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采取不抵抗的态度是错误的。我为什么要崇拜脾气暴躁的盲人作家埃莉诺克拉克？她在愤怒（“去吧，去毒蛇那里吧，我讨厌你”）和痛苦（“我暗暗地叫喊不，不！并且堵上耳朵，或者说充耳不闻”）之间徘徊。她说，给我“良好、健康的体魄去悲哀和绝望吧。”
我连诉说这种悲哀和绝望的勇气都没有，它使我更像一个毫无英雄气概、一个必须穿绿袜子的普通人。这正是我在莱德维尔的感受，一个虚度年华、无所事事，和穿制服的男人一起乘火车旅游的人。
关节的疼痛开始折磨我，白血球的数目没有任何增加。似乎到了应该立刻离开的莱德维尔干一些其他事情的时候了。尽管视力在不知不觉地下降，但还够用。我慢慢地摆脱掉丹佛咒语的笼罩，把路易和他的同事连同鲍威尔太太一起抛到九霄云外。趁还能看得见走得动的时候，我回到学校，学习完历史专业，并被推选进ΦΒΚ联谊会1。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和雪莉结成伉俪，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子，从未让我穿绿袜子，她以我本来的面目接受了我。我们结婚时，右眼裸眼视力为20/100，左眼更弱，只有20/200。我的校正视力是20/50和20/100，但已足够让我看清卷曲在雪莉脖颈周围的又长又直的金发，它们掩盖了雪莉的坚强性格。她让我保证不再说那些为她好一类的话。她那双热情的蓝眼睛告诉我，她完全清楚嫁给一个有我这样的膝盖和眼睛的男人的风险，但决不后悔。我想，她从我的眼中也看出了同样的执着。
我们一起冒着各种风险，激烈程度超过了在史福威杂货店里工作的任何行为。第一个大的冒险行动是：先大学毕业，后进发耶鲁。纽黑文冬天的严酷程度和莱德维尔相比毫不逊色。要在历史系毕业对任何健康的视网膜都是一种挑战，而对一个将要学习盲文的人来说无异于一种疯狂的举动。但雪莉对此坚定不移。她到温切斯特武器制造工厂做了第一个女招待。（后来她偶然看到了当时面试的表格，表格的上方用铅笔标着“金发女郎＋”的评语。）我们在一个波兰犹太寡妇的楼上租了间房。房东喜欢吃胡萝卜炖鸡，经常把大碗的鸡汤端给我们。我们能够坚持到最后，也许和她的馈赠使我们免遭饥馁不无关系。
取得博士学位后，我们回到了加利福尼亚。首先我得到了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馆员的资格，后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河畔校园新创办的文学院里任教。那时是1954年，距离我被宣判失明后大约12年。那段时间，一切都很顺利。我尽量使自己相信丹佛医生的残酷判决是误诊。虽然葡萄膜炎一直在我的眼睛里面安营扎寨，但我尚能忍受它所造成的麻烦。我在医生的候诊室里等待过无数时间，没有任何任何一家像莱德维尔斯特朗大夫的诊室那样昏暗和布满灰尘。可我必须承认，鲜艳的地毯和讲究的装饰没有使我感到轻松，频繁的就医常常唤起我埋藏在心底的忧虑。那些年，为是防止瞳孔缩小，防止里面的沉积物永远将瞳孔封闭，我必须每天两次往眼里滴阿脱品、澳洲毒茄碱、东茛菪碱或新辛内弗林。当可的松作为一种神奇的药物出现之后，为了消炎，我每天都往眼睛里面上可的松眼药膏或眼药水。除此之外，那几年还使用过其他药膏药水。看病和药物治疗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我从来没和外人提起过，即使是很了解我的熟人也是如此。这些对我来说和每天刷牙一样平常。
多年来主要给我看病的是埃玛穆勒大夫。她是一位要求严格，说话严谨的德国眼科医师，诊所在丰塔兰。每隔几个月我去她那里诊治一次。在漫长的等待和视力检查之后，我熟练地坐到在那个既像老式牙科座椅，又像执行死刑的电椅的座位上，我知道什么时候对着裂隙灯抬起下额和抬高到什么程度。穆勒大夫打开令人眩目的强光，它越来越亮，像摄影灯一样直射我的眼球深处。我第一次去她那里看病时，她和我以前遇到的其他大夫一样，用手指在我的眼球上像按键盘一样交替地检查眼压。后来出技术有了发展，她让我躺在床上，先往眼睛里滴一滴药水（可能是麻醉剂），然后把一个老式的色谱仪放在眼球上。它看上去像一个微型天平，小指针来回摆动显示着眼压的读数。
然后，她在我的病历上写上几行字并且转过身来对我说：“海因先生，我发现变化不大。和以前一样上药，三个月之后再来找我。”
50年代后期，她告诉我眼中开始出现白内障，无法断定其生长速度，她将密切注视病情的发展。可的松很可能是造成白内障的原因，但当时认为可的松能治疗葡萄膜炎，况且葡萄膜炎本身也能导致白内障，因此治疗和往常一样进行。1967年，我结束了历史系主任的五年任期。从那时起到1970年，白内障像野草一样在一个潮湿的夏季疯狂地生长起来。
