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麦娘 作者:池莉- 第13部分

　
　　　星期六的上午，上官瑞芳果然坐在这里，面对湖水，做她二十年来做的两件事情，一件是绕手指，一件是读钢琴琴谱。看见我来了，上官瑞芳朝一边移了移动，以便我有足够的空间坐下。有两个熟识的护士从岸边的环路小路上走过，与我打招呼说：“易明莉老师，来了。”
　
　　　我说：“来了。”
　
　　　我把从北京买回来的礼物，六必居酱菜，从包里拿出两瓶，给了她们一人一瓶。她们说：“谢谢了。还就是易明莉老师细心，现在出门还记得买这种酱菜。”
　
　　　我说：“谢什么，不值钱的东西。现在超市里都买得到。”
　
　　　两位护士当中的年纪稍长的一位说：“那还是不一样的。”年轻的护士笑笑，她明眸皓齿，滴溜溜的目光像荷叶上的水珠一样停不下来，四处流盼。她还体会不到我从北京带回来的这酱菜与超市里的那酱菜有什么不一样。用心惦记，专程跑路，斜着肩膀，拎着沉重的购物袋，穿过车流滚滚的大街，上火车下火车，途径千里山水，这酱菜，就是不一样的了。上官瑞芳在年轻护士眼里，就是一个病员，一个在枫园治疗得早已无害的精神病患者。而中年护士看上官瑞芳，那就是看她的姐妹了，一个呆在自己的世界里再也不肯出来的姐妹。这位中年护士的妈妈，瘫痪在床十年了，说是想念上海城隍庙的奶油五香豆和过去那种一支一支的绣花丝线。去年我有机会去上海出公差，把这两件古老的东西，都给她买回来了。现在城隍庙，只有一家小铺子卖丝线，而且还不是摆在铺子的当面柜台，是在最里头，陈旧的柜台里，丝线蒙满了日积月累的灰尘，连售货员都不知道这是哪一年进的货了，更不记得什么时候有人买过，只不过上面要求城隍庙要体现上海传统风俗文化，那么就只好把丝线当做风俗文化摆在柜台里了。转眼间，我都是在搜寻历史了。
　
　　　我没再说什么。中年护士主动地说：“我会照顾好她的，你放心。”顿了顿，又说：“其实，她比我们生活得好。”
　
　　　年轻护士已经走出好几步了。她见伙伴没有跟上，就站在那里等候，漫不经心。我与中年护士会意地点了个头。
　
　　　二十年前，我初次陪上官瑞芳在这条椅子上坐下，这位护士与她的老师一同走过，与今天她身边的年轻护士何其相似啊！不知不觉之中，她的白大褂饱满了起来，步态稳重了起来，目光不再滴溜溜地转动，会在上官瑞芳身上停留下来，然后用只有细腻的母性才会拥有的语气说：“上官，你该剪指甲了。”
　
　　　枫园还是枫园，东湖还是东湖，这把椅子还是这把椅子，环湖的小路倒是翻修过几次了，最早铺的是青砖，后来改为水泥，现在是专门的铺地瓷砖，红红绿绿的，说是要让枫园美起来。变化最快的还是人，年轻的护士在这条环湖小路上，每天例行地走过，她自己却不知道，每一步都是不一样的了！看着她们，就像在看一部缓慢放映的电影。电影还远远没有结束，你还不知道它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结果，但是，它的每一个镜头和画面都已经给予了我们许多耐人寻味的道理和无限的感慨。许多年来，在这肉眼难以看见变化的枫园里，在陪着上官瑞芳的时候，获得和拥有的，就是耐人寻味的道理和感慨。我带着这无法言表的感觉，回到稠密的人群中，回到繁忙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心里会渐渐变得安静。我没有别人那么匆忙焦躁，没有多余的话，不着急，不聒噪，在单位复杂的人事关系中，与大家相处得和睦和简单，还会使得世杰在某些激动的时刻，说：“你这个女人啊！真他XX的不错！”
　
　　　世界上真的是没有一条路，会让你白走的。我每次换乘两路公共汽车，来看望上官瑞芳，当初我怎么会想到，我这一走，就会是二十年呢？可是谁又知道，二十年来，疯狂了的上官瑞芳又成为了我生活当中最宁静的领域呢？
　
　　　上官瑞芳的十个指头绕动着，与她沉静懵懂的面容相比，它们好像拥有自己的生命，是一群精力过剩的顽皮孩子。在谁都无法预料的时刻，上官瑞芳的手指会突然停下来，静若处子，去捧读钢琴琴谱。上官瑞芳用以打发时间的这两件事情，都是与实际生活不相干的。许多稳定期的女精神病人，都习惯织毛线，她们没日没夜地织，十分用心，花样是难以想像的精巧，为她们所有的亲属，一件又一件地织出毛衣毛裤毛背心毛线披风。等给侄子的新毛衣织好，外甥的毛裤已经穿小了，陈旧了，又该拆了洗了加了毛线重新织了。岁月在她们的手中可以看得见地流动，仿佛她们可以掌握自己指日可待的归期。上官瑞芳却不。她只有兴趣绕动手指和默读琴谱。她从来不读出声，也不需要钢琴或者其他任何乐器，但是她聚精会神，一行一行地认真移动，脑袋随之摆过来摆过去，谁也无法否定她陷入了最纯粹的阅读之中。于是，奇迹发生了。二十年过去，织毛衣的精神病人在正常地衰老，生病与死亡，而上官瑞芳，几乎看不出年龄的增长，她的变化，如同枫园的雪松一般缓慢。
　
