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德维尔的狗比任何地方都多，无所不在。它们有时单独行动，有时五、六成群。最小的品种有墨西哥的齐瓦瓦狗，最大的有瑞士伯纳德救护犬。我刚到这个地方时，身穿羊驼呢大衣，头戴墨镜，立刻成了无数猎狗的注意目标。它们见了我都狂吠不止，在街上走路时有些狗竟然跑到我的跟前咆哮。城里老居民的身上都有被狗咬过留下的伤疤。只要哪只狗接二连三地咬人，警察就会赶来将其击毙。然而，我的大衣和眼镜渐渐在群狗的世界里闻名，它们知道我既不是来自火星的入侵者也不是1890年代的匪徒，于是接受了我，不再对我嚎叫了。相反，它们伴我走路，在我身旁蹦跳玩耍。莱德维尔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我征服了。
信的结尾明显是为了取悦母亲。那些狗除了对我狂吠嚎叫之外再没有过任何其他举动。
我来莱德维尔的原因确实有点儿奇特。关节炎使我的双眼患上了葡萄膜炎，更准确地说是虹膜结状体炎。关节炎和眼部并发症让医生施展出浑身解数：配制水扬酸盐、服用葡萄糖酸钙、黄金注射法、肌肉注射异体蛋白（水解蛋白）、用蜜蜂蛰嘴、静脉注射伤寒菌（是真的，绝无夸张！）、肝部组织提取（此举出奇地疼痛）、结核皮下注射、肌肉注射青霉素和布鲁氏菌疫苗。后来，我的加利福尼亚医生约翰洛丹提出了高原疗法。至此，我真怀疑他们有点儿黔驴技穷了。他建议我至少要在高原住六个月。他解释说，去高原地带能增加我身体里的白血球总数，这些增加的抗体将组成强大的阵营与关节炎和葡萄膜炎搏斗。
时值二次大战初期，搬家不是一件容易之举。我的父亲在一家船坞工作，母亲忙着照顾其他两个孩子。一位姨姥姥跑来说：“你们打算把这个可怜的瘸腿男孩单独送到哪里去？难道就因为医生那句可能使白血球增多的话吗？他至多是建议而已，他清楚是怎么回事吗？”
可又有谁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呢？然而，我的家正是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我想，钱对父亲来说可能是个问题，但我能找到工作分担一部分开支。另外，这个建议看上去至少比注射伤寒菌有趣儿得多。除了弟弟和妹妹之外，全家人一致采取了保护性缓冲立场，他们目睹我多年来一直饱受风湿性关节炎的折磨，不愿看到我前功尽弃。他们不得不承认，现在我有能力独立生活，能够自己应付一切，可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好办法吗？我们几乎尽了一切努力，而这个建议又不无道理。充其量只需要一点儿乘火车的路费，此外再提供我一些钱直到我找到工作为止。
我的母亲是位读书人。十九岁那年她在伯克利求学，梦想成为一名新闻撰稿人。后来，她和我二十一岁的父亲私奔并生下了我。现在，她不情愿地取出了她的地名字典放在厨房的桌子上，然后在里面寻找美国大陆上最高的城市。搜寻的结果是科罗拉多州的莱德维尔市，海拔10，200英尺，其高度足够改变我的白血球数目。莱德维尔满足了我所需要的高度，父母同意购买火车票，其余的工作则留给白血球去完成了。
一月份一个天寒地冻的一天，我乘丹佛至里奥格兰德的列车抵达莱德维尔火车站。火车站奇异荒凉，地域偏僻，周围两三英里内渺无人烟。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把我带到城里。食宿地点安排妥当后，我踏着积雪来到哈里森大街，这时一幅“史福威食品杂货店”的招工启事映入我的眼帘。我得到了这份儿差事，工作是照看所卖的农产品。此刻，我志得意满，怀着独立的喜悦回到住处，提笔给家里写信。
两个星期后，我回到住处时发现了父母给我发来的电报。“立刻停止史福威杂货店的工作，”电报上白纸黑字地写道。父母告诉我，医生认为搬运蔬菜一类的工作会给治疗带来不良后果。我能想象得出家里得知我在食品杂货店工作后发生争论的情景：他在搬那些沉重的水果筐啊，会使眼内娇嫩的血管受伤的，我们必须问问医生。
我很难掩盖自己的失望。次日给我家里写信时尽量显得很潇洒：
昨晚接到你们的电报，我仍然不太明白。今天早上我把电报拿给史蒂夫看（他是铺子里的经理），他说既然对你有害，千万不要干了，态度很和善。由于几天来我一直在熟悉工作，原不指望他付我工资，可他坚持这么做。我急切希望你们来信告诉我具体原因，因为我感觉一切都很好。
几天后收到了来信，信中并未作更多的解释，但我在回信中并未表露出我的不快。
没有发现医生让我辞去工作的指示，我很失望。我确实认为它不会给我造成危害，但辞去工作会使你们更高兴，何乐而不为呢？也许以后会找到更适合我的工作。
因此我又戴上墨镜回到了冷寂的街道，与群狗为伍。晚上我睡12个小时，白天再睡三个钟头。很明显，这是无聊之极的表现。奇怪的是，我没有想到去犯罪，甚至没出现过任何邪念。我只担心的是过度睡眠是否有助于治疗。
