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不行，想行一下，哪怕稍稍行一下，但终归是不行。同学们说得很对，他的“家伙不好使”。好使不好使无关紧要，他已经牢牢占有了一个证据，杀掉自己不中用的生命是不可避免的了。
成功了又怎样？生理满足能给他多少勇气？快感毕竟有限度，而且不能成为决定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准。他迟早还会撞上新的解不开的难题，那时他会非常容易地找到另一个理由。
从赵昆那里是不便打听什么的。间接的知情人考虑到传播信息的危险性，也往往不肯启齿。涉及生者，有些话的确不好说。但我仍旧从赵昆女友的嘴里探得了一星半点用处不大的材料。
“她不在乎那个……”
我点头，暗示我明白“那个”的意思。
“她讨厌那个。”
未必吧？我觉得那次苟合应当是半疯狂的一幕，不饥渴会做出那种事来吗？
“她跟郭普云说过，没那个也没什么，两人好就够了，郭普云不听她的……”
“郭普云怎么说的？”
“不知道，听赵昆讲……他老说对不起她什么的，拿脑袋撞床头……”
“噢。”
“……我可什么也没说呀！”
她有点儿慌乱，大概后悔不该说什么撞床头不撞床头的，这个细节太具体。我感谢了她，同时感到赵昆真是个憋不住内心感受的人。这也好，像郭普云那样把什么都藏起来独自咀嚼，她的结局就更不妙了。
“她不在乎那个。”
我相信郭普云也不在乎那个，但这并不是说他也相信情感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在乎的是别的东西。他很在乎，也许太在乎了！
世界上一定有一些东西，让他感到比“那个”更大更沉痛的羞辱。它们是些什么鬼玩意儿呢？它们杀了他，又躲起来了。
我得找到它们。 第六章
美术馆和各种各样的画廊是郭普云经常光顾的场所。我陪他去过两次，一次是美术馆，一次是劳动人民文化宫。美术馆展出的是法国的抽象派绘画，作者叫皮特还是皮姆记不大清了。画框装潢精美，画可就难说了，稀奇古怪得看不大明白。
他把大小相差悬殊的两个乳房画在一个类似屁股的东西上，猛一看像一堆切开的烂水果。这位异国知名艺术家给人的感觉是个吃饱了没事干的家伙，有点儿胡作非为，有点儿癔症，郭普云却连声吟好，把那屁股上的瘤子看了又看了。
文化宫那次就不同了。好也说一些，但已经比较客观，而且指责得很仔细。办这次个人画展的是他的朋友，一个叫吴炎的年轻人，职业是美术学院助教。画展第一部分有他的相片和小传。人很严肃，不笑，眼睛盯着镜头，五官却是满慈祥的。
小传里说得明白。他在某军工企业当过十年工人，从事过木工、瓦工、管儿工等多种体力劳动。这个介绍不同凡响，使那些画有了更丰富的意义。
“你看看人家！看看人家……”
郭普云指着朋友的相片，一进展室就莫名其妙地冲动起来了。第一幅是油画，两张桌面大小，山黑水白，是山地景色。
“多棒！”
转过几扇展格，他稍稍安静一些，眼神儿却十分痛苦地盯着一个又一个画面，低声嘟哝：“这小子真出息了……”
这样说过几句之后他闭了嘴，想抽枝烟，还没点就让工作人员喝住了。他的表现让人无法理解，整个展室恐怕找不到一个比他更激动的人。打击他的力量来自艺术能量之外，他是不是有点儿嫉妒呢？才华横溢的画家毕竟来自同一个修建队，人家于过的工种他也干过，而且他学习绘画的起点比朋友还要高些。站在这个展室里他不得不置身于无情的对比，再一次直面命运的嘲笑。朋友恰如一轮满月当空，而他却因此黯淡无光，淹没在迷茫的星海里。只是嫉妒不能概括他此时此地的心情。
我觉得他整个身心都让一种宿命的气氛笼罩了。
展厅深处，他让我注意一幅画面。这里光线不好，昏沉沉的，看客们不大停留，悠闲地踱到南侧的展格里去。我跟他却两根木头似的戳在这儿了。他退几步，又凑到画面跟前，来来回回好几次，最后在我身旁站定。
“你觉得怎么样？”
油画题名《黄泉》。单一的黑色把画框填满了，像一块黑帆布，又像新铺的柏油路面的一部分。走近看看，发觉颜料涂得浓淡交叉，似乎很有名堂，但究竟是些什么又说不清。
他摇了摇了头。
“他的本钱是写实，这么干可不行，我见了他得骂他！”
“我觉得……还可以吗。”
“不灵不灵，他不是玩儿这个的。”
他轻松了，大约是因为在朋友天衣无缝的才华上寻到了破绽。那以后他接连为几幅画挑毛病，语言泼辣而俏皮，画家的短处使他愉快。他的样子很开心。多少有点儿刻薄。
