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说：“要写好新诗，首先要做新人。”这是千真万确的。
当时诗创作如风起云涌，激动众人心。要求新中国有一个新的关于诗的专门刊物的愿望很强烈，于是1957年诞生了《诗刊》。主编臧克家恳请毛泽东把他的旧体革命诗词交给《诗刊》，在创刊号发表了。大家惊喜地发现，这些诗词实在是好，惨烈的革命战争、腥风血雨、伟大的时代，竟然可以用旧体诗词如此恰当、美妙地表现出来！这为诗创作提出了一条新路。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只要词句上作点解析，也就能理解，真是雅俗共赏。这些作品是“人民文艺”的精品。《诗刊》做了一件大好事。这也说明：除了“五四”以来的白话新诗之外，用中国传统诗词的形式，提炼口语，也可以写出很好的诗。当时没人会想到，今天在中国的乡镇、县城，会有那么多人用旧形式写诗，毛泽东诗词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
1960年我到《诗刊》工作。除了和丁力同志轮流发稿之外，我还兼管诗朗诵的事。诗朗诵是诗深入人民群众的好方式。孔夫子说，“诗可以群”。这活在古代说明什么情况，不大清楚。抗日战争时期，诗动员群众、团结队伍的力量就显现出来了，诗朗诵活动成为一种战斗形式。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我们成立了联大新诗社，请闻一多先生当导师，不断地开诗朗诵会。闻一多先生是非常好的朗诵者，我所听过的诗朗诵没人能达到他的境界。他不用手势，只用他那发自内心、充满激情、有如大提琴的声音，将诗传到听众心中，使你的心灵发生共鸣、震动。在被称作“民主三堡垒”的西南联大，新诗社的宗旨是抗日救国，表现现实生活，为争取人民民主而斗争。我们开朗诵会，欢迎校外的诗友参加。你是穷教师、报馆小职员、工人，或者爱诗的青年作者，都可以拿自己写的诗来朗诵，征求别人的意见。通过诗，人们可以成为朋友、同志。
闻一多先生推崇屈原、杜甫，因为他们心里装着人民的苦难。他激赏田间的战斗性极强的街头诗，朗诵田间的《义勇军》、《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坚壁》和艾青的《大堰河》，令听众热血沸腾。新诗社在联大学生大饭堂开朗诵会，大家知道闻一多先生要朗诵，不多久就挤满了人，进不来的就爬上窗台“参加”，真是热烈非凡，诗就这样完成自己的任务。
六十年代初，很容易找到许多可以朗诵的好诗。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甘蔗林——青纱帐》，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三门峡——梳妆台》，袁水拍的讽刺诗等等，都得到了听众热烈的掌声。群众听诗朗诵强烈而且持久的要求使我们感动，于是有了“星期朗诵会”，每星期天上午都在音乐厅举行。邀请人民艺术剧院、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朱琳、苏民、董行估、周正等许多同志参加朗诵，也请过上海来京的上官云珠、黎铿。报酬极少，没人计较。但租剧场也要一些费用，所以试试低价售票，看行不行。第一次办，就遇上下小雪天气，没料到票很快就卖光了。剧场已满，外面竟有不少人等退票，只好拉出扩音喇叭播放给人们听。天阴冷冷的，诗和心却是热的。就这样站着听到散场。我在大门口看着，出来的听众有学生、工人、干部，也有五十多岁的大娘、大爷带着孙子来。一个南苑机场工人对我说，多搞些朗诵会吧，我们难得听到一次！王震将军和夫人也来听诗朗诵。
看到这种情景，我很感动，非常高兴，于是给《人民日报》写了篇小文《听诗朗诵有感》，告诉大家，诗是多么受人民群众欢迎。
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也很关心诗创作。1962年4月19日，陈毅同志建议《诗刊》召开的诗创作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到会的不仅是诗人，还有巴金、张天翼、沙汀等作家。朱德同志首先发言，他说：“我们要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进的真事、真相、真话；写真事，说真话，我看写出来的东西就很漂亮了。……我们的伟大事业、光荣事业，将来的革命前途，我们都有责任把这些真实地反映出来，给人们看，给我们的后代人看。我看大家是要担负起这个责任的。”他认为民族传统有自己的特点，有好东西，应该继承，扬弃其糟粕，也要吸收新的营养。他说：“做事情没有根总觉站不稳，什么事都从根上发生，一切都要从根做起来，这样才能站稳脚。”陈毅、郭沫若、萧三等同志，都主张诗人要深入群众，努力表现新的时代；新旧融合，从古典诗词、各族民歌和中国“五四”以来的新诗、外国的好诗中汲取精华，努力创作出新的好诗；要内容好，艺术上也要千锤百炼。会后，我们根据录音整理成《诗座谈记盛》。陈老总的发言很精彩、很全面，他提到写诗要让人看得懂。但他审阅时，用铅笔把他的精彩意见大部分删掉了。他太谦虚，我们却觉得非常可惜。