每天，我沿着旋转扶手踩着吱吱作响的楼梯上下楼。楼梯的右边有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摆放着发黄的视力表和积满灰尘的眼科仪器。它是已故的J。C。斯特朗大夫办公室，一名眼科医生的诊所。如今，他的遗孀心惊胆颤地把楼上租给了房客，但却原封不动保留了丈夫的诊所。这间无人使用的房间像一个神秘的不详之兆，预示着将来我要永无休止地在无数眼科诊所之间奔波。
你们可能已经猜到，莱德维尔并没有使这些懒惰的白血球发生改变。在很多寒冷异常的时刻，我期待和想象它们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当冰雪偶尔融化的时候（在莱德维尔的冬天太难得了）我又深信不疑地认为我眼中的寒冰也随之消融。例如，1月30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我确实感到右眼视力已经有了显著改善。尽管物体的轮廓仍很模糊，但已能比较轻松地区别它们了。
然而到了三月，眼睛红肿发炎像进了沙子一样疼痛。种种迹象表明，葡萄膜炎恶化了，我不得不跳上长途汽车沿着号称北美大陆分水岭的落基山脉前往丹佛。医生的诊断让我知道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当我翻看过去的日记时恍然发现，自然界的冰雪和我眼中的寒冰并没有消失，我不但过分乐观，而且还不自觉地产生了放弃视觉和依靠听觉的趋势。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写的日记里我曾这样描写冬天：“风把新雪从积雪上吹开，发出沙沙的声音”、“新雪踏上去柔软而宁静”、“积雪在吱吱作响”。我在慢慢地步入北极苍茫的暮色。我的基本感觉正在发生转变。
在从丹佛返回的汽车上，我的反应冷淡，我身体中的一部分早已知道它会降临。失明虽然在20年之后发生，但我可能早就向它投降了。然而，希冀的藤蔓是共生的，像菟丝密密麻麻的枝条，可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我不知道我的家人什么时候才明白我会失明的。
我父亲意识到了吗？我奇怪地想。他是一个极其乐观的人，骨子里是一个迷信的赌徒，赌博是否认现实的一种手段。他把一切寄托于《圣经》，曾经通读过全书，每天晚上他都一字一句地刻苦阅读，直到睡着后书从手中落地为止。他看不懂，也没有乐趣，但他坚信《圣经》是保护他的护身符。他手心痒痒时便往上面吐唾沫，然后在裤子上擦掉，因为那是来钱的象征。咖啡冒泡时，如果能在它们破灭前将其喝到嘴里，便会发财，一个泡一块钱。他开车时会绕行好几英里，目的是为了躲避一只黑猫。对他来说，这些绝不是无稽之谈。在内心深处，他一定认为我的失明肯定会被他众多的好运所征服。有时周末他会突然失踪，那是他去了墨西哥北部的提华纳。
我的母亲比较理智，但多愁善感，哪怕谈起受伤的动物都会潸然落泪。她很难接受我要失明的事实，恐怕到她去世时都是如此。1963年，她死于癌症，当时我的视力已经下降到极其可怕的程度。
我的弟弟妹妹是一对双胞胎，比我小八岁。他们十来岁时我离家去了莱德维尔。迪克生性自由，积极向上，但多少继承了母亲的一些性格。记得还是孩子的时候，他面对一只行将死去的小虫子而失声痛哭。帕蒂不太喜欢上学而愿意同男孩子玩耍，并且很讨人喜欢。在我看来，帕蒂和迪克相处得非常好。突然，他们唯一的兄长生了病，失去了雄伟的体魄，让父母不断操心，他们必须多费口舌地向朋友阐述哥哥的病情。这主要是关节炎造成畸形的缘故。我时常认为，我的失明对他们来说过于遥远和难于想象。现在我知道，至少对妹妹来说，我的视力好转是她多年来面对所有星星和生日蜡烛时许下的心愿。
我母亲的姐姐凯瑟琳姨妈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都叫她阿姨。她对孩子特别亲近，尤其在照看弟弟妹妹方面。当关节炎使我卧床不起时，她奋力帮我驱赶病魔。她用药水为我擦洗膝盖和双肘。她将葡萄煮上好几个小时，然后榨出汁液来喂我。蜜蜂蜇嘴疗法由她安排；她把油放在大锅里烧热为我浸泡关节。眼睛出现并发症后，她坚持为我热敷。她为我竭尽全力，我深信她自始至终认为我的眼疾可以治愈。
无论何时，我对厄运的来临总是默然接受的。因为，一个人如果认定自己是和平主义者，那他还能战斗多久？一系列的痛苦治疗已经证明毫无效果。“圣雄”甘地、亨利梭罗或托马斯默顿在什么情况下会坦然接受一切？难道我的日程上还有什么其他安排，是写一首诗描写鲜血染红了月亮、是起草和平条约、还是筹建民族团体呢？
也许，采取不抵抗的态度是错误的。我为什么要崇拜脾气暴躁的盲人作家埃莉诺克拉克？她在愤怒（“去吧，去毒蛇那里吧，我讨厌你”）和痛苦（“我暗暗地叫喊不，不！并且堵上耳朵，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