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谋不轨。”
有一天，关三伍迟迟送来一个它早就应该发生了的消息，并不是高乌的大名被付印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他只是把先前那帮嚣狠的敌人逐个打得落花流水而已。这就使得高乌先前神秘的内幕明昭天下——他何尝不分分秒秒为复仇四处转悠，他看起来心满意足，还为长毛小子们争到那间宽阔的排练房——那仅仅是敌人们的人离室空。
然而，长毛小子们竟敬酒不吃地把它放弃了，否则如此下去总未能风平浪静——恩恩相报何时了。他们决定寻找另一片天地——在这城市的另一角落觅得一间更加舒畅的排练房。除了尽情把自由拥有外，还重新找到一个能完全和睦相处的鼓手，那鼓手技术精湛和身体毫无虚假地强壮，绝不会在炎炎夏日的某个中午于舞台骤然昏厥。他们毅然决然要远离高乌，就像秋天大雁要远飞，不再贪图高乌激情四射的表演乃至他凶狠大脚下的庇护，这才重见天日。以致后来他们在高乌的眼里只是一群忘恩负义的怪异的非洲地松鼠，在沙地里用爪子扒几扒就长期地销声匿迹。
仅仅因为新添了一群蓬头垢面的好兄弟，那群可恶的长毛小子也将很快被高乌忘掉。只因高乌的悉心引领，无一技之长的好兄弟们得以置身于学院悠哉游哉地玩耍，他们能够与门前貌似警官的保安们擦肩而过，然后在校道上大摇大摆。那时高乌像一条澳洲地毯蟒那样慵懒地盘蜷在石凳上——不时伸出一只手指，为兄弟们游窜于学院的任何一角指明路径。
他们窜于每幢大楼，每个画室、音乐室。一旦看到一些“艺术品”就莫名其妙地哄叫；他们在“被允许”的情况下钻进琴房大显身手；他们透过窗户对舞蹈房里的女生目瞪口呆；他们肆意用硕大的石子把喷泉里的游鱼砸得生不如死；他们无知地去亵渎那尊神圣的《扭曲的生殖器》；一但有可能，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从保安的眼皮下叼拐而走。所有这些如鱼得水的运数都应该归功于学院全天二十四小时自由的对外开放和“严格的治安管理以及保安制度的极度完善”。
那是高乌涣然一新的生活方式，这显然是一种得以休养生息的伎俩——身体也不可思议地慢慢地恢复。他甚至认为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健壮万倍。不仅如此，他还彻底成功地混入社会——简直与一个涉世肤浅的不打折扣的白面书生不可苟同，似乎还将拥有强大的社会势力——处处蛮横地自如穿梭。他随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捞得一餐美酒，觅得一份可喜的差事仅与一巴掌打死一只小蚜虫那般容易。
高乌因此而像变了另一个人似的。那时他目中无人的洪流已经把所有人一并吞没。我们如何也改变不了自身只是一群孤凄的沙丘蚁——有时在人潮中看见可恶的高乌，他根本就自始至终昂着自己那铁铸的头颅，尽管他早已把我们瞥得一清二楚。他甚至可以把我和三伍那矮小子定夺为“可有可无的朋友”，再过一段漫长的时间也许我们才能被视为“能够寒暄几句的一般朋友”。
由于高乌的生活无缘无故有了新的起色，榕树下你们的同伙们都已察觉到，一条崭新的乏着雅光的银链被吊挂在高乌圆大的脖子上，有只金亮的戒子像一条金边蚂蝗那样缠趴在他贪婪的食指上。毫无疑问这将使其背后神秘的生存手段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连同那群好兄弟的色相凶凶的吊儿郎当，几乎可以断定高乌已彻底蜕变成一个勤劳勇敢的经验老到的小偷，一切的获取都仅凭靠那龌龊而贪婪的双手。
后来三伍也恼悻悻地说：“你知道吗——高乌现在以偷为生。”
“不会吧！怎么会这样？”其实我竟以为高乌的境况一定趋向以“抢”为告终。而你们则说：“他是杀人犯。”
“你见过他那条项链没有？”三伍蹙眉皱额地说，“难道你相信他是用自己的钱买的？”
“会不会是别人送的？”
“哈——你为什么不说是那是天掉下来的……”
“有可能就是捡来的……”
“哈哈——是那项链捡了高乌的脖子……”
过了好些天，我竟在公车上碰见高乌。他双手高高地攥住护手，我再次用人头去担保他拥有一条银链和一只戒子是多么的真真切切，它们竟在公车的颠簸中颤颤发光。
他觉得自己有必要跟我上扯几句废话。他显得心猿意马，时时刻刻在拥挤的人群里偷偷地窥探着什么，他看起来并不愿意干任何什么。
我一边听着一边昂首挺胸地伫立着，很显然高乌已经拥有自己的一个房间。一旦我还属于一个识时务者，就应该持之以恒地高频率地点着头颅，尽管很快我就听不清他说些什么。
我说：高乌！我下车了。他也点了几下头。他继续随着公车到别的地方去，就像他从此永永远远地消失而不回来了那样。
