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要想管理好臣民百姓，首先要利用仁德降服人的心志，广布自己的仁义于天下，臣子百姓自然归依，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就是这个道理。
三皇虽然没有传下惊天动地的伟大言论，但他们的仁德却遍布四海，所以天下老百姓不知把功劳记在谁的名下。君王的责任就是探索天地的规律，有言论，有法令，让天下太平。只有君臣谦让，互不贪功，德化四海，百姓才能悦服。古代的君王正是因为做到了降服民心，所以他们在使用群臣时虽没有那么多的礼仪法规、赏罚奖励，也能使四海和美而不互相伤害。
君者该怎样做，才能降服人的心志呢？其方法是制定以防衰败的政策，为政清明，巩固兵甲，不发生战乱，天下太平，君不疑臣，臣不疑君，国家稳定，人主安详，群臣进退有序，从而达到美好而无害的大治景象，人心自然归依。
人心齐，泰山移。臣民若齐心协力，就能转败为胜，变劣势为优势。
韩信在评价项羽时说：“项羽所过之处，残害生灵，百姓不顺从，就用暴力劫持压服。名义上是霸主，实际上丧失了天下人心。所以说：项羽的强大很容易衰弱。”后来，果然如此，项羽因失掉了民心，而失去了天下。
诸葛亮在给处于劣势地位的孙权出谋划策时说：“荆州的百姓归顺了曹操，实际上是迫于兵势，并非心悦诚服。现在将军（孙权）只要命令猛将与刘备同心协力，一定能打败曹操。”孙权采纳了诸葛亮的意见，最后以弱胜强。
由此而言，人心不服，优势很容易被打破。所以说“君者之道，降心服志也。”
殷、商、周的君王都被称为明王，他们开创大业，文采风貌虽然不同，但流芳百世的美名却是一样的，他们因不断调整竭力施行适合民众的礼仪德政而降服了民心，得到了天下。夏代推崇忠诚，人民都讲求信义，天下平和，但忠诚过头了就容易产生粗野的流弊，最好的补救办法是崇敬。所以殷商时代，君王对忠的流弊进行了改革修正，避免了粗野的流弊，得到了百姓的赞许。可是崇敬会产生迷信的流弊，最好的补救办法是文治。于是周代的君王大力提倡文治，减少了迷信的发生。然而文治也有弊端：人们会变得虚伪。于是又反回来提倡忠君爱国。夏商周三代就这样因循反复，就像以水救火一样，因时制宜，救弊补偏，制订出了符合民意的政策，三王的德政因此而得到了天下人的称赞。
三、德治、法治兼而施之
汉宣帝和光武帝都是有一定作为的君王，都善明察政事，所以有人认为二人的治国之道也是相差无几。
虞世南却不这么认为，他说：“汉宣帝生长于民间，深知百姓疾苦，所以其称帝后对政务非常留心，对贤良之士予以提拔和重用。但他却采用严刑重法的方式治理国事民风，有失民心。他之所以以严刑治国，根源在于法家申不害、韩非子那里。古人云：图王不成，用其有弊病的权谋足以称霸；图霸不成，霸术中有弊病的权谋只会身败名裂。汉宣帝重用刑罚，是成就霸业的皇帝。汉光武则不同，他是仁义之君，是成就君道的皇帝。这两个人不能类比。”
元帝做太子时，曾提醒宣帝，认为他执法太严，有损政权。但宣帝却严肃地说：“我汉家霸道、王道都用，怎么能只用德治来危害政权呢！”由此言可以看出，宣帝的谋略不够远大，但是他采用或宽容或强硬的法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原因的。从前汉高祖进入秦国，曾约法三章，秦人非常高兴，拥护汉高祖纪律严明。这是从和缓刑法的好处方面讲。曹操的军师郭嘉劝曹操适用严法时说：“汉末的政治失败在太宽松，袁绍却以宽松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领。如果你用强硬的法规来纠正袁绍在这方面的偏颇，上下就知道遵章守纪了。”所以法制运用得当是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定的。
第一编 君道之善醒身、善御臣（3）
那么，以法治国的“法”的尺度该如何把握呢？
《左传》认为：“政策宽松，国民就会散漫，这时就应当用严厉的法令来纠正；可是太严厉了，民众又会变得残忍，这时就应当再实施宽松的政策。用宽松来调剂严厉，用严厉来调剂宽松，政治才能平衡。”《尚书》认为：“刑罚的使用，要时轻时重，审时度势。”《周礼》则说；“治理新国家要用轻典，治理动乱的国家要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国家要用中典。”
由此可知，治国之法宽严的尺度应因时制宜，因事而异，严刑峻法和宽松的政策交替施行，偏轻偏重都可能危害政权。
霸主用权势来控制士人、以信誉结交士人、以赏罚来使用士人。讲信用，人才就会疏远；赏罚不明，人才就会离去。
英明的君王同样会采用霸主以德治人的方法，但还要辅之以法治，二者相办而行，从而赢得天下。此论有例可证：
例1：《左传》说：楚国军队包围了宋国的都城。宋派使者去晋国求助。晋文公立即召集群臣商量对策，讨论是否予以救助。晋名将先轸说：“报恩、救难、立威、称霸，就看这一次了。”晋文公的舅父狐偃分析楚国的形势后说：“楚国刚刚得到曹国，最近又从卫国娶妻。现在如举兵进攻曹、卫，楚国一定会分兵援救，那么齐、宋就可以解围了。”
于是晋国组建三军，依狐偃之计，逼使楚国撤兵了。