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我进入了艾伯特瓦伊达所谓的“云雾时代”，他在伦敦失明时和我一样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在那段时间里，每当我从光线明亮的地方到了暗处，眼前便会出现漂浮的烟云，原来缓慢移动的黑块儿此时疯狂地在眼前飞舞。
我使用过各种各样的视力增强工具，圆形或方形的手持眼镜、微型望远镜、架在书上的阅览器和带照明灯的放大镜。用盲人作家克拉克的话说，它们是“从床头或电话机旁向上斜视的大鱼眼睛”，“像儿童玩具一样塞满了抽屉”。
“后来我一听‘爱滋病’这个词，便会错误地联想起这些助视工具。”这是她的原话，绝非杜撰。
我开始用触摸笔写字，字母越写越大。我的备课讲义用黑体字书写，最后字迹大得每张纸只有六行。眼中的云翳变得越来越重。
你也许会问，既然是白内障导致失明，为什么不动手术摘除呢？白内障手术不会造成多大威胁，然而作怪的是葡萄膜炎。我的眼睛已经脆弱到经不起任何手术的地步。你肯定会彻底失明，大夫经常对我说，看来这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了。我曾经无数次问过这个问题。最后，我顺从的天性占了上风，因为从心底里，我是相信医生的。
穆勒大夫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她请来了三位同事（温特斯、艾肯和奥斯曼斯基医生）共同会诊。有人认为白内障摘除手术可以考虑，死马当活马医也未尝不可，尤其是左眼，情况远比右眼严重。他们承认确实存在危险，手术可能会使右眼恶化，并且导致眼球穿孔。除了彻底失明之外，剧烈疼痛在所难免，并且可能导致面部变形。我尤其担心最后一种苦难，担心别人看到你丑陋的双眼时的痛苦。
我们也曾到其他地方就医，去过威尔谢大街雷欧文医生的豪华诊所。他用力按我的眼球，问我看到了什么颜色。在好眼睛中我能看到红光，视力弱的眼睛则毫无反应。对于好眼，他在病历中写道：“豚脂化角蛋白沉积伴随中央角膜水肿及未成熟的皮质性白内障，边缘处可见带状角膜病变。”坏眼的情形一样，只不过“前部角膜失去透光性，白内障已完全成熟”。双眼眼压很低，左眼尤其如此。关于白内障摘除手术，他的结论是：左眼不用再做任何考虑，根本没有治愈机会。至于右眼，他说：“我对手术非常犹豫，根据我的经验，在风湿性关节炎的活动期，白内障手术一般不会奏效。此外，手术极有可能带来炎症，使右眼和左眼一样，造成眼球萎缩。”
他和华盛顿国家医疗研究所的风湿病眼科专家王弗农博士探讨我的病情，但王未做出明确回答。在圣弗兰西斯科加利福尼亚大学医疗中心工作的研究人员塞缪尔J。基姆拉医生见过类似的病例，他建议欧文不要冒然动手术。很明显，手术治疗的呼声不高。事实上，保守派的理论似乎更让我信服，我就这样拖延下去，穿着灰褐色的袜子，直到视力完全消失为止。
1970年我49岁。右眼最好的校正视力下降到20/800，左眼只能看到手在三英尺的地方挥动。在不到一两年的时间里，两只眼睛只剩下一些模糊的光感。如果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我能感觉出它和墙壁的区别。正如但丁所说的那样：“在生命的旅途中，我走进了一座黑暗的森林，笔直的道路消失了。”从那时起，盲人的路杆和盲文将一直陪伴着我。丹佛的医生会说：“喏喏喏，我说过它迟早要发生的。”
第二章 在森林里
慢慢走入黑暗世界和但丁的可怕旅程不完全一样。我的努力更像植物的卷丝在一片崭新的土地上向四周慢慢伸延，需要试探着行走。例如，一节好的历史课要庞征博引，不仅要引用书信、日记和文件，而且要引用诗歌和文学作品。讲到西部的皮货贸易时，为了使内容生色，杰迪代亚史密斯、布莱克埃尔克、华盛顿欧文和弗朗西斯帕克曼的话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熟悉的段落如今已弃我而去，我的盲文阅读速度尚不够应付课堂的需要。不过，走运的是我认识一位具有甜润嗓音和出色才能的人，他就是我的好友唐斯脱腾伯格。他把我需要的段落录成磁带，上课时我只要带一架便携式录音机，在必要的时候按一下相应的按键就万事大吉了。
由于我在讲课过程中喜欢展示有关人物的图片和绘画，如阿尔弗莱德雅各布米勒和卡尔博德默尔，用幻灯和解说词把他们联系起来十分方便。我看不见，很难根据解说更换幻灯。然而，我们通过技术手段，在磁带上录入了可以控制幻灯机的信号，从而解决了这一难题。
不久，我又进一步拓展了这种方法。我同时使用两个屏幕和数百张幻灯片，它们彼此衔接，同时代的文献和画面配上相同时代的音乐。70年代的学生非常喜欢音乐，有时我和助手偶尔播放一些“甲壳虫”、或“克劳斯比”、“斯蒂尔斯”和“纳什”乐队的幻灯，他们十分高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