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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那么大……没有酒……怎么吃呢？”
母亲无奈，允许林斤澜下酒，林斤澜竟喝了大半斤黄酒。
十几岁时，林斤澜闹“革命”，在温州台州之间的一个山腰，和他同住的是一个牲口饲养员之类的老头，患有严重的哮喘病，整天呼噜呼噜，浓痰不断。林斤澜和老头并排睡在一铺。老头呼噜呼噜，稍一侧身，就往地下墙根啷的一声吐一口浓痰，像邓亚萍猛抽过去的乒乓球。有天夜里，林斤澜来了酒兴，老头居然给他搞到一瓶“白眼烧”（烈性劣质白酒），外带一块黑黢黢的羊头肉，其坚硬有如给旧鞋打后掌的胶皮。林斤澜牙口好，硬是就着那个黑黢黢的“胶皮后掌”，把那瓶“白眼烧”灌进肚里去。
二十多岁时，在无锡“苏南新专”，和高晓声、叶至诚、陆拂为等喝酒，酒后算账，钱却不够。林斤澜脱下皮衣，当在那里，回到学校，取钱赎回。
三十多岁，林斤澜“蹲点”门头沟山上，也与一个老头同睡。这个老头是个炊事员，可是那个时候，什么吃的都没有，只有大蒜，林斤澜便买来“番薯烧”，就大蒜和老头同饮。好一段时间，林斤澜终于把胃喝坏了。他的胃喝坏了，也就这么一次。
林斤澜究竟能喝多少酒，一般人不知道。我和他喝酒交往很多，但始终不明他的酒量。一是他酒量大，从不摇晃，从不粗舌，更不论呕吐了。二是他是长者，不可能劝酒，而且２００１年大病之后，我们不敢叫他喝酒。在温州，有一天，他对我们年轻人说：“我们喝啤酒，一直喝下去，都不要上厕所，敢不敢？”大家都说不敢。一回，熟悉林斤澜多月的宾馆服务员对我说：“他一餐，能喝一瓶葡萄酒呢。”
葡萄酒、啤酒、黄酒、白酒他都喝，还不论土烧或洋酒，而且可以混杂着喝。中午喝，晚上喝，子夜可以拉他起来喝到凌晨。真是“海陆空”、“全天候”。陆文夫逝世后，我恰巧与他通过电话，他说：
“晓声走了，曾祺走了，现在文夫也走了。人说我们是文坛酒中四仙，咳，只剩下一个我了。”
邓友梅说林斤澜醉过一次。从老舍家喝了出来后，碰在大树上了。五十年代，老舍心情还好，每年中秋或生日，便叫一群人过来赏菊、喝酒。林斤澜说曹禺有一回醉了，溜到桌下了，可是双手还在抓酒瓶。对于碰树的事，他解释说：“我没醉。我知道前面有棵大树，我就向大树直走。直走肯定会碰上大树，结果，果然不出所料，碰上了。我当然没醉。”
爱女布谷对于父亲喝酒，越发管得严了。这是对的。２００４年底，我们几人进京，林斤澜叫来邓友梅、柳萌，布谷做东，在宁波菜馆吃饭。席间，眼看邓友梅要给老朋友倒酒，布谷的眼睛睁得很大：
“小邓叔叔，不要给我爸倒酒！”
小邓叔叔还是给林斤澜倒了一杯啤酒。布谷站了起来，气呼呼地要过去。小邓叔叔只得表演般地、滑稽地把酒倒了回来。
知父莫如女。布谷深爱他的父亲。
林斤澜喜欢泡澡，这是他对我说的。
以我所知，他没有穿过西装，打过领带。他总是穿夹克。汪曾祺也这么说，还说他爱穿“条纹格子衬衫。衬衫就是街上买的，棉料的多，颜色倒是不怕花哨。”
近年来，在温州，他偶尔穿上两条衬衫。我说这么穿不好看。他莞尔。
２０００年以前，在北京，他骑自行车。我没见他骑自行车的样子。他远游的时候，喜欢坐火车，不喜欢坐飞机，因为他有恐高症。但是，飞机快，温州至北京，两个小时。他许多时候还是坐飞机。
林斤澜爱好收藏酒瓶。他家有很多酒瓶。瓷的，陶的，玻璃的。他家的客厅一边是书橱，一边是酒瓶橱。酒瓶造型都是很漂亮的。不少酒瓶模样独特，非常古怪。有一个贵州安酒的酒瓶，酷似傩戏的脸谱，外套一个篾制的盒子，我以为是藏中极品。他淘汰了不少酒瓶。有的当年是独特的，现在就不独特了，比如酒鬼酒的瓶子。黄永玉设计的“布袋”，刚一出来，很有创意，赶紧收藏，后来到处是，没劲了，俗了，林斤澜就把它扔了。所以，林斤澜的藏品已经不是太多。
１９９７年之前，汪曾祺常常为林斤澜收集酒瓶。见到一个特别的，即使在边远地方，立即收好，迢迢带给林斤澜。就在２００４年底吃饭这一天，邓友梅到林斤澜家，手里就拿着一个红酒瓶，长相一般，林斤澜小心收好。
林斤澜说，他曾经收藏瓷器，规模不小。文革时存款冻结，邓友梅又“倒霉”，三天两头来吃饭，林斤澜便叫夫人偷偷地分批分次，把它卖给废品收购站了。
