争相报道中国大军云集武汉，将与来犯日军进行战略大决战的重大新闻。而不明真相的国内舆论和民众也一派乐观，以为日本人必败，武汉从此高枕无忧。
在随后召开的大本营作战会议上，蒋介石严厉训斥了那些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军队将领，把他们的脑袋比作“蠢驴脖子上的那个东西”。蒋介石总结说：去年“淞沪会战”打破日本人速战速决的神话，这是我军取得的第一个阶段性重大胜利。不久前结束的“徐州会战”，我军成功突围，致使日军捕捉我军主力的战略企图破产，特别是黄水泛滥打垮敌人华北派遣军，等于折断敌人最具威胁的一把尖刀，这是第二个阶段的重大胜利。现在我们必须争取第三个也是最关键性的胜利，就是成功实施战略大转移。因为民众撤退需要时间，转移工厂机器需要时间，后方建设也需要时间，所以你们的任务就是阻击日军，延缓他们的进攻步伐，争取宝贵的时间，那么我们就将取得第三个阶段乃至整个抗战的彻底胜利！
蒋介石向空气中伸出一个巴掌来，他宣布说：五个月！这是我对你们唯一也是最后的要求……你们必须用决死的抗战精神，坚决从敌人手中夺回宝贵的五个月时间，那么我国民政府就守住了中国抗战的半壁江山！
根据蒋介石指示精神，会议确立会战原则如下：
第一，实施层层防御，将阻滞日军的时间从原先三个月延长至五个月，也就是说日军突破武汉防线的最后时限不得早于十月底。
第二，全面加快战略大转移的步伐。将原定计划十个月的撤退周期缩短到五个月。组织全国交通工具支援武汉，按照军工、民用、社群的顺序进行有序撤离。所有撤退工作必须在十月底之前完成。
第三，组织华中各省抗日武装，在敌后发动持续有效之袭击，破坏公路桥梁，烧毁仓库粮草，配合正规军实施武汉战役。等等。
蒋介石任命第九战区总司令陈诚、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为前敌指挥官，自己则坐镇武昌，亲自统领三军会战。
４
汪精卫得知高宗武赴日本成行的消息，不由得欣喜若狂。
高宗武给汪精卫的密信称，日本方面确有诚意结束战争，重新缔结中日提携的友好条约。对于汪精卫提出的和平条件，日本方面称凡不违背中日提携的精神，都可通过谈判来实现。
高宗武信中还透露说，日方期待组建一个对日友好的新政府来取代蒋介石国民政府。只要汪精卫同意出任新政府首脑，日本方面将全力支持并维护与新政府的友好关系，实现大东亚共荣等等。
这就是说，“和谈派”的坚持不懈终于获得突破。日本人开战初期那种目空一切咄咄逼人的战争态度开始有所转变，至少不再最后通牒和漫天要价。日本人愿意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第一次明确回应并向汪精卫伸出了和平的橄榄枝，说明他们需要“和谈派”，需要通过包括和谈在内的手段来解决争端。
日方态度的一百八十度转弯令汪精卫大有绝处逢生之感，经与周佛海、陈公博等人紧张研究，他们共同起草一份《对日和平之原则》的文件，提出响应日本人和平谈判三大主张：第一，中日一旦和谈成功，汪精卫等人即脱离国民政府，并发表公开声明。第二，联合南方各省公开通电“拥汪反蒋”，重组一个真正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第三，日本方面为显示和平诚意，应尽快停止其军事行动，放弃主权要求，并且逐步实现从华中、华北撤军。
按照汪精卫的如意算盘，如果通过谈判而不是战争来实现和平，实现日本停火撤军，不费一枪一弹收复国土，岂不是证明“和平救国”路线的英明正确？汪精卫岂不是成为拯救四万万中国民众于战争水火的大救星？而假日本人之手来取代蒋介石和帮助自己上台更是梦寐以求的心愿，否则这个号称“爱国者”的国民党副总裁何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偏要去做日本人卵翼下的傀儡首脑呢？
经过反复磋商和讨价还价，１９３８年秋天，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汪、日正式会谈”在上海秘密举行，因会址选在一处名为“重光堂”的日本会所，所以又称“重光堂会议”。出席会谈的汪方代表是高宗武、梅思平和周隆庠，日方代表为陆军大本营情报军官影佐帧昭大佐、今井武夫大佐等人，双方签署《日华协议记录》的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