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麦娘 作者:池莉- 第3部分

　
　　　母亲不知道，在我这里，原因是没有大小之分的；在别人眼里的许多小原因，在我这里非常重大；别人的许多重大原因，在我这里，则常常轻于鸿毛。母亲还不知道，我父亲把这一趟去美国的公差，看的是多么重大，重大得相当于他事业上的一次嫁接和杂交。父亲是一个善于忍让善于克己的人，他从来不提出自己的个人要求。只有在获得亲人大力支持的时候，你才会看见他踌躇满志的向往。嫁接和杂交，是一种革命，住往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个认识，是我在父亲的麦地里收获的。父亲守护着他的麦地，一再地警告嬉闹着的我，我的弟弟，还有我的同学上官瑞芳。他把我们当做大人，郑重其事地说：“请你们切记不要糟蹋我的麦地。它们不是一般的麦子。它们是杂交品种。为什么要杂交？因为近亲繁殖容易退化，杂交可以优化小麦的品质，新的品种会更加强健，产量更高，适应性更强。从而，对人类的贡献就更大。懂吗？”
　
　　　如果我三十岁那年，真的懂了父亲的话，我就应该说：“你去美国吧！家里有我照顾，即便将来受到政治牵连，我也不怕。我们相信你，爸爸！”我没有这么说，我洗碗去了，我把沉默而含糊的背影给了爸爸。从某种角度来说，父亲的意外死亡，我是有一定责任的。可是这种话我无法说出来，说出来谁都会觉得荒唐，母亲也一定不高兴，所以，我只有哭。
　
　　　我父亲戴眼镜，却也戴大斗笠，穿中山装，却又挽裤腿打赤脚，活像个伪装的农民伯伯。他黢黑的皮肤，巩膜浑浊，对待小孩和小动物特别和善和宽容，做事情认真，耐心得出奇。无论是短暂的寒假，还是漫长的暑假，我和弟弟，还有上官瑞芳，都在父亲的小麦试验田旁边度过，经历着小麦的播种，出苗，上肥，锄草和收获。父亲戴着他上过桐油的大斗笠，手持放大镜，酷似在麦地里寻宝。附近农村的妇女在远处踩水车，田野的风把她们水车的咿呀声一阵阵地传过来，她们寻常的说话声默默消失在田野里，而尖锐的笑声和突兀的骂声，深深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打湖草的农民，赤身裸体，晒得像泥鳅，从他们自己农田的田埂上走过，瞥见了我和上官瑞芳，就赶紧背过身子，用双手捂住裆部，阳光在他们的肩头和屁股蛋上闪闪发光。我们三个孩子故意放声大笑。弟弟总是喜欢咏唱他酷爱的歌谣：“报告班长，屁股发痒；请假三天，越挠越痒。”
　
　　　父亲严肃地批评我们说：“不要嘲笑贫下中农！”
　
　　　父亲麦地的周围，环绕着茂盛的狗尾巴草。我们把狗尾巴草做成环状的圈套，将两个圈套套在一起，两个人同时用力一扯，谁的狗尾巴草断了，谁就输了。输家就得答应赢家的三个条件。最初一段时间，我和上官瑞芳总是输给弟弟。输得我们气急败坏。我们以为是女孩子的力气比男孩子的小。父亲发现了问题所在，他对我和上官瑞芳面授机宜：关键在于挑选什么样的草。
　
　　　我怎么能够忘记那些满天晚霞的明丽黄昏呢？在田头，父亲带领我们仔细地辨别与认识着狗尾巴草。从此，我们骄傲地知道了，我们这一带，大多是早熟禾科看麦娘属与狗尾巴草属，而父亲麦地的四周，是父亲特意栽种的大看麦娘品种，是从欧洲过来的，它们与本地的小看麦娘杂交之后，产生了植株适中的最强壮的杂交看麦娘，这便是弟弟精心挑选的看麦娘，所以它总是能够获胜。只有普通老百姓才通称这些植物为狗尾巴草。其实环绕在父亲麦地四周的所谓狗尾巴草，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看麦娘。看麦娘所有的草穗子都回护着麦地，无论日出日落。
　
　　　“看麦娘”一下子就打动了我和上官瑞芳的心。我们不约而同地在一篇作文当中写到了它，不过令人失望的是，我们的作文并没有引起老师的特别注意。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含混地说狗尾巴草什么的，而我们，只说“看麦娘”。我和上官瑞芳特别喜欢看麦娘，我们两个小情调十足的女孩子，在父亲麦地的看麦娘草丛里，搔首弄姿地拍了许多照片，还常常在午后时分，在农学院那寂寞枯燥的打麦场上，用粉笔写满大大小小的“看麦娘”三个字。我们端详着这三个字，舌头上会无端地涌出甜甜的滋味。我们不知道“Alopecurus”一词怎么就能够翻译成为“看麦娘”的。这种文字的奇迹，启发和滋生了我们对于汉字的热爱，还使我们的语文成绩节节升高，还使作为女性的我们，从此开始觉悟女性的优美气质。这是一生一世的塑造与缠绕，是一生一世的暗示与默化。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心的深处，怎么能够用日常的语言来表达？以便获得他人的体会和理解呢？尤其是我的母亲和丈夫，他们自认为已经太了解我了。
　
　　　于世杰曾经陪我去父亲的麦地里散步，当我满含泪水，试图告诉他这些貌似相同植物的细微差别和不同名字的时候，于世杰频频地看手表，然后失去耐心地插话道：“还不就是狗尾巴草吗？”
