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叫刘英昌的老师在李登海家住了多年。刘英昌是个很有学问的老师，他经常给李登海讲古今中外英雄人物和科学家的故事，这些故事，给李登海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登海的语文启蒙课是从“社会主义好”、“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开始的。这种“红色”的教育，使李登海心里充满了对伟人的敬仰和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比热爱之情。
为他以后献身农村和农业打下了思想基础。
稍大一些，李登海特别喜欢读毛泽东诗词，课文中的毛泽东诗词他都能倒背如流。特别是那首《沁园春。雪》从小到大，他在自己的本子里写了无数遍，更是熟记于心。登海种业集团成立后，他让人把这首诗词抄录在公司生活区的大影壁上，每每读起，就会产生一种自信、一种豪迈的感情。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兑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李登海童年好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遇到难题他就是不吃饭也要解开，老师们都非常喜欢这个执着勤奋的好学生。
李登海办事肯动脑子，善于学以致用。每年的麦假和秋假是李登海参与生产实践活动的好机会。那个时候，农村有文化会算术的人才很少，生产队丈量土地、计算粮食产量用的都是土办法。即费力又费时。李登海就用计算的方法帮助生产队丈量地块亩数、推算粮食产量、估计粮屯容积，帮助生产队做了不少事情。
1963年，李登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由八中，在八中学习的三年，李登海开始接触到自然、物理、生物等课程，他对这些课程产生了浓厚的性趣。每当上这些课时，李登海都显得异常兴奋，总是抢着举手向老师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象“为什么北方小麦夜间开花，南方小麦白天开花”，“玉米为什么长棒子”等等。老师们也时常被他问得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使李登海学到了许多知识。
莱州市是闻名全国的科技之乡，早在五十年代，这里就开展了农村科学实验活动，1958年，全国第一次农村科技工作会议就是在这个市的三山岛镇王贾村召开的。浓厚的科研氛围对李登海的影响很大。李登海对农民的科研活动十分感兴趣，星期天经常到村里的试验田和农民们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的方法，检验所学的理论知识。培养了他参与农业科研的能力。
1966年，李登海初中毕业后。因为爆发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也不发展，初中、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工作。
李登海被迫回到村里，他白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晚上尽管很累，仍然挑灯夜读，贪婪地读农业科技方面的书籍。李登海的行动得到了母亲的极大支持，半夜里，她总是将煮好的稀粥送到儿子的炕头，劝说儿子快点喝下去。
这一时期，李登海读了很多书籍，书籍成了他离不开的好朋友。
直到现在，李登海仍然有睡前阅读的生活习惯。他对农业科技书籍情有独钟，每次从北京开会回来，不买别的，总是带回一大摞中外最新农业科技书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李登海对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科技动态也十分关心，养成了收看新闻联播，订阅《参考消息》的习惯，每年到海南育种期间，他除了育种外，生活中第一关心的就是让人给他提前订阅《参考消息》，以便在第一时间看到。
少年时代，李登海就喜欢科技实践活动，他从不读死书，学到了新知识，就想动手去做。那个时候，半导体在农村是个非常时髦的东西，李登海就想自己组装一台，用来收听广播和学习。李登海只学了初中物理，可以说对组装收音机还是一窍不通。但他不信邪，他说：“别人都能组装起收音机来，我为什么不能”。于是，他用平时积撰起来的零花钱到县里购买了收音机零部件，借来了焊枪、螺丝刀、摄子等工具，一个人锁在家里对照图纸琢磨了好多日子。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昼夜下来，李登海硬是自己装起了一台收音机，虽然外观还不是很漂亮，但却能清晰的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他高兴极了。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看病难的情况十分普遍。凡看过电影《春苗》的人都知道，“‘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的形象曾让多少青年人为之向往。李登海也曾一度迷上了针灸术。他阅读了大量研究经络、针灸之类的文章与书籍，自学针灸。他托人买来了银针，在村“赤脚”医生的指导下，在自己的周身穴位上练习扎针技术，居然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针灸高手。