“他这么耍小聪明，非毁了不可！”
“这幅画也拿来展览，这是他十年前的水平，他昏了头了……”
“这小子，我早说过他不善于使用红颜色，他非往这陷坑里跳……”
他滔滔不绝似乎要证实什么，并且不断抓到把柄。说得未必不对，问题是他的情绪。我不懂画，但我知道他失态了。那人再怎么不完满，比那个叫皮特或皮姆的癫老外也地道得多吧？舍得给人家叫好，见到朋友的短处倒死扯着不放，这合适么？依他的为人，在朋友面前他也敢讲这些话，但对旁观者似乎应当讲些分寸。我当时不曾想到，那些苛刻的贬低是败阵的人虚张声势的反抗，对方辉煌的胜利早就压倒了他，他只是说说而已，目的无非是想把绝望的压迫稍稍抵消一些。
但艺术家并不给他更多的喘息机会。如果不是看到那幅画，他本可以暂时愉快地离开文化宫的。
这个足有两米宽的画框吊在展厅出口旁边，显然是压阵垫后之作。但是它给我的震动还不如那幅《黄泉》。主体是一枚枚奇大的黄色花朵，空隙里有一张枯瘦的叼着香烟的面孔。烟头引燃了花瓣和头发，人和植物正在燃烧，一些黄花变红而形状却依旧。人脸也不怕烧灼似的，平静，自然，淡漠。写实和变形两种手法奇怪地组合在一起，给人一种生硬的印象。我等着听郭普云的评论，他却茫然不知所措地呆在那儿不动了。又是常见的痛苦表情，好像被匕首扎了肚子，背驼下去，眼神凄凉，令人困惑的同时又令人怜悯。
走出文化宫大殿，他长叹了一声。
“……你看看人家，画素描那阵儿他还不如我呢！”
“人比人得死，还说他干嘛。”
“那些大花搞得真绝……”
“没见过那么匀溜的花儿。”
“那是木工房的刨花，黄松木的刨花儿，我们在那儿干过好几年……到南池子找个地方喝点儿去吧，累得要命，每次看画展都累得要命。”
酒桌上他彻底地赞扬了朋友，同时哀叹自己无能，友人的成功显然没有给他多少欣慰。他不时讲到朋友的轶事，卑微地炫耀他与画家的亲密关系。
“吴炎爱吃辣酱，吃起来满头大汗……我们净逗他。”
我劝他少喝点儿，他答应了，不一会儿却凑到柜台那儿又拎回两升来。他的话琐碎，带着淡淡的忧伤。
“吴炎的爱人不会炒菜，我每次去都自己掌勺，他们两口子服我。”
“你常去吗？”
“过去常见面，现在不了。我知道他应酬多，再说我也不想巴结人家……有几次骑车去看他，走半道就蹬不动了。觉得没意思，见了面怪寒碜，何必呢……我好长时问不去了。他常向单位的同事打听我，他人不错……”。
“你不想跟他谈谈对画展的看法？”
“我算老几，我配说人家吗？我们……不是一个档次了。”
“说实在的，你的水彩画再加几把劲也能拱上去。”
“别挤兑我了。我没什么出息……再怎么弄也不行，全晚啦！”
那天酒喝得并不过量，可出饭馆向北走了没多远，他就扔下自行车守着一棵大树呕起来，怕难堪，自己摇摇晃晃地向旁边一条小胡同里扎，脸朝一个脏乎乎的墙角蹲了半天，起来时脸色淡青，嘴角上挂着食物残渣和一丝苦笑。我以为他又要说：“我这个人老是不顺”。结果他什么也没表示，道过别就软绵绵地把那辆破自行车骑走了。
日后当他屡次谈到死，人们开玩笑地问他怎么个死法儿的时候，他往往故作神秘，我则短暂地想到那辆自行车，设想他会不会骑着它去干点儿什么。
在南池子小巷里干呕时他是那么痛苦，当时说他准备骑着车子去撞公共汽车不会没有人信的。他能有什么合适的目的地呢？回到阴冷的小屋，那一夜一定是悲愁难眠的吧！面对朋友的光辉。他像颗流星一样掉下来了，掉到他自己也闹不清的鬼地方来了。
郭普云曾经提到，他落伍的根源在于选择了水彩画而没有选择油画。这个分析避重就轻，但至少在表面上说明了偶然性对人的命运的影响。他们那一批学生有六个人分到了修建队，分到木工班的是他和吴炎。时值六八年秋季，凭一腔热情对体力劳动并无烦感。但他们还是向往早晚调到校验车间工作，因为那里可以舞枪弄炮，很威武的。从试验靶场传来的隆隆炮声很快就失去魅力，他们不得不长久地摆弄钢锯和刨子，过一种没有色彩的沉闷生活。他们常到厂区西侧的驹子峰闲荡，将野鸟和山蛇捉来烤着吃，直到遇上那位在矿区监督劳动的相当知名的画家，他们的生活才有了新的意义。画家过去是这儿的工人，五十年代末就调到总工会。如今被迫下野，重新投入深达百米的矿井。他上井后经常来不及更衣便夹着画夹往驹子峰跑，因为夕阳眼看就要落下去。这种性格坚韧且有些偏执的气质无疑把他们深深地吸引住了。那年郭普云十九，吴炎十八岁多一点儿，正是容易激发艺术幻想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