《诗刊》的编辑们对发现、培养工人、农民中的诗作者是很重视、很关心的。李学鳌、刘章等许多诗人都是《诗刊》的好朋友。在编辑部，大家都想着怎样能让诗和工农群众结合得紧密些，让诗为工农服务。于是进一步考虑把诗朗诵送到农村去。1963年春天，《诗刊》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合作，尝试用曲艺、演唱节目配合诗朗诵，为农民演出。我先到北京南郊红星人民公社西红门大队住了一周，作调查准备工作，带了《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死不着》、《村风》、《王老九诗选》、《白兰花》等诗集送给社员看。我还挑选了一个喜欢诗、有点灵气的初中生，辅导他朗诵田间的《义勇军》、《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坚壁》，给他讲诗的背景和内容。他上场朗诵，很受欢迎，能够表达人民对日寇的仇恨。第二天我去调查社员的意见，六十多岁的炊事员还学他朗诵：“…枪，弹药，统埋在我心里！”另一位姓陈的老大爷说，演出的节目好，合咱们农民的心，他竟然能背出好多诗句。
一些形式接近民歌、合辙押韵的诗，曲艺演员拿来就可以配调。李季的《五月端阳》、张永枚的《骑马挂枪走天下》，演员只把个别词句变动一下，就可以用快板说、用二人转唱，受到大家欢迎。河南坠子、北京琴书也用上了。这次尝试证明是一种很不错的创造。
一个女社员把张志民的《小姑的亲事》和《村风》带到地头，念给妇女队的社员们听，大伙儿听得直乐。有个姑娘提意见：没有朗诵《革命烈士诗抄》里的诗，她不满意。
我把这件事写了一篇《诗朗诵下乡小记》，在《诗刊》发表。几十年后回头看，我们《诗刊》不但继承了孔夫子“诗可以群”的传统，而且让诗为人民大众服务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以前中国的诗让人看不懂的恐怕不多。被视为经典的好诗大都是雅俗共赏的。中国历代诗人中恐怕没几个愿意自己写的诗被人当作谜语猜。近代西方有些诗作者酷爱写“天书”，画画的人也画只有天晓得的画。现在中国有些人赶时髦，使劲地学这类舶来品，却不学泰戈尔、马雅可夫斯基、惠特曼。其结果是新诗的读者越来越少。一次诗会上我听到有个写诗的朋友说，诗本来就是给少数人看的，书店里买诗集的人少不奇怪。不错，“五四”时代的诗人，也有人说“诗是贵族的”。我以为，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如果有人就爱写只自己明白的东西，或者只在小圈圈里有人说好就行，那也可以随他意。但根据历史提供的经验，我劝大家还是努力去写让许多人喜欢的诗为好。你心中诗中有人民大众，写人民的喜与忧，人民就会喜欢你的诗，你的诗就不会孤独、寂寞。当然，艺术上也必须下苦功学习、磨练。
《诗刊》负担着诗人们的期望，愿《诗刊》上多出现大家称赞的好诗。
夜风深处的低语（组诗）等
熊 焱等
傍 晚
这么多拥挤、堵塞、嘈杂的口音
这么多奔波、追逐、匆忙的脚步和背影
在归途，在落日的余辉中
将有一盏盏的灯火、一桌桌的晚餐
一屋屋的亲情和温暖……
仿佛绚烂的国画，在辽阔的晚风里
缓缓地打开卷轴
多美啊，这广袤而完整的河山
鸟兽回窝，牛羊归栏
它们将在夜里偎依、温存和互相取暖
连草木也收敛芬芳，静候露水、月光
以及夜风深处的低语和爱抚
天空高远，世界如此博大
在浮世，这傍晚的夕光柔软而深远
像母亲的怀抱，容纳着更深的幸福和喜悦
容纳着众声喧嚣后的疲惫和寂静
流 年
晚饭前，你的病突然又犯了
父亲，你抖着，嚷着，神志不清
我背着你，往楼下冲去
我的年迈的父亲，我的一米七六的父亲
你轻得只有几十斤了，像孩子似的
在我的背上胡乱地喊：爸爸，爸爸……
很多年前，你就是这样背着我的
急急地跑向几里外的乡医院
我伏在你的背上，不停地流泪
不停地喊你
父亲，你一边疾走
一边轻声地安慰我
有时还喘着粗气给我唱歌
而现在，我才下了三层楼就累坏了
父亲，请你原谅我
原谅我不能轻声地安慰你
也不能喘着粗气为你唱歌
我只想在你叫喊的时候停下来，父亲
我只想在你叫喊的时候轻轻地应你一声
在人间
这么多一闪而过的后背和面孔
如此来去，如此忙碌
我熟悉她们，就像熟悉我自己
可我叫不出一个人的名字
正如他们也叫不出我的名字
我只是生活的小卒子，从不引人注目
在这平缓的人间，一步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