李登海后来回忆这一时期思想状况时说：“少年时期对各方面新知识的探索，为我后来研究玉米育种提供了方法和自信”。正是那段时间的实验打下的基础，为后来的科研提供了勇气。
三、少年立大志
少年时期的李登海特别崇拜科学家，达尔文、牛顿、爱迪生、李时珍等古今中外科学家故事在他的心里缠绕了许多年。他认为科学家的发明创造能让贫穷落后的富裕文明起来，弱小的强盛起来。科学的力量就象阿拉丁的神灯，具有无穷的魔力。
“民以食为天”。二十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那段饥馑岁月，在他童年的记忆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也许是这个缘故，使李登海对家乡的土地寄托了无限的希望。就是从那时起，他就有一个愿望：种好多粮食，要让人们都有粮食吃，不再挨饿。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个愿望，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轮廓，那就是要当一名农业科学家，为中国的粮食生产做贡献。
1966年，李登海17岁，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青年人热情洋溢。伟大领袖毛泽东说：“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大有作为”。使多少青年人热血沸腾。李登海感到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李登海把全部的精力都用有农业科研上，表现出一个青年人少有的执着和热情。村领导见他肯钻研，1970年，就让他进了村农科队。
农科队是全村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试验中心，这里集中了全村最优秀的青年人，从事小麦、玉米、花生、地瓜等农作物的品种引进、试验示范、高产栽培、耕作制度改革等研究。李登海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少有的才干，很快成为农科队的业务骨干，1972年，村里让他担任了农科队长。
就在李登海决心大干一场的时候，他结识了一位同样优秀的女性——张永慧。
张永慧与李登海是一个村，小李登海5岁，由于年龄的差距较大，虽然是一个村，平时两人并没有交往。1972年，张永慧高中毕业后也被村里安排进农科队。张永慧年轻漂亮，爱好文艺和体育，在农科队成了青年们追逐的对象。然而她最钟情的还是李登海。她说：“李登海个子高高的，腼腆忠厚，机智函默，有一股干什么都要干出点名堂来的拼劲。”
李登海一门心思搞科研，张永慧到农科队后，二人情趣相投，经常在一起探讨问题。李登海说：“双方都很合得来”，张永慧也深深地被李登海的才华和办事的执着精神所折服。
1973年，有人主动介绍他俩谈对象时，张永慧就同意了，然而，“李登海却羞得满脸通红。”想起李登海当年的样子，张永慧至今仍然感到一丝丝的甜意。
1974年，村里选派李登海到莱阳农校进修一年，李登海上学期间，家里只有母亲王锡珍一人，张永慧就时常到她家里去看望，帮助做些家务事。那几年村里种了不少红麻，都分到各家各户扒皮织麻袋。王锡珍是一双小脚，张永慧就利用晚上时间帮王锡珍扒红麻皮。一个是未来的婆婆，一个是未来的儿媳妇，两人在一起时，有说不完的家常话。
为了更好地协助李登海从事农业科研工作，照顾婆婆，1975年11月（农历腊月28），李登海与张永慧在后邓村的家里举行了婚礼。时年，张永慧22岁，李登海27岁。
婚后，李登海一门心思搞科研育种，妻子张永慧便成了他的助手。
李登海是个严以律已，宽以待人的人，宁愿自己委屈，也不让别人找磋。张永慧回忆说：“李登海是农科队长，脏活累活安排不下去，他就交给我干，我一个女人家承受不了，有时太委屈了，又不能给登海丢面子，就只好一个人偷偷的哭。”
李登海成名后，张永慧的工作压力更大了。后来，她逐渐失去了好唱好运动的天性，变得非常小心谨慎起来，做任何事情都怕出错，怕做错了给李登海丢人。
1987年，张永慧终因承受压力太大，患了严重的疾病，后经治疗才逐渐康复。对此，李登海感到十分内疚，他说：“对母亲我没有尽到一个做儿子的责任，对妻子我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对儿子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现在，张永慧担任莱州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的副所长，协助李登海负责制种等工作，为了工作方便，张永慧还在50岁那年学会了开车。她说，“现在登海种业还需要我，我要争取干到60岁再退休。”
后邓村有5000余亩土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全村小麦亩产只有1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也只有150公斤左右，村民的口粮仍然是个大问题。收成比较好的年份，每个人才吃到六十斤小麦。
尽管“大寨红花遍地开”歌声响彻莱州湾畔，但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们，却依然过着低标准“瓜菜代”的生活。落后的耕作方式，老掉牙的作物品种，同空洞的政治口号，形成极不协调的“三合奏”。
加快科研生产，提高粮食产量成为迫在眉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