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有不可易者。彼以为民俗在所当顺，或以为政事当先所急，而不为之所者，皆姑息之政也。
尝闻胡地草皆白色，惟王昭君葬处草青，故曰青冢。朱温弑唐昭宗于椒兰殿前，血渍地处，今生赤草。岳武穆坟树枝皆南向。前二事皆不可见，后坟尝往拜谒，南枝之树，乃亲见焉。
唐选法：试而铨，铨而注，注而唱，集众告之，然后类为甲，上于仆射，乃上门下省。给事中读之，侍郎省之，侍中审之，不当者驳下。既审乃上闻，主者受旨奉行，各给以符，谓之告身。乃如告身非诰敕，即今文凭类也。尝于南京吏部见国初新选官，皆给黄纸印本符一通，疑即告身之遗意。文凭，乃后来所更定，主意在关防奸伪耳。故到任即缴上之。
《曹娥碑》，后汉上虞令度尚字持中立，弟子邯郸淳字子礼撰。蔡邕题其阴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古碑已不存。宋元祐八年正月，左朝请郎充龙图阁待制知越州军州事蔡六重书。碑在今庙中，又有后人临邕八字，其石方三尺许，已破裂不全。世传曹操与杨修读碑阴八字，未达，修欲言而操止之。行三十里，操始悟，由是忌修，斩之。或谓操未尝至越，安得此事？窃意操所谓读，非必庙中之碑，殆榻本流传它处者耳。其言修以是被斩，则非也。盖修素与曹植相善，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魏武甚怒之。既虑终始之变，以修素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之。注谓以交构赐死，是也。语在《陈思王传》。观此，则修之死非为读碑明矣。
莫月鼎像，吴门省鉴沈文明写。其自赞云：“雷霆散吏，间应世缘。若造此道，先天后天。丙戌上元月，鼎自赞。”此像今在予家。曾伯祖讳可山，当元季之乱，弃家为道士，尝从月鼎学五雷符水法，遍游江湖，后归老，殁太仓长生道院，此像之所自来也。月鼎，本湖州人，殁于苏州。《苏湖志》皆载其事。宋学士景濂尝为立传，予近装潢成轴，备书二郡志所载及宋传于上，以为家藏云。
古人书籍，多无印本，皆自钞录。闻《五经》印版，自冯道始。今学者蒙其泽多矣。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但今士习浮磨，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佔毕，而不得一见者多矣。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议及者，无乃以其近于不厚与。
毗陵翟、颜二生素交厚，每相会，辄谈及国事。一日，颜书其所志以示翟，言颇不谨。既而自悔，急遣人追索，翟已执之为奇货矣。后颜登第，为京职，翟每从假贷，即应之弗吝。人以颜为仗义，而不知为其制也。一书记辛稼轩帅淮时，陈同甫往谒之，与谈天下事。稼轩酒酣，言“钱塘非帝王之居。断牛头之山，天下无援兵。决西湖之水，满城皆鱼鳖。”同甫夜料稼轩酒醒必悔，必杀己以灭口，乃逃去。月余，致书稼轩，假十万缗以济贫，稼轩如数与之。古今人事，固有偶同者。然同甫平生自许甚重，其亦为此耶！
卷十一
国初，各布政司府州县祭社稷风云雷雨山川等坛，以守御武官为初献，文官为亚终献。洪武十四年，定以文职长官行三献礼，武官不令与祭。礼官之议，大抵谓有司春祈秋报，为民祈福。文官职在事神治民，武官职掌兵戎，务专捍御。古之刑官不使与祭，而况兵又为刑之大者。武官不令与祭，所以严事神之道，而达幽明之交也。然当时但言社稷等神，而不及先圣，此固主春祈秋报之说，岂不以报本于先圣者不当以是拘抑，岂不以古者出师受成释奠，皆必于学，故略之耶？宣德乙卯，各处军卫俱得设学，春秋二祭，皆武官主之，学官分献而已。使当时议礼者，兼先圣庙祭而言，则今日武官主祭，与礼制悖矣。此等事本出偶然，然亦若预为之地者，诚可异也。
琅邪郡名，韵书云“今沂州，一曰滁州。”当以沂州为是。齐是欲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是也。滁州乃山名耳，韵书误矣。