　　　我说：“上官，天气热吧？”
　
　　　上官瑞芳说：“热。”
　
　　　我说：“上官，我去了北京，没有找到容容。”
　
　　　上官瑞芳说：“嗯。”
　
　　　我说：“上官，你也不用担心，容容这孩子，好像比我们能干多了。”
　
　　　上官瑞芳说：“是。”
　
　　　我说：“可是上官，容容这孩子到底在哪里呢？”
　
　　　上官瑞芳说：“嗯。”
　
　　　上官瑞芳只是说话，不是交谈。她的表情空远，声调平缓，显得莽撞又盲目。有时候，要过了好一会儿，我才会觉出她话语的意思。她有她自己的意思，与我们一般人不一样。我们说话总是就事论事，赶着脚跟，说眼前的事情。上官瑞芳常常跳过眼前，跳过了具体的事物，在遥远的地方，等着与现在的发生相遇。
　
　　　我把在北京的遭遇细细地讲给上官瑞芳听。我们俩在湖边的长椅上坐着，看麦娘在我们的脚下拂动。湖水轻轻荡漾，飘过阵阵湖水的腥气。你久久看着那涟漪，便有了被按摩的感觉，一圈又一圈，圆满地散开和淡去。在上官瑞芳这里讲话，我总是可以讲得非常顺畅。我讲着大红和郝运。讲着于世杰的臭脾气。而上官瑞芳一直捧读着她的琴谱。
　
　　　最后，当我再一次叹息容容在哪里的时候，上官瑞芳突然说：“在她想在的地方。”
　
　　　我叫道：“上官！”
　
　　　上官瑞芳的这句话说得非常清晰。我迷惑地看着她，几乎要说她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可是她是。
　
　　　上官瑞芳放下琴谱，略微转身，面对着我。她的皮肤还是这么白皙，脸庞还是这么年轻，细长的小眼睛亮亮的，定定地望着我，天真无邪。她这不谙世事的美丽，美丽得叫我嫉妒和心疼。她还记得她的女儿。记得。而且还能够看见她藏身的地方。而我在滚滚红尘之中几乎跑断了腿。是不是作为病人比健康人更加健康呢？是不是不幸比幸运更加幸运呢？既然大家最后都是殊途同归，为什么自己认为自己是正常的健康的人，就要对他人负起更多的责任呢？而这责任的作用最后又体现在哪里呢？是不是一个人的精神自由实际上远远超过了肉体的生存需要，只要爱呆在哪里就呆在哪里，只要爱停留在某种状态就停留在某种状态，那才是最美好的生活呢？请你告诉我，我的朋友！
　
　　　我央求地看着上官瑞芳，而上官瑞芳，又埋头去读琴谱了。
　
　　　我不行。我不能够不去寻找容容。我不能够只是埋头于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怎么也脱离不了这个现世。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十几年几十年，上官瑞芳和容容就成了我全部的人生积累。我放不下这全部的积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童蒙初开的时候，发生在我和上官瑞芳之间的合谋和默契。我们从小学的课堂上逃离出去，去看阉鸡的人阉鸡。开始吸引我们的，纯粹是游戏的感觉。阉鸡者举着一只大漏勺一样的网子，在四下逃奔的鸡群里熟练地捕捉到半大的公鸡。这些瘦腿瘦翅膀的公鸡正在变声，愣头愣脑，它们被阉鸡者从网子里抓出来，丝毫不明白它们面临着多么重大的生命改变。阉鸡者是漠然的刽子手，他把公鸡不屈服的头颅别过来，掖进了它的翅膀，然后把胳膊抡圆了转动。直到被藏在翅膀里的公鸡脑袋完全晕糊，阉鸡者就坐了下来，在他并拢的双腿上铺开一块陈旧的血迹斑斑的棉布，把暂时失去了知觉的公鸡搁在腿上，扒开公鸡的后胯，三下两下扯掉了这个部位的绒毛，一柄小拇指大的弯刀，很粗糙地绑在筷子上，手起刀落，一捅一铰，眨眼间，一对红嫩的小肉球便被剜出来了。阉鸡的过程就结束了。半大的公鸡醒过来了，摇摇晃晃地站立着，茫然四顾，它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是一只不会打鸣不能够繁衍后代的公鸡了。它会长出母鸡颈脖上那种柔软的披毛，但它又不会下蛋；它骨骼依然健壮，会长出丰满的鸡肉，命中注定就是被宰杀了吃肉的阉鸡了。这种游戏，看了好多次之后，我和上官瑞芳之间，便有了悄悄的探讨。从此，我们自学成才地认识了性别的意义，感受到了对于被操纵的命运的恐怖和怜悯。我和上官瑞芳，我们是自己的老师和密友，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启发者和铭记者。
　
　　　阉鸡者是男人。很漠然。赚小钱，做重大的令人心酸的事情。我和上官瑞芳站在路边，看着在黄昏的尘土中，踯躅街头的阉鸡者的身影，再看看那些无精打采、欲哭无泪的阉鸡，不免为流浪的刽子手和身不由己的阉鸡，生出酸楚的忧愁。我们在王麻子的挑担上买两碗热豆浆，喝着，上官瑞芳的热泪就在热气的掩护之下，噗噗地滴进碗里。之后，我们回家，她的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