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的追求精神，他所选择的独特的抒情姿态和语言方式，以及由此给新诗现代性传统构建，究竟带来了怎样全新的色彩。
只要读一下穆旦的诗，谁都会清楚地感觉到：一方面，他承续了民族文学最优秀诗人的精神传统，与自己民族的命运有着不可分割的精神联系，能够深刻理解和传达这个民族的命运和情绪；另一方面，他又是传统文学感觉与传达方式的最猛烈最深刻的叛逆者，他给自己诗中“新的抒情”带来了一种承载全然非传统的精神的新的生命和新的姿态。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能不能摆脱非此即彼的思维匡束，在“中国的”与“非中国的”之外，来思考新诗自身传统与传统诗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穆旦如何对待外来的先锋艺术与传统艺术吸收融化中出现的尖锐矛盾？如何在双向的抵抗中进入自觉的选择吸收与消化的问题。
另一个现实例证，是台湾诗人的创作。他们有将更为先锋与更为传统性艺术融于一炉的语言准备和素养基础。“横向的移植”或纵向的传承的理论纷争，不但没有妨碍他们艺术美创造的活力，反而使他们在诗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结合的路上结出更为美丽的果实。它们给现代诗歌史带来了许多异质的特色。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台湾诗人产出的许多优秀文本，已经成为新诗历史书写中最富有特色的一页，同时比起大陆的诗歌来，也在更多地走近读者过程中展示了新诗于古典诗歌之外存在的另一种独特魅力。
事实是：自新诗诞生之后，就存在一个摆脱传统束缚和向传统艺术寻求资源的双重取向问题。但是处于强大优势的传统诗歌的语言、意象、情怀、意境，始终给处于弱势地位的新诗不仅提供营养的资源，也带来了彻底走向现代化的沉重压力。“欧化”与“西化”，“与传统断裂”，几乎成为新诗头顶上无法摆脱掉的恶谥。正因为此，朱自清先生在四十年代才以很强的辩护姿态，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呼号：其实新诗接受外国的影响，是“迎头赶上”世界现代性潮流一种必然的选择。“这是欧化，但不如说是现代化”，“现代化是新路，比旧路短得多；要‘迎头赶上’人家，非走这条新路不可。”（《新诗杂话·真诗》）废名、林庚等诗人在三十年代掀起了一股“晚唐诗热”，自觉在古典诗歌中寻求现代性的因素，并用自己的实绩，给当时的诗坛送来了“一份晚唐的美丽”。他们在“迎头赶上”的同时，大都努力于新诗对于传统艺术营养的汲取。自二十年代的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李金发，至三、四十年代的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等人，在这条“追赶”的路上，已经作了很多的努力。到了穆旦，在这条路上又跨进了一个崭新的时期。用李瑛当时评论里的话说，穆旦的诗是一个“勇敢的年轻人”起来歌唱和革命——“对于诗和社会的革命”。（《读》）
这些都说明，我们反思新诗走过的道路，都有一个共同的面对：在进行新诗传统的反思中，如何认识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的承传创新关系问题。新诗突破传统语言韵律等规范的制约，是实现一种解放和自由的伟大艺术转折。新诗的诞生，没有也不可能是以宣布古典诗歌的死亡为代价。回顾诗歌传统，吸收传统营养，不等于向传统回归。在反思中国新诗的不足与弱点的时候，科学的态度，历史的眼光，不同意见的交锋，审慎总结历史的经验，是非常必要的。新诗已经形成的历史的与艺术的传统，给我们进行多向思考提供了许多资源和可能。
对于新诗发展现状的反思，在尖锐促进理论探讨深化的同时，也伴随产生了对于新诗合法性的怀疑。一些反思性的思考对于新诗发展现状的迷惘和新诗可能前景的焦虑，饱含着对于新诗繁荣的真诚渴望。与那些否定新诗的议论绝然不同，它隐含着非常宝贵的艺术精神的追寻。但我们不能期盼一种艺术发展过分的超越性。需要将新诗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放在文学整体历史进程中去思考。《诗经》是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的作品，屈原创造的全新的代表诗体大解放的“楚辞”，则产生于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时代，这里几乎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自西汉至东汉的二百二十六年里，经济虽然发达，却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诗人。魏晋南北朝近三百七十年里，出现的大的诗人，除建安文学的曹植外，只有陶渊明和阮籍等几个人。从初唐的诗人陈子昂到盛唐的王孟李杜，以及唐诗出现群星灿烂的空前繁荣，也经过了自贞观至天宝时期近一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们不是历史进化论的迷信者。文学艺术的发展也并非遵循后来一定胜过前者的规律。但是必要时间与艺术的积累，创新意识与实践的弘扬，多元化艺术空气的宽松，以及个别天才和富有创新才华诗人群体的涌现，是诗歌得以出现杰出大家和时代性辉煌的必要条件。可以这样说，新诗已经产生了一些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世界先进诗歌水平的诗人和诗作。
