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腰去捡连衣裙的时候，被胸罩兜住的双乳产生了深深的乳壕。一个女人，一夜没有睡好，被一个特殊的日期所惊悚，再加上她正在褪下了裙子——她需要什么呢？假如我是一个男人，我首先就会怜香惜玉。接下来，推心置腹的谈话就顺理成章了。其实女人的要求并不多，只是一种对于她自身的专注。当女人觉察到自己受到漠视，她与整个世界的默契就打破了。
于世杰没有反应，焦急的目光没有丝毫变化，好像他面对的是商场正在换服装的塑料女裸体。我很快就从椅子背上扯过家常衣服，套在了身上。
于世杰喝呼道：“别呀！别脱呀，还是穿连衣裙呀！或者换一套职业套裙？好好的，人家蔡唐伯这么重用你，你怎么可以突然不上班呢？”
我不说话，没有表情，开始收拾餐桌上吃残的早点。胸罩的带子在我的肩头滑了下来，我腾出一只手，把它们认真地拉了上去。蔡唐伯是我们单位的头头，和于世杰是好朋友。他们怎么成为好朋友的，我不知道。在我看来，大约是哪一次，于世杰到单位来接我回家，怎么就认识了蔡唐伯。于世杰这人见谁都能够很快认识，他的亲和力非常地强。接着，他们走动很勤，打电话约在一起吃饭喝酒和打麻将，聊天，交换时下流行的各种段子，其中当然主要是黄段子和政治笑话；他们还谈论环境保护，足球和时事政治，慷慨激昂，忧国忧民地抨击胡长清、成克杰等高级干部的腐败行为。男人们老是在一起这么聊天，就开始互相称之为好朋友了。只要于世杰到我们单位来了，蔡唐伯就会把他请到小会议室坐坐。我们单位的小会议室，以前没有，是近年来，根据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装修的，有真皮沙发，大电视和立体声音响，会议桌上有笔记本电脑，茶几上随时备有时令水果，香烟与茶叶也都是上好的。这间小会议室专门接待上面的领导、外商、客户和专家教授，还有社会名流、歌星影星，以及人大政协的考察，市精神文明办公室和市爱国卫生办公室的检查和考核。等等吧。其实我也不知道小会议室接待的是哪些人，我是搞专业的，一般很少去办公楼。这些情况，我都是听科室的小鬼们说的。现在的年轻人，刚参加工作两三年，所里上下五千年的情况便都知道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拥有个人的特殊记忆，就像我一样，对于特殊的日期，对于特别的年份，对于看麦娘，等等，等等，在个人生命的小路上，我的记忆绵密漫长，盘根错节和节外生枝，且还经常成为自己许多行为的动机和决定因素。看看，我的思绪又飘荡开去了。我是想说：即便于世杰和蔡唐伯是好朋友，也用不着于世杰替蔡唐伯着急，要求我今天一定要去上班。
什么叫做蔡唐伯重用了我？在我的工作历史中，我已经经历了三任所长。无论哪一任所长，我都是这么努力和认真地工作，他们也都对我比较客气和礼貌。我是专业人员，他们是行政干部，是一个单位不同的而又必须的结构。于世杰为什么要说蔡唐伯重用了我？他知道不知道他的这种说法，就像一条冰冷的蛇，顺着我的脊背爬了上来，让我在大热天里发寒颤。男人们之间兄弟般的友谊，有时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作为丈夫的于世杰，居然可以为了他的朋友蔡唐伯，不知轻重地对付他的忧心忡忡焦虑重重的妻子。
让我想想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多年来，我一直都想弄清楚这么一个现象：在我们一心一意想做的事情前面，是什么东西在左右遮挡和前后阻碍呢？是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一个简单的愿望化为乌有，同时在我们心灵里潜伏下漫长的感冒一样的伤感，这伤感不轻不重，却挥之不去，在日后的生活中会忽然发作，导致我们情绪骤变，对美食、美景乃至美人，都兴趣索然。
我只是决定今天不去上班了。我还没有说我要去寻找容容呢，于世杰已经非常地不高兴了。他为什么不高兴呢？
于世杰是上周周五的下午去单位接我的。那天，我下了班，来到小会议室。于世杰在这里等我。不知道是谁的一辆“宝马”车被于世杰弄到了。“宝马”的车钥匙上，还坠了一只鲜红的中国结，带着长长的流苏，随意地扔在茶几上，在于世杰和蔡唐伯两人跷起的腿之间，耀眼夺目。