家有《化书》一册，云宋齐邱撰。宋学士景濂《诸子辩》云：“《齐邱子》六卷，一名《化书》，世传为伪唐宋齐邱子嵩作，非也。作者终南山隐者谭峭景升，齐邱窃之者也。”后见一书有云：“景升因游三茅，道过金陵，见宋齐邱，出《化书》授之，曰：‘是书之化，化化无穷。愿子序而传之后世。’齐邱以酒饮景升，虐之盛醉，以革囊裹景升，缝之，投深渊中，夺此以为己书，作序传世。后有隐者渔渊，获革囊，剖而视之，一人ぴ睡囊中。渔者大呼，乃觉。问其姓名，曰：‘我谭景升也。宋齐邱夺我《化书》，沈我于渊。今《化书》曾无行乎？’渔者答曰：‘《化书》行之久也。’景升曰：‘《化书》若行，不复人世矣。吾睡此囊中，得大休歇，烦君将若囊再缝，而复投斯渊，是亦愿望。’渔者如其言，再沈之。齐邱后为南唐相，不得其死。”宜哉！此记齐邱夺书颇详，而似涉怪诞。《化书》，《道藏》中亦有之，云真人谭景升撰。沈渊事若信有之，景升其所谓真人耶。
尝闻一医者云：“酒不宜冷饮。”颇忽之，谓其未知丹溪之论而云然耳。数年后，秋间病利，致此医治之，云：“公莫非多饮凉酒乎？”予实告以遵信丹溪之言，暑中常冷饮醇酒。医云：“丹溪知热酒之为害，而不知冷酒之害尤甚矣。”予因其言而思之，热酒固能伤肺，然行气和血之功居多；冷酒于肺无伤，而胃性恶寒，多饮之必致郁滞其气。而为亭饮，盖不冷不热，适其中和，斯无患害。古人有温酒、暖酒之名，有以也。
宋祥兴二年己卯，元主忽必烈灭宋，大兴彼教，任番僧拊迂等灭道教。十月二十日，尽焚道藏经书。是日，火焚其庙悯忠等寺一十三处，其徒被火焚死者八十三人，雷震死想埋等一十九人，及张伯淳、王磐等五人。北方奉彼教者，以非时雷震为惧，每年至是日，拜天谢过，出《岁时类纪》。此事若信有之，神异甚矣！但恐是道家者流附会之说。
今人以正、五、九月，新官不宜上任。俗吏信之，而见道明者固不忌也。或云：宋尚道教，正、五、九月禁屠宰，新官上任，祭告应祀神坛，必用宰杀，故忌之。今人多不知其原，遂有吉凶禁忌之疑。此说有理。然其事非始于宋，始于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诏天下每年正、五、九月，并不行刑，所在公私，宜断屠杀。意者宋因之而益严耳。详见《挥麈新录》。
古称肩舆、腰舆、板舆、笋舆、兜子，即今轿也。洪武、永乐间，大臣无乘轿者，观两京诸司仪门外各有上马台可知矣。或云乘轿始于宣德间，成化间始有禁例：文职三品以上得乘轿，四品以下乘马。宋儒谓乘轿以人代畜，于理不宜，固是正论。然南中亦有无驴马雇觅外，纵有之，山岭陡峻局促外，非马驴所能行。两人肩一轿，便捷之甚，此又当从民便，不可以执一论也。
《诸司职掌》，是唐、宋以来旧书，本朝因而损益之。洪武二十三年，改户、刑二部所属皆为浙江等十二部，后又改六部，子部为清吏司。然今衙门名目，制度改革，官员品秩，事体更易，又多与国初不同，亦多该载未尽者。衙门名目不同，如吏部所属文选等四清吏司，旧云选部、司封等部；鸿胪寺旧云仪礼司之类是也。制度改革不同，如北平都、布、按三司，今改为顺天府，并直隶府卫，承天门待诏、观察使、中都国子监、回回钦天监、五军断事司、蒙古卫，今皆裁革。旧有左右春坊而无詹事府之类是也。官员品秩不同，如六科都给事中正八品，左右给事中从八品，给事中、行人司正俱九品，各衙门司务、行人司行人皆未入流之类是也。事体更易不同，如兵部之整点军士，飞报声息，旧属司马部，今属职方清吏司之类是也。该载未尽者，如兵部之将官、将军、勇士之类是也。必得删订增广成书，使一代之制，粲然明白，垂之万世，而足征可也。
酇有二音，一则旰切，一才何切，皆地名。才何者，县属沛国，萧何初封邑。则旰者，县属南阳，萧何子孙所封也。杨震三鳣事，音当作鱓，若作本字，则其鱼长一二丈，鹳雀岂能兼致乎？近见一诗有“只恐留侯笑酇侯”之句，一诗以三鳣押入天字韵，皆失之矣。
尝闻父老云：太宗初无入承大统之意。袁珙之相，有以启之。近见姚少师广孝撰珙《墓志》有云：洪武间，上在潜邸，闻先生名，遣使以币礼聘焉。既拜受，即沐浴戒行李而起。及见上，大悦，于是肃恭而前，面对圣容，俯仰左右，一目而尽得矣。先生再拜稽首而言曰：“圣上，太平天子也。龙形而凤姿，天广地阔，日丽中天，重瞳龙髯，二肘若肉印之状。龙行虎步，声如钟，实乃苍生真主，太平天子也。年交四十，髯须长过于脐，即登宝位时。”上虽听其说而未全信。居无何，先生辞还故里。洪武三十五年壬午六月十七日，上诞膺天箓，嗣登大宝。因感先生昔言之验，于是敕遣内侍驿召至京，拜太常寺丞，授承直郎，待以特礼，赐冠服鞍马，文绮钞锭及居第在京，以便其老。珙别有《纪》云：“洪武二十三年九月，敬蒙燕府差人取至北平。”观此，则知太宗之有大志久矣。珙之相，特决之耳。珙，字廷玉，号柳庄，鄞人。相术之妙，详见九灵山人戴良所著《传》。
河南、湖广之俗，树衰将死，以沸汤灌之，令浃洽，即复茂盛，名曰灸树。种竹成林者，时车水灌之，故其竹不衰。
宋朝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