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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身穿着没有肩章、也没法从领章判断军衔的65式军服的中国军队。苏联伞兵的狙击手们在着陆之前，已经得到了从口袋的数量在战场上区别指挥官和普通士兵的指示，这无疑是从派驻越南的军事顾问团那里得到了情报。因此这个狙击手很快便从司马骧军装上的四个口袋估量出了他的价值。
第一章：血色黄昏（七）
和大多数共和国的同龄人一样，司马骧也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在他的童年时光里，也曾把充斥在大银幕上那些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高大全”的人物作作自己的偶像。“将来我也要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手握钢枪保卫自己的祖国。”在自己的作文本上写下这样的豪言壮语，在那个时代并非是巧言令色，也绝不是为了博取老师的好感，而是真真正正的反映出那一个时代孩童们天真的梦想。
但是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真正走入了自己所梦寐以求的军营之时。司马骧却发现一切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般单纯和完美。那是因为当司马骧穿上军装之时，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的高潮时期，保卫祖国的雄心壮志在日益频繁的“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之中逐渐被消磨怠尽。在大浪淘沙般的政治运动之中，他逐渐被磨去了棱角、变得圆滑而事故。社会的现实逐渐告诉司马骧，身上的橄榄绿军装不仅意味着一份责任，更意味着机会和权力。
慢慢的那些童年的回忆渐渐的褪去了那鲜艳的红色光芒。在几次组织战士们看革命经典电影的过程之中，司马骧看到烈士在牺牲前颤抖着用双手交上自己最后的党费之时，他的心中竟非但没有了以前的激动，相反感到一阵想笑。是啊！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曾经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在物质面前是那么单薄。“纯粹”这个词已经不再富有褒奖的含义，反而成为了愚蠢的代名词。
军人在经济建设的大环境之下日益失去了光彩。刚刚进入北京卫戍区的警卫部队之时，司马骧故乡的亲友们总是一次次的将年轻女孩子的照片寄到他的手中，当时司马骧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自己正是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年纪，根本没有精力却处理那些男女私情。但是一转眼，今年已经三十有五的他却依旧是孑然一身。事业上的停滞不前，使得他更希望获得家庭的温暖，但是一次次将自己的军装照装进信封，所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落。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之中司马骧的故乡无非是那些率先富起来的地区之一，在那里女孩子们所青睐的对象早已不是可以穿上绿色军装的健儿，而是那些穿着时尚的喇叭裤，开着南日本进口摩托，扛着双声道录音机的个体户们。一个北京卫戍区的连指导员最终只能继续独自等待下去。
岁月的蹉跎已经令司马骧习惯了平凡，习惯了寂寞。但是就在他以为自己的人生注定只能这样暗淡的继续下去时，一声从自己所保卫的城市中心传来的爆炸声却将司马骧胸中那几近于熄灭的火焰再度点燃，他再度感受了那童年时代的冲动和热情。他第一次真正的感受了自己穿上这身橄榄绿的真正意义―只有在祖国母亲最需要保护的时候，平时应该最默默无闻的儿子―人民解放军发出自己声音的关头。
从管庄的营区出发之时，司马骧事实上已经想到了死亡。比起大多数还在懵懂之中的年轻战士来。岁月早已告诉了司马骧生命只有一次这个道理。身为连指导员，他本应在队列的后面。但是最终他还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前锋的位置。因为他相信，以忠诚为使命的警卫第三师的连队可以没有指导员，但是不能在战场上失去他们的连长。