顺便说一句，其实，于世杰也不是经常来接我的。他来接我，也没有什么规律性，比如周末，比如结婚纪念日，比如我例假来了。于世杰做事很即兴，近一两年，他来接我，那就八成是他弄到了车。于世杰酷爱小车，收藏名车牌照，购买靓车杂志，可是我们没有经济能力购买私车。况且于世杰还不要“夏利”或者“奥拓”之类的小车，嫌档次低，开不出去，说什么至少也得是神龙风神系列最新款或者新款奥迪。于世杰的观点是：男人爱车天经地义，好比男人爱骏马；小车等于就是城市里面的马群；真正爱马的男人会要劣种马？成吉思汗该是一代天骄吧？真正的男子汉吧？人家当年骑什么马？我理解于世杰的说法。男人嘛，骑马，打猎，厮杀，斗殴，求爱，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言必信行必果，一诺千金，割头换颈，不成功便成仁。男人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于世杰弄到了车才来接我，我没有意见。科室的小鬼们说：“易明莉老师，你傻吧？这于世杰是自己手痒，想开车，想炫耀，又不是真心实意想接你！换了我我就不上车。”小鬼们哪里知道，在我看来，结果都是一样的，总之我是被小车接回去了而不是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去的。我计较于世杰做什么呢？他是我丈夫，我不上车，他的面子往哪里搁？夫妻之间哪里能够计较这些表面的利害得失？小鬼们不懂。
“宝马”钥匙旁边，是一摞新出版的《中华医药风》。这是于世杰给蔡唐伯送来的。一定又是蔡唐伯发表了新的论文。蔡唐伯今年有足够的资格申报正高职称了。在我们单位和在我们这个行当，自然还是专家有分量。蔡唐伯又想当领导还想当专家，用善意的话说，他是一个积极进取的男人。电视开着，不相干的人影在屏幕上晃动，不相干的说话，也就成了一片嗡嗡的嘈杂声。于世杰和蔡唐伯并没有看电视，他们正在起劲地聊天，烟雾缭绕在他们的头顶，使他们活像正要出山洞的妖兽。蔡唐伯尖脸，笑的时候，嘴角两边的皮肤就要扩展成一层层的括弧，两颗过于纤细苍白的虎牙从括弧里探出来，使人类的脸容在某一瞬间酷似啮齿动物。他们聊天的内容，我没有听到。
小会议室的门不是我推开的，是小傅打开的。小傅专门管理小会议室，工作服是旗袍。现在已经换了时令夏装，是一种蓝色的细格子短旗袍，扎一把独辫子，很朴实的旧社会良家少女模样。小傅对我笑笑，走过去，先是轻轻敲了三下门，听到蔡唐伯吭了一声之后，再轻轻推开门，之后侧身一边，把我让进去，而后再随手轻轻带上了门。我们所注入了外资，股份制，现在叫大正药物公司生物制品研究所。我们所与共和国同龄，五十二岁了，老所，从前一直很传统。直到五年前，职工一直只有两种工作服，工人是蓝色帆布工作服，技术人员是白大褂，现在有了旗袍。尤其那种红色锦缎旗袍，长摆，高开衩，在所里飘过的时候，我的感觉总是很怪。小傅这种良家少女的打扮，在小会议室里，就更容易让人误以为这里在逼良为娼了。
难道改革开放就一定需要我们所也穿旗袍？在回家的路上，我把关于小傅的感觉说给于世杰听了。于世杰快乐地大笑。说：“你这个女人说话刻薄啊！蔡唐伯知道了一定会晕倒！现在大家不都是在这么做吗？”
我忽然兴趣索然，看着窗外，不想说话了。现在大家不都是在这么做吗？现在大家都在这么做，那就成了你也要这么做的理由吗？还有，马路上拥挤的各种车辆和它们尾部排出的蓝色的尾气，胡乱抢道的自行车和行人，夹杂在完好马路之间的一块块坏掉的牛皮癣一样的马路，也许都是使我兴趣索然的原因。作为城市门面的代价昂贵的草坪正在黯然地黄去。一只小公狗在光秃秃的大街上找不到树根，只好掀起一条腿，朝肮脏的不锈钢垃圾筒撒尿。于世杰听蔡唐伯之间有一种意气相投的默契，他们以为别人都不知道。
也许没有任何针对我的具体情况发生，也许所有这一切都是针对我发生的具体情况。但凡发自我自己内心的真实愿望，总是会在现实生活当中受到狙击。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就很好办。如果你随波逐流，如果你同流合污，一切就都好办。
可是，我的容容失踪三个月了。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内心的恐慌达到极点。今天我必须动身去寻找容容。我必须解除自己的恐慌。这一次，谁都不能阻止我。
我换上了家居的旧衣服，松垮而自由。我怀着坚定的信念，不说话，燕子一样忙碌琐细家务。我用家务的忙碌来抵挡所有的质问。家庭是女人的航母，她从这里起飞，最后还是到这里降落。家庭是女人最大的避风港湾。
于世杰却不罢休，他沉下了脸，敲着桌子，他说：“哎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人家蔡唐伯真的是非常重用你，你怎么可以突然不去上班，总得有一个理由吧。”
我说：“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是6月21号！”
于世杰说：“6月21号又有什么特殊的？”
6月21号这一天，在我生活当中的特殊性，已经是老迈外婆夜半的故事，重复讲述多少年了。在许多个夜晚，在于世杰入睡之前。尽管故事的长短不一，深浅不一，那是根据他发出酣声的速度酌情决定的。我并不是事事都寡言少语。在深夜的枕头旁边，脑门窝在丈夫温暖的颌下，夜色模糊了眼睛，细细的慢慢的说话，徜徉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