林斤澜的心脏不好。三十多岁时晕倒一次，四十多岁时又晕倒一次。四十多岁时，医生说林斤澜最多只能活八年。每回体检，每回发出警告。禁忌多多，比如不要爬山，不要出远门等等。但，林斤澜一概不听。他凭感觉，他自我感觉良好。九十年代初，发现右腿微麻，到医院做了磁共振，结论是脑血栓。林斤澜骑车到了汪曾祺家，照样喝酒。汪夫人连忙劝他，不能骑车，也不能喝酒云云。林斤澜笑而不答。
唐达成在《斤澜印象杂记》中写道：林斤澜“陪几位文友同游故乡新辟的风景胜地。景点初创，曲曲折折的石路循山而上，有的地方只挖了一个石洞，要攀铁梯上去，许多人不免心中忐忑，面有怯色，甚至就在路边石块上安坐休息，不打算再往上攀登了。我只顾往前，倒也没有犹豫，等爬上去之后，我不免担心斤澜大哥年已七旬，恐怕不必再这样乘危涉险地折腾了。这条路也实在崎岖险奥，如不再加修整或另辟蹊径，一般游人可能要望而却步。我边寻思边行走，到了一山边小茶摊，树木葱郁，枝条葳蕤，即坐下歇足，不一会儿，斤澜兄竟缓缓从容而来，虽然额上大汗涔涔，却神色自若，并无任何畏难之色，甚至还绕茶摊极目四望，观看层峦叠嶂的起伏走势……”
２００１年初，出大事了，林斤澜患急性肺炎，住进了同仁医院，没几天，发出“病危通知书”。
我和哲贵赶到北京，边上站着两个“特护”，环绕几种仪器，横七竖八的管子从他鼻、口、胸、手处接出，看得人眼酸鼻软。
他出院后，我问他是怎么得的肺炎。他说是感冒引起的。他对付感冒，历来是三种法子，这三种法子不与外人道，他是从《红楼梦》中贾母那里学来的！一是饿肚子；二是喝酒；三是蒙头热睡。
从前都是灵的，这回却失效了。
之后，林斤澜老实了一些。但温州总是要来的。他对我说，倘若感冒，我马上吃药。倘若感冒不轻，我得马上住院。我问了温州“一医”，他们说什么设备都有，对付肺炎，绰绰有余。但他状态极好，在温州如鱼得水，神仙一般轻松愉快，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什么小病都不曾有过。于是，他又不老实了，一个人走路走得太多。热天气，从不打伞，大汗淋漓。碰到下雨，他不坐车，故意淋湿，一路走回宾馆，说是“破坏性实验”。热洗一番，他喝点白酒，居然轻松欲仙。
喝啤酒，总是我们年轻人先上厕所。他得意地说：“你们啊，你们啊。”仿佛是说我们膀胱不行，肾也不行。他的肾是鲜亮鲜亮的！有一回喝了啤酒去看蒋介石母亲的墓，下山时忍无可忍，我便一人落下来，钻进竹林。赶上时，林斤澜对我说：“你去拉尿了。我就不想拉。”
他对北京同仁医院半年体检一回，感到头疼。意为无病找病，小题大做，如临大敌，犹如软禁，好生痛苦。“他们查病都要一两个礼拜，天天抽血，不厌其烦。说我有一项指标超了，查了几天查不出原因来。后来问我，有没有吃香蕉，我说有啊，吃了很多。我在这闲来无事，就把送的香蕉统统吃光了。好，放我回家了。”
不久前，他又被医院叫去体检了一回。他说：“又把我关了十几天。说我肾有所衰退，这就奇怪了，我八十多岁的人了，怎么会有二十岁的肾呢？他们这样查，那样查，把我的心情查不好了！”
林斤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和汪曾祺的友谊成文坛佳话。我编的副刊“池上楼”三字，就是他请汪曾祺写的。他和汪曾祺出游时，经常有人请汪曾祺写字。写得多了，林斤澜便心疼。在温州，我就见过他劝汪曾祺“收摊”去睡。何镇邦在《常青的老树》中写道：“在漳州时，《闽南日报》的一位记者一而再地来求字，就被林老批评过。”
林斤澜收藏着茅盾、沈从文、老舍等人写给他的字画。他对我说：“最宝贵的是汪曾祺的信。从右派下放地张家口寄来。好几封长信，用毛笔竖行书写，内容是谈写作的。可惜文革中被我二姐烧掉了。”
１９９５年秋，汪曾祺看到温州堤坝，这条堤坝１９公里，用石头砌成，以拦东海。汪曾祺非常激动，回京写了《瓯海修堤记》的铭文。他对林斤澜说，夜两点多，睡下了，忽然觉得还有两字不妥，遂又披衣改定。他还说，现在只剩下几句无关紧要的序言了，得找资料，反倒麻烦。林斤澜说，那就由我代写序言吧。
合拢后，林斤澜把它寄给了我。我从报纸效应出发，作者栏里打上“汪曾祺铭、林斤澜序”发表出去（《汪曾祺全集》未收）：
一九九四年十七号台风袭瓯海，肆虐为百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