例2：文公回国后开始致力于教育民众。次年就想打仗。子犯阻止说：“晋国战乱多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是义，还没有安居乐业。因此，现在不是征战的时机。”于是护送周襄王回国复位，又积极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开始关心生产，安于生计，生活渐渐好了起来。见此，文公觉得可以用兵了，子犯又说：“民众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应该向他们宣传信的作用，要建立一支讲究信用的军队。”于是文公开始征伐原国，承诺三天内攻不下来就撒兵。三日后，原国未被攻破，晋文公真的信守诺言，退兵三十里，用事实向民众证明他的诚实和信用，民众深受感召。从此晋国的商人做生意都不再一味谋求暴利，而是明码标价，全国形成了讲信誉的好风气。
见到国家风气如此之好，晋文公说：“现在可以出兵了吧？”子犯又说；“人民还不知贵贱尊卑之礼，没有恭敬之心。”于是文公用阅兵来表示礼仪之威严，设置执法官来纠正官员的错误。渐渐的，人民开始习惯于服从命令，不再有顾虑重重，于是开始训练他们打仗。城濮一战，大获全胜，楚国被迫撤兵谷邑，宋国之围顺利解除，这一战使晋国称霸于诸侯国中。这都是晋文公善于用仁德、政令教化民众的结果。
所以说，君王治人的根本就是法治与德治，这同样也是为君者治国的根本。二者相伴而行，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天以阴阳二气构成四季，人以刑德二法构成治国之道。这是君者执政成功的唯一方法，不可偏用其一。
在历史上各个君王中运用仁德较多，刑法较少的是五帝；刑德并重的是三王，刑法较多、仁德较少的是五霸；只有秦用刑法暴力治国。
如果总结古代君王治理国家的政治，可分为王者之政、霸者之政、强权之政三类：王者之政，靠的是德育；霸者之政则依靠的是刑法的威力；而强权之政，则是靠暴力酷刑。在具体执行时，当德育不能发挥作用时就用刑法强迫，当刑法作用甚微时就用暴力镇压，当暴力镇压也不起作用时，则采用大肆的屠杀。这一步为君者都不愿看到，因为这很可能会危及到国家的存亡。
所以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说：“从前秦始皇弃仁义而用暴力，虽然可以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然而守成就不行了。”这就是片面运用刑法治国的弊端。
综上所述，君王在治理国家时，要经常警醒自己实施仁政，慎用法令，用德治教化民众，用法治规范民众的行为，二者兼而施之，使百姓能有所依从，各得其所。
四、悲剧君王悲在何处
历代君王，为什么有的能使国家兴盛，自己也万世流芳，而有的却使国破家王，自己臭名远扬呢？以南北朝时的宋齐两代为例，这一时期被废的国王共有五个。这五个废君都是因骄淫狂暴或被杀害或因国破而流亡。难道他们是生而本性就凶顽，才自取其祸，被上天抛弃，丧失大业吗？
虞世南是这样认为的，他说：“人有上智下愚，因为禀受的气质不同。至于中庸之才，都是来源于锻炼和学习。自宋齐以来，太子的老师，不过是些无能之辈，滥竽充数而已。高贵和下贱，本来就有质的差别，又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导师多由职位而不是根据德才选拔决定。所以导致这五个后来做了君王的太子，生性平庸。况且他们身边又没有周公、召公那样的导师的辅佐，没有良师益友的规劝，反而沾染了不少委琐狎邪的小人恶习。以如此不良的品性，生活在如此粗俗的环境中，必然会导致国破身亡。”
这充分说明了环境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的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虽然，外在的环境不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绝对条件，但一个良好的环境对人本性的形成却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贤哲贾谊曾云：“从前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姜太公为太师。保，就是保护好太子的身体；傅，就是用仁义道德辅导太子；师，就是用天下兴亡的教训教育太子，这是三公的职责。此外，还设置了三少，叫做少傅、少保、少师，分别负责太子的饮食起居。因此，太子在童年时期，三公三少就用孝、仁、义、礼来教育他，让他远离邪恶的行为，不让他看到丑恶的行为，然后选择天下端庄正直的人才，比如孝顺父母师长、博闻广见、有道性的人跟随在他左右，和太子朝夕相处，所以太子见到的是正直的行为，听到的是正直的言谈，行的是正道，因为前后左右都是品行端正的人。他习惯了与正人君子相处，自己就不知不觉地走上正道，就像生长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