当然，我们今天的一些新诗创作还非常芜杂，即使在一些富有才气的探索中，也有许多创作过于“私人化”而远离了读者的接受，一些诗多于理性思索而缺乏艺术美的魅力。如何增强读者接受中新诗的魅力，这是需要另外更加深入讨论的一个话题。在这里我只想说，凡是美的东西总会得到人们的接受和认可的。几十年许多沉厚美丽的杰作，不必说了，即随便举刚刚以77岁高龄离世的诗人林庚三十年代的一首诗《春野》：“春天的蓝水奔流下山／河的两岸生出了青草／再没有人记起也没有人知道／冬天的风哪里去了／／傍午的一点钟声／柔和得像三月的风／随着无名的蝴蝶／飞入春日的田野”。诗人对于春天的新鲜感觉，诗的意象捕捉和意境的营造，整首诗给人的一种蓬勃的少年精神和热爱自然的情怀，所深藏的人性之美，均在用自然洒脱的现代口语写成的诗句中，得到了诗化的传达，从而使这一作品获得了一种悠远的诗美的魅力。对于诗的探索过程中出现的芜杂与混乱不必焦急，读者与时间会作出最公平的淘汰与选择的。回顾过去我们不必气馁。瞻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越是真诚的尖锐反思与检讨，越需要坚守足够的沉着和耐心。我们今天的艰辛努力迎接的，应该是终将到来的明天的辉煌。
新诗诞生刚刚十年的时候，面对一些“厌倦”和“诅咒”的声音，朱自清先生曾说：“政治革命，十年‘尚未成功’，现在我们是明白了；文学革命，诗坛革命，也正是一样，我们只有努力向前，才能打出一片锦绣江山；何可回首唏嘘，自短志气？”（《新诗》）在新诗诞生九十周年的时候，重温这些话，我们确然不能“回首唏嘘，自短志气”，只能在不停息的探索与创造中更加鞭策自己：“我们只有努力向前，才能打出一片锦绣江山”。
2007年1月6日于京郊蓝旗营
《诗刊》忆旧
闻 山
闻山，曾任《文艺报》、《诗刊》编辑。离休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编审。
……
我持枪走向永生，
我持枪通过原野
河流山冈
城市与村庄，
我的路是有仇敌的地方，
我的路铺着太阳的红光。
……
我不当古代高贵的骑士，
我不做英飒的侠客，
我枪击绞杀人类的刽子手，
我是无数伙伴中的一个——
未来的人类幸福的开拓者。
这是郭小川同志早期写的《我与枪》中的诗句。今天读着这充满革命英雄气概的诗，依然感到震动。在硝烟炮火中，我们看见青年诗人英勇地朝着伟大的理想突击、前进，“走向永生”。
新中国诞生之后，许多经历过革命熔炉锻炼和持过枪的诗人，和郭小川一起，用自己满腔的革命激情，抒写人民生活和斗争、时代风云，开拓了诗的广阔疆土。工农群众中也出现了不少诗作者。许多同志与人民同甘苦、共生死，他们中间不少人热爱民歌，诗便与民歌融合，创作了不少史无前例的佳作。中国诗史上出现了《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死不着》、《白兰花》、《回延安》等不同于过去的诗，丰富了中国诗歌的宝库。
诗本来是从劳动人民大众中产生的。楚民歌哺育了屈原，使诗人永字。中国古代很多诗人都以自己的作品能为群众欢迎、吟唱为荣。1949年，新中国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周恩来总理为诗人冯至写了10个字：“为建设人民文艺而努力”。伟大的革命理想照耀着前进的道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马雅可夫斯基宏伟的革命诗篇等许多杰作，给中国文艺工作者建设人民文艺以很大的影响和启发。
开国后五十年代，诗与人民大众的关系，是有史以来最密切的。当时我在《文艺报》工作，在《诗刊》未出世之前，《文艺报》自然要承担关心诗创作、发现新人、佳作的任务。由于我对诗有点主动的关心，因此除了别的工作之外，这事也不成文地成了我的活儿，似乎我早就在做《诗刊》的工作了。
当年我读了阮章竞、贺敬之、李瑛等同志的新作，为他们写出了好诗异常高兴，去找他们谈创作体会。记忆中，一幅幅画面仍如在目前。在报刊上发现了抗美援朝战士未央革命激情澎拜的诗和藏族战士饶阶巴桑意象奇丽的诗，我就情不自禁地要为之赞美。这些同志是时代的新人，他们写的诗，是真正的“新诗”。在他们的作品中，新中国人民勇猛前进的步伐、全世界被帝国主义奴役、压榨的人民为解放、独立掀起的时代浪潮，成为诗的灵魂和血肉。闻一多先生说：“要写好新诗，首先要做新人。”这是千真万确的。
当时诗创作如风起云涌，激动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