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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比较接近的作家的作品，林斤澜几乎一篇不落地读。他还十分关注青年作家的作品。汪曾祺说在他那一拨作家中，林斤澜读青年作家的作品最多。在温州，他对《钟山》贾梦玮说，叶兆言近来出版了几本书，你跟他说一声，寄我读读。又说，你能否拿到江苏女作家叶弥的书？听说她的小说不错？
叶兆言和叶弥的书都寄来了。林斤澜把它们读完，对我说，叶兆言的是散文书评，有别致处；叶弥有些小说确实不错。
家乡青年作者的文章，他基本都读。１９９４年，我写过两篇散文《乡吃》、《双溪》，林斤澜读了，以为好。后来汪曾祺和邵燕祥也读了，邵燕祥推荐出去，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双溪》。后来两篇都选入汪曾祺林斤澜主编的《国风文丛》。林斤澜说：“你这两个东西，我看了多次。”２００５年在北京，他又对我说：“前几天我又看了你那两篇散文。《乡吃》这样写吃，今后可能站得住；《双溪》写船上的事，前有沈从文的《丈夫》，今后能否站得住，就难说了。”
林斤澜的阅读，有的为了借鉴，有的为了了解，有的为了关心。
同至交汪曾祺不同，林斤澜关心政治。在这方面，他和鲁迅相似。他说：“一个作家，祖国观念、人民观念总是要的。”
邓友梅回忆说：“一天我在公园打拳，忽听到广播中报告重要新闻时，没提伟大的旗手和张春桥、王洪文的名字。此事不能跟别人讨论。我就忙去他家，故意卖关说：‘有件重大新闻，你知道了没有？’他问：‘什么新闻？’我说：‘今天的广播你听没听？’他说：‘听了没发现什么？’我就说了我的发现。他也觉得不一般。我俩猜了一阵猜不出原因，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又到他家去，这回轮到他卖关子了。他说：‘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我说我不知道什么。他端着架子说：‘我这才是重要新闻。可不能随便就告诉你。你得付点代价。’我听了就再三追问。并答应如果消息真有价值，我请他喝酒。他才告诉我说，昨天我走后他就去了杨沫那里。从杨沫处知道了打倒‘四人帮’的消息。听了又惊又喜，又怕是误传。经过分析，两人都认为这样的谣言是没人敢造的。兴奋得想欢呼，但又还不敢声张。他不坚持要我请客，自己找出瓶酒来我俩举杯庆祝。”
在各个时期的运动或事件中，林斤澜的脚腿站得很稳、站得很好。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总能表现出一个人民作家的正确立场。他曾冒过一次险。汪曾祺说：“斤澜平时似很温和，总是含笑看世界，但他的感情是非常强烈的。”这种“非常强烈”的“感情”，就体现着他正确的“祖国观念”和“人民观念”。他非常清醒。
《十年十癔》是林斤澜的重要著作，可谓篇篇关连政治，那是极其深刻的短章，是难得的警世小说。如其中的《黄瑶》、《白儿》、《哆嗦》。
唯美诚可贵，然而食人间烟火，敲击人类灵魂，推动社会前行的作家，更当可贵。
林斤澜尊重不同风格的作家和作品。“这是一种风格。”“这是一条路。”他往往这么说。他自己写道：“……拿来主义好不好？好。翻箱底思想好不好？好。尖锐，厚道。清淡，浓重。热情奔放，冷静含蓄。大刀阔斧，小家碧玉。变幻莫测，一条道走到黑……都好都好，都不容易……”——可是孰高孰低，要看作品的境界了。看到朋友高境界的作品，他就欣喜，倘若境界高、艺术上又独辟蹊径，他更是欣喜。他没有犯文人相轻的通病，这是他难能可贵的做人品质。
林斤澜非常尊重青年，和许多青年作家保持良好的友谊。青年作家和他相与尊重，毫无隔膜，什么话都说，什么问题都探讨。因此，林斤澜能够说一些流行的文学术语，如“误区”“思维定势”等等。到今天，林斤澜在艺术上仍然锐勇，老而不朽，我以为他同青年作家的亲密无间有关。
他的思想是先进的。
在北京同事中，林斤澜区别于浩然、刘绍棠，他头脑清醒。例如，当我谈到６０年代初他发表的《新生》——那是老舍特别著文加以赞赏的，林斤澜说：
“写的是好人好事。”
