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真是出乎我意料的大，大多了，而且上面布满灰尘。一只褐色底布平摊在木条骨架上的风筝。我看过的每只风筝都比这只鲜艳多了。我想我的失望一定写在脸上。
“你知道吗，它还可以飞。”她把灰尘吹掉，“你应该看看它怎么飞，你是应该看看的。”她坐回椅子。我等着她开口，“对了，我刚刚说到哪里？”她问：“最近我特别健忘。”
“伯堤的最后一封信。”我说：“他刚前往战场，但是那只白狮子呢？‘白王子'后来怎么了？”我听到那只狗在屋外狂叫着。
她对我一笑。“耐心的人总会等到他想要的。”她说：“看看窗外吧！”
我看了，山丘上的狮子不再是蓝色的，而是白色的了。那只狗在山丘上跑跳，追着一群绕在它身边的蓝色蝴蝶。“它总是追着会动的东西。”她说：“别担心，它一只也抓不到的，它从来就没抓到过什么东西。”
“不是那一只狮子，”我说：“我说的是故事里的狮子。后来呢？”
“你不明白吗？它们是同一只。外头山丘上的那只狮子和故事里的那只是同一只！”
“我不懂。”我说。
“你会懂的，”她回说：“你很快就会懂的。”在继续讲话之前，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伯堤都没提在堑壕里作战的事，他总是说那是最应该忘掉的梦魇，或者留给他自己就好。好些年后，他再回想时，也许是时间治愈了那些伤痛，他才跟我说起事情的经过。
十七岁那年，他和所属的军团一起前往北法战场时，头挺得跟斗志一样高，然而，几个月后他就瑟缩着坐在泥泞的壕沟底，头埋在膝盖间，用手护着，尽可能的把自己卷得紧紧的，对那些把他周遭炸得四分五裂的炮弹、飞弹厌倦不已。等哨声鸣起，他们便得出来攻向两军交战的无人之境，带着刺刀逼近德军机关枪四处扫射的战壕。尽管周围有战友倒下，他也得继续向前推进，只等着哪颗子弹盯上他。他知道他随时可能倒下。
德军通常在黎明之际偷袭，怕被袭击，所以天刚破晓，他们就得从防空洞出来，到壕沟里战备。就好比他二十岁生日那天清晨发生的事那样。那次德军在晨光中攀上无人之境，不过很快就被锁定，然后像镰刀下的熟谷般四处逃窜。哨子响起，伯堤带着他的部属进行反攻。德军一如往常也给予了反击。伯堤被打中脚后掉进一个地洞里，他本想在那里等到黑夜再慢慢爬回去，可是伤口血流如注，他不得不在还有体力时，赶紧回到壕沟。
他蹲伏着前进，就在快要回到安全界线内时，他听到有人在无人之地哀号着。那是他没办法听而不闻的声音。他发现他的两名士兵躺在一起，伤重无法移动，其中一名已经失去意识。伯堤把他扛到肩上，带回壕沟，子弹在他身边咻咻扫过。那士兵相当重，伯堤因而跌倒好几次，但每次他都站起来继续蹒跚前进，直到双双跌进壕沟里。医务兵担心伯堤会失血过多，要把他送走，伯堤却执意要去带另一名士兵。
他探手攀出战壕，蠕动身子往外走。那波攻击几乎在同一个时刻停了下来。他自己虚弱得寸步难行，还是去把受伤的士兵拖回来。据说当伯堤终于踉跄的走回阵营时，德军与英军两边人马都伸出头来给他打气。其它伙伴们赶紧上前接应。之后发生的事，他就一概不知了。
他醒来时，人躺在床上，那两个战友分别躺在他两旁。获知他将因为在战场上的英勇获颁“维多利亚勋章”后，他还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一时之间他成为英雄，成了整个军团的荣耀。
但伯堤老称那是“一派胡言”。他说真正的勇敢是要克服恐惧。但他根本没时间害怕，也没时间思考，只是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应该做的事而已，就像幼年在非洲救那只小白狮一样。当然，在医院他也乐意接受大家无微不至的照顾，只不过他的脚恢复得比预期的还慢。当我找到他时，他还在医院里。
我找到他并非纯属偶然。有将近三年的时间，我都没收到他的信或只字词组。我当然知道他曾先预告我，但是那样冗长的沉寂实在教人难以忍受。邮差每次出现，我都满怀希望，但始终没有他的信，失望的剧痛与次遽增。我把这些苦楚告诉梅森奶妈，她总是帮我擦干眼泪、要我祷告，并说她也会帮我祷告。她确信我很快就会接到他的来信。
我真不知道要是没有奶妈，日子要怎么过，我当时状况真的很糟。每次看到从法国回来的伤兵，有的瞎了，有的中毒气或跛脚，我都急迫的想在他们之中看到伯堤的脸。我每天都在报纸上查看一长串的死伤或失踪名单，只要没看到他的名字，我都非常感谢上帝。可是他依然没写信给我，我觉得我得知道原因。我猜想也许他伤重得无法写信，孤单的躺在医院里没人关爱。所以我决定当护士前去法国，尽可能照料安慰那些伤兵，并抱着一点希望，希望可以找到他。但很快我就明白，要在这么多穿着制服的男人里找到他的机会很渺茫。我对他所属的军团和军阶一概不知，简直不知从何下手。