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高乌。
02我们
很显然当高乌已经彻底地消失于我的眼眸，他的故事也将一同消逝，还有谁会傻痴痴地相信我能真实而清晰地把他的故事延伸下去，就像人们不会相信一个盲人讲自己能击毙十条狼一样。有时，我很想让你们知晓，是一个人被社会“毁灭”还是社会被一个人“毁灭”了，但很遗憾我无法告诉，要是无人再相信我能击毙十条狼。
只能让一切随风而去，而且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已经享受着大学的日暮途穷——还能更出色地做些什么，只要有一些东西被搁放在美术馆里，它们拥有一定数量以及一定寸幅就已足够。也许还能在此前最后一次大展风采——暴露出卖裸体的罪行。
我从朋友那里借了一台数码照相机，就在那窄小的房间里，楼上的韦弟是我唯一的摄影师。我寸丝不挂地摆弄千姿百态，韦弟在叽叽喳喳地笑。你们对我说：“你的裸体与一只被晒干了的红眼树蛙毫无二致。”无论如何，我已用好几个夜晚去揣度着如何淋漓尽致地完成我的创作——把颜色调配在许许多多小罐子里，然后在大画布上玩弄泼彩的伎俩。
许多天以来，我的泼的伎俩继续在画布上展露无遗。有一天，他们一碰见我就兴奋地说：“你画得太好了，真的真的。”他们只像变色龙那样点着头：“很有感觉的，连顾老都说了，你画得非常有感觉。”
许多人都被吸引前来瞻仰我的泼的功夫，连其他班的女生也会对此留恋忘返。我仅仅认为我自身的一张张零乱堆放在地的裸照成全了她们目光的贪婪，甚至还拿着它们向某个女生眼前递去，她一下子就接了过去，这只能让我感到我的画作一定能混过展览的最后一天。
于是又过了一些时间。
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的工作了的那主席朋友又在电话里找到了用武之地，猛烈地询问我工作的去向——我目前究竟把它们筹备得怎么样，能否捞到？他继续用诅咒般的口吻的全部目的是让他现在所处的“可喜境况”更加赫人一些，他简直有点像高乌。他几乎拼命地干着他的工作，扬言已经攻读研究生，在另一家公司兼职，月薪总共是四千多块而已。
我说：“四千多块——‘而已’？”
他说：“而已！”
我也这样想，要是他能以这高薪为“驱动力”而及时地白给我送来几支大铝管象牙黑，我就感到自己的“泼”会更淋漓尽致一些。
从昨天开始，当“泼”有点疲惫的时候，我就立即用“敲”来获取一阵轻松，我甚至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去刨制两条鼓棒，然后就画室里肆无忌惮地敲。今天，我知道我的“敲”或多或少已得罪他们，务必停手……但我发现张歪哥还没有开始动手画画，他总喜欢在画室里睡上一阵，醒来的时候成了一个垂死的高卢人。他说几年来只是一场梦以及他为什么已经认识我们，他显然还没有认识我们。黄姗她们已经说，那慢女生已经对他死了心，不再像上学期那样暗暗地喜欢他，在他的调戏下暗恋着他。曾几何时他们在雨中——在图书馆门前，他们也不知不觉地牵上手，走上一会儿……这将成为苦涩的回忆之马被一个人驾着往悬崖的崩边盲奔而去。
可喜的是张歪哥开始着手画一幅女人屁股大特写的画，看来他已恢复昔日的勤奋，可是那“大屁股”显然没有给他带来辉煌的功绩——顾老立即勒令他把那屁股露出的一件大红内裤用颜料涂抹掉，“太低俗了，太低俗了！知道吗？”顾老说。这使歪哥一时苦恼不迭。
对某些人来说，他们的激情似乎还如日中天：那是雷以宽对阿罩大打出手的多么可笑的你们大饱眼福的一天，阿罩立即拾起一把钉框用的锤子，在画室里做出高举欲擂的架势，雷以宽无端端就出了鼻血……然而无论天翻地覆也好，阿胖只管着弄来三块大大的无比宽大的五合板，然后把麻布粘附上去，他唯一的企图就是把整个美术馆霸为己用。而那群仍然衣装丽整的女生，也仅仅表现为努力地对画架“以身相许”。诚然每个人都在把强烈的欲望未雨绸缪。
展览那天，每个人都表现得异常地开心，因为我们都稳妥妥地做到了“自我感觉良好”，在迎宾接客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挺胸突肚，有时我们偷偷地睥睨一下各自在美术馆里所占有的地盘，估测各自画作面前所越过的人流量、观众在对某幅画瞻仰的目不转睛的长久性，从而更有效地总结出各自劳动成果所受到的青睐度以及最终就更清楚地知道各自沾沾自喜的激烈指数。刚下上午课的时候，“人次”非常可观，我们有更多的人更乐意在观者面前游说一番，用一点骗术蛊惑他们尽快对自己那一塌糊涂的作品暗自欣叹。看来大家都成功地做到这些，这是收获的一部分。只有在午休的时间里，收获才明显地减少一点。一时我们才变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