北京讨论“京味儿文学”。林斤澜说，刘绍棠曾提倡“乡土文学”，“京味儿文学”无疑是乡土文学之一种；但是孙犁先生多年前在为刘绍棠书作序时就指出过：“乡土文学”讲不通。多数文学作品都会涉及一些乡土风情，但并不能据此认为它们就是“乡土文学”。比如鲁迅先生的《阿Ｑ正传》里，虽然人物和环境是绍兴的，但是鲁迅的小说观却并非是乡土的。他塑造人物，最终做到解剖“国民性”。沈从文的小说虽然有浓厚的湘西色彩，但是他的美学追求并非是“湘西乡土文学”，而是追求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湘西的风俗和人物只是其文学的表象而已。因此文学不应把“乡土化”作为追求本身，而应当追求超越乡土，到达纯精神的高度。居住过北京的许多现代作家都在文章中赞美过北京的韵味——蓝天、黄叶、叫卖声，从容、悠闲的情调，但是鲁迅先生的作品里却没有。对他的故乡和旅居过的地方，从未表达过沉醉之情，却总是带着嘲讽的目光去打量。任何一个对自己的时代和社会保持着批判立场的作家都是如此——他们无暇迷醉，他们要催促人类改进与前行。
他对文学是有见地的。
邓友梅有个论点，叫“刨分”。意思是说，老作家不要再写，再写就要扣分，糟蹋了原有的成绩。林斤澜明确反对这个论点，而且写作不断。而且，越到近年，越发精彩，风格越独特，境界越高卓。
他用他的实践表明着文学和生命不可分。
汪曾祺说：“斤澜极少臧否人物，但是是非清楚，爱憎分明。”林斤澜评判某人某事，总是三言两语，对象便了然。他用语平和，全面客观。
他不偏激。有人说，温州城原来多河多桥，倘若保持至今，恐怕比威尼斯还好看。这话没有错。比如原先的高公桥，矮凳桥，将军桥，卖麻桥，窦妇桥，道前桥，四顾桥，中山桥，府前桥，大洲桥，陡门桥，九山桥，双莲桥，万里桥……都消失了。桥消失了，是因为河消失了。便说：“历届温州政府都在破坏！”
林斤澜认为，从现在看，保住建国时的温州城，当然是好。但每个人、每届政府认识事物都是有局限的。社会发展是渐进的。现代化往往是把双刃剑，难免伤及好的方面。平遥古城为什么保持得那么好，原因可能还是山西落后。丽江古城也是这样。
林斤澜非常尊敬孙犁。孙犁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说自己曾经教过书，学生是可以叫他“老师”的；而现在许多人他没教过，也叫他“老师”，他愕然。希望除学生之外，其他人千万不要叫他“老师”。——林斤澜摇头，说：“没有必要。过了头。”
林斤澜认为“红学”也过了头。那么多年，那么多人，这据那据，这派那派，轰轰烈烈，是是非非，大可不必。“曹雪芹是个作家，《红楼梦》是部小说，”林斤澜说，“那么多牵强，那么多附会，对读者没有好处，对社会也没有好处。”
林斤澜的“哈哈哈哈”是很有名的。我见林斤澜“哈哈哈哈”笑，出现在三种情况。一是他高兴了，比如碰到老熟人、老朋友等；二是几人在一起，一时没了话题，显得尴尬；三是发现有人观点不对，而又不便反驳。
汪曾祺写过一篇《林斤澜！哈哈哈哈……》，说林斤澜的笑，能“得到一层安全的甲壳。在反右派运动中，他就是这样对付着过来的。”林斤澜以为错误。
我也请教过邵燕祥。邵燕祥说：“有人以为机智，这是往好处说。有人也会说是世故。”我把这话学给了林斤澜。林斤澜笑着说：
“世故也是涵养。”
有一点是明明白白的，林斤澜不会奸笑，更不会谗笑，就是讥笑也不会。他是个与人为善的人。他不是那种阴沉的人、阴暗的人、阴险的人。他是有着光明心态的人，是达观积极的人。
当然，林斤澜十多岁走上社会，一路风雨，世事看多了，他便处处留神。他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籀》。“籀”就是“个个留一手”。他说，他文革前出的集子，全部无序，也没后记。没请人写，自己也宁愿“秃”着。为什么“秃”着？“秃”着防揪。前言后记中最有东西可揪，一旦上纲上线，麻烦就大了。发生麻烦，又累及他人，就更是麻烦了。
林斤澜对我说：
“文革批斗，老舍首当其冲，我是敬陪末座。我站在台上，你猜我的表情怎么样？我是做到没有表情！我不能愤怒，愤怒就说你是抵抗。我也不能愉悦，愉悦就给你加细铁丝重牌子。更不能嬉皮笑脸，嬉皮笑脸可能换来专场批斗。你得做到没有表情。”
没有表情！这真是太难了。
林斤澜写过一篇杂文，《“忍字高”》。忍是策略，为的希望。忍时是难受的，同时也有乐观地等待。他能忍。
林斤澜不易激动，他说江苏的章品镇带他去见三国时期的一段城墙，章品镇摸着石头，全身颤抖。他说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他能把一些事情处理得体。他想得总是周全。他比他的好友汪曾祺、高晓声冷静，也比刘宾雁冷静。刘宾雁有回跑来说一个事：浙江一位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