　
　　　弟弟自从进入青春期，就对植物失去了兴趣，后来他从事金融专业，个人爱好是炒股。
　
　　　只有上官瑞芳，一直与我呆在一个共同的角落里。在枫园精神病院的二十年来，上官瑞芳单单只坐一张湖边的靠背木椅，那木椅的油漆脱落了许多次，腿也腐朽了，其舒适程度，远远比不上亲水平台的沙滩靠椅，可是，上官瑞芳永远只选择这张靠背木椅，风雨无阻，因为那木椅的四条腿周围，生着一丛丛茂密的看麦娘。上官瑞芳因为脑子坏了，便彻底单纯了，她可以公然而固执地喜欢看麦娘。
　
　　　我不想对任何人解释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所以，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不上班了。我要开始休假。我要用我休假的时间，去北京寻找容容。容容是上官瑞芳的女儿，也是我的女儿。什么“亲生女儿”和“养女”呢？那指的是法律定义，在我这里完全是无稽之谈。当我预感不好的时候，我一定要遵循自己的感觉去做。我不能一再地失去亲人。更不能一再地让自己陷落在无穷的内疚与忏悔之中。我想，我自己是否休假，是我自己的事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也无须对他人解释我内心那复杂难言的种种原因吧？
　
　　　于世杰把头伸到阳台上，说：“嗨，该上班了！”
　
　　　我吓得一个大哆嗦。我转过身来，捧着心，睁开了眯缝的眼晴，说：“你吓死我了。今天我不想去上班了。”
　
　　　我的丈夫于世杰摊开巴掌，用一种询问加讥讽的姿态，说：“就因为我吓着你了？”
　
　　　我说：“当然不是。”
　
　　　于世杰持续着他的姿态，说：“就因为今天热？”
　
　　　我说：“也不全是。”
　
　　　于世杰说：“就因为今天是夏至可是它不像夏至？”
　
　　　于世杰说话已经很不耐烦了。本来说好于世杰送我去上班的。早餐吃过了。出门的衣服都换好了。我居然说不去上班了。天气是很热。可是昨天就很热，前天也很热，再加上成千上万的空调都开了，高温积累，今天热得烈焰晃眼，这是肯定的。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武汉这个著名的火炉城市不热谁热？你敢这么热北京和上海？于世杰说话是很刁蛮的。他是一个很吊（读三声）的男人。武汉现在说谁“吊”，就是说谁很霸气很神气很有一点二杆子劲。认识我们的人都知道：易明莉的丈夫于世杰很有一点吊，而易明莉很有一点憨。我们的朋友说：这两口子也算是绝配了。男的能说会道可以把死的说活，女的三天可以不说一句话足以把活的闷死；男的灵活得赛过了万象轮，女的还是从前的有轨电车——一条道走到黑。其实这是朋友调侃我们的，与我们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我是可以三天不说话，可是并不等于我心里没有话，更不等于我没有说话。我在自己心里说话，这就够了。谁要是指望靠倾诉获得别人的完全理解，那才是憨呢。
　
　　　对于于世杰的吊，我习惯了，一点不生气，只是他不应该挖苦我对于节气的敏感，这伤害了我的记忆深处的某种东西。
　
　　　我说：“于世杰你别这样说话嘛。你可以不注意节气，我习惯注意节气。我是在农学院长大的，我爸爸一辈子研究小麦，我们家一直习惯注意节气。这又不妨碍你，是不是？天气这么热，汗流得刷刷的，你还挖苦我做什么？”
　
　　　于世杰说：“我没有挖苦你！只是你今天必须上班，你知道吗？今天的气候再反常，再不像你们家习惯的夏至，你也得去上班！”
　
　　　我说：“这还不是挖苦吗？别把人家当傻子好不好？”
　
　　　我从阳台上进了屋，把手包甩在了沙发上，踢掉皮鞋换上拖鞋，然后反过一条胳膊，使劲去解连衣裙背后的拉链。
　
　　　于世杰急了，说：“你真的不去上班？”
　
　　　我说：“真的。我休假了。”
　
　　　于世杰赶紧说：“好吧，我道歉，我为刚才对你的挖苦道歉。可是你今天必须去上班，我送你去，休假的事情以后再说，别想到哪出是哪出好不好？”
　
　　　我不明白于世杰急什么，他又不是我们单位领导；再说我们单位的领导也用不着着急，一般大家都是在夏天休假，国家法定的假期，他不给也得给，着急什么？我急的是连衣裙背后的拉链够不着。为了够着拉链，我踉跄着在原地打转，像个不稳定的陀螺。
　
　　　于世杰盯着笨拙旋转的我，焦急地催促我上班，居然忽略了动手给我帮个忙。
　
　　　我的连衣裙终于脱下来了。连衣裙垮在地上，我的双脚埋在丝绸里面，这是一副很性感的颓废模样。我变成了一个只着胸罩和三角裤的性感女郎。我把脚一只一只地从连衣裙里面抽出来，稍稍有一点故作姿态。我弯腰去捡连衣裙的时候，被胸罩兜住的双乳产生了深深的乳壕。一个女人，一夜没有睡好，被一个特殊的日期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