和从军校毕业，小自己7岁的岳海波共事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因为从对方的身上司马骧总是可以看到那些和自己失之交臂的东西：学识、想象力以及那虽然刺人但是可爱的棱角。但是司马骧还是认可自己的这位搭档的，因为对方在连队建设和日常训练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专业素养远远超过了在“三支两军”之中成长起来的自己。
但是即便如此，当SVDS型狙击步枪所配备的7。62毫米钢芯空尖弹头击中司马骧左肩胛骨下方胸膛之上，剧烈的疼痛之下司马骧的第一反应还是感觉难以置信。空且内凹的弹头尖端使子弹在进入人体之后迅速延展开，虽然在正面射入的位置上，司马骧的军服之上留下一个直径不到1厘米的小口，但是然后当弹头以570米/秒的速度穿出司马骧的身体之时，大量的血液和肉块却在巨大动能的裹胁之下在他的后背上形成了一个可怕的巨大出弹伤口。
“真的……中了啊！”虽然伤口周围是撕裂般的剧痛，但是司马骧并没有用嗥叫来释放压抑的感受。除了知道与事无补之外，司马骧更知道身为侦察一连前导装甲集群的最高指挥官他中弹的消息将会给此刻胶着的战局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他只是用手捂住伤口，然后缓缓的坐回到自己的装甲输送车内。“指导员……你中弹了？！”装甲输送车的驾驶员第一时间跑到载员舱内打开自己的急救包试图抢救司马骧的生命。
“没用的了！小刘，没关系……岳连长……呵呵……他们马上就到”虽然纯棉压布已经按在了司马骧的伤口之上，但是弹头在经过司马骧身体之时所释放的巨大力量所震伤的胸腔内的脏器却已经开始大量的内出血。在剧烈的咳嗽中，鲜血从司马骧的口鼻内大量的溢出。“司马指导员……你不会有事的……。”看着司马骧并不高大的身体缓缓的在装甲车内倒下，驾驶员小刘含着眼泪大声的呼喊着司马骧的名字。
但是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随着血液的大量流失。司马骧已经逐渐感觉了身体的冰冷和知觉的钝化。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之火并不能再延续多久。在自己永远的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是否还应该抓紧时间向这个世界表达些什么呢？但表达什么呢？自己还是孑然一身，并没有妻子、儿女的拖累，远在家乡的父母也有兄弟姐妹们照顾。似乎自己真的就可以这样离去了。
但是司马骧最终却选择了伸出自己颤抖的手指伸进了自己已经被鲜血染红了的上衣口袋摸索着掏出了自己的党员证和三张十元纸币。这个曾经被自己嘲笑过的动作此刻在司马骧看来却是那么的神圣。“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自己平日里给战士们讲解的伟人的话语此刻似乎犹在耳边，但是司马骧此刻所能体会到的却不仅仅是死亡本身的意义不同。而是当一个人的生命终结之时，人总会为自己寻找一个传承。与血脉和基因相比，理想和信念更为珍贵。交最后的党费只是一个形式，但是他背后却包含着无数中国共产党希望建设一个富强祖国的无限愿望。
而就在司马骧的生命最后时刻，朝阳路和关帝店北街的交汇处的这场对于整个战局而言或许并不重要的战斗又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在2名苏联空降部队的狙击手用他们精准的射击试图阻挡侦察一连攻势的时候，一发红外半自动制导的苏制AT―5型反坦克导弹突然从拐角急射而来，在纷乱的街道之上，划出一道毁灭的直线准确的命中了一辆侦察一连的63式装甲战车的前装甲。
在一团橘红色的火球升腾起来的同时，一辆苏联伞兵的铁骑―BMD－2型伞兵战车隆隆的驶出路旁的胡同，在那门2A42型30毫米机关炮所喷吐的毁灭火焰之后，数十名身着着城市战迷彩的苏联空降兵也高喊着“乌拉”展开了冲锋。显然对于中国军队进入北京中心城区的每一个交通枢纽，已经着陆了的苏联伞兵部队都不会轻言放弃。
作为一个兵种而言，空降兵可以说从其诞生的那一天开始便伴随着悲壮。虽然神兵天降的超机动能力使骑兵的迅捷剽悍、摩托化部队的纵横驰骋都为之黯然失色。高地在军事上的重要性、障碍物的运用、预备队的使用、支援火力的协同、侧翼掩护以及佯动和奇袭的运用等长期以来在地面战中沿用的千年作战原则在空降兵面前都不在适用。因为宽阔的江河、高插入云的山脉、难以穿越的雨林、甚至足以隔断血脉的海峡都再也不是问题，因为无论在哪里，什么战略要地的上方总有一块难以设防的天空。
但事实上空降兵这一兵种自诞生以来便伴随着