我被派到离前线八十几公里的一家医院，离艾米昂不远。医院是由一座旧城堡改建而成，有着塔楼、宽敞楼梯，每一间病房里都挂有豪华吊灯。可是冬天实在太冷，冷死的病人跟受伤身亡的人数几乎一样多。我们尽可能帮助他们，但是医护人员不足，伤员又不断送进来。他们的伤很严重，真的很严重，只要救活一个，我们就会很高兴。相信我，在那种悲痛的氛围下，我们真的需要一些欢欣来鼓舞士气！
有一天早餐时，那是一九一八年六月，我正在看杂志，记得是叫《伦敦消息剪影》，在翻页间看见一张我毫不迟疑就能认出的脸。他成熟许多、脸消瘦一些，而且没笑容，但我肯定那是伯堤。他的眼神既深邃又温柔，跟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标题是《安德鲁？艾伯特上尉荣获维多利亚勋章》，下面一整篇文章都是他的故事，并说他还在医院疗伤中。那家医院离这里不过二十几公里远。就算一大群野马也阻挡不了我去找他。下一个星期天我就骑脚踏车过去了。
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正靠在几个枕头上睡觉，一只手枕在头后面。
“哈啰！”我说。
他睁开眼睛对我皱眉头，好一下子才认出我来。
“你一直在战场上，对吧？”我说。
“差不多。”他回答。
又见白王子
他们说每个星期天我可以用轮椅推他到外头透气，只要不让他太劳累，并在晚餐前带他回去就行。诚如伯堤说的，那就像回到我们小时候的星期日一样。只是我们能去的地方也只有一公里半外的小村落。村子残破不堪，留下的也不过是几条七零八落的街道、一间尖塔折断半截的教堂，还有广场上的一间咖啡屋──谢天谢地它完好无缺。如果伯堤状况好的话，我会把他的轮椅推到一旁，让他自己拄着拐杖走路。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坐在咖啡屋里聊天，要不就是沿着河岸散步聊天。我们彼此都有好多年要交代。
他告诉我，他没写信是因为他觉得在前线的每一天都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天，日落之前他随时都可能死去。他的很多战友都在战场上捐躯，迟早也会轮到他。他要我忘记他，那样我就不知道他被杀，也不会太伤心。他说，只要不知道，就不会悲伤。他从来没想过他会活下来，也没想过他还可以看到我。
有一个我们外出的星期天，我看到对街邮局墙上的一张海报。上面的颜色早已褪了，下半段也被撕掉了，不过最上头的标题还很清楚。那是法文的“马勒先生的马戏团”，下方接着：“白王子”！还有一只狮子吼叫的影像，白色的狮子。伯堤也看到了！
“是它！”他吸了口气，“就是它！”没有我的帮忙他就离开轮椅，拄着拐杖，一瘸一瘸的走到对街的咖啡屋。
咖啡屋老板正在走道上擦桌子。“马戏团，”伯堤指着海报，他不大会讲法文，所以用英文叫着：“你知道的啊，就是狮子、大象、小丑！”
那男人看着他，茫然的耸耸肩，伯堤只好学狮子吼叫、双手在空中挥舞。我看到坐在咖啡屋窗户旁的几张脸都受了惊吓，连老板也摇摇头离开了。我从墙上撕下海报，把它带回咖啡屋。我的法文比伯堤好一些，所以咖啡屋老板很快就了解我们的意思。
“哦，”他松了一口气笑了。他念了一段法文后再用他的破英文说：“这马戏团已经结束了！伤心，非常伤心。你知道的，官兵们要的是啤酒、美酒或女孩。他们才不要马戏团。没人来看，所以马勒先生不得不把马戏团关了。他怎么处理那些动物呢？他留着它们，继续养它们。可是炮弹一直来，越来越多，然后他的房子，你们怎么说来着？被炸了。很多动物都死了，但是马勒先生还守在那里，只留下几只大象、猴子，还有那只狮子'白王子'。每个人都爱的那只白王子。军队把所有的干草都拿去喂马，动物没食物吃，所以马勒先生用枪杀了它们。马戏团没了。完了。结束了。”
“它们全部？”伯提叫着，“他把它们全杀了？”
“不，”那男人说：“不是全部。他留着那只白王子，他不可能下得了手的。马勒先生很多年前把它从非洲带回来，它成为法国最有名的狮子。他爱那只狮子就像爱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是那只狮子让他富有。不过，他现在没钱了，他失去一切。除了白狮子之外，他什么都没了。这些都是真的，我想他们大概会一起死，说不定已经死了，谁知道呢？”
“这位马勒先生，”伯堤说：“他住哪里？我怎么找他？”
咖啡屋老板往村庄外指着。“七、八公里，”他说：“那是一间河边的老房子，过了河左转没多远。不过马勒先生早就不在那里了，也许房子也不在，谁知道呢？”他耸耸肩转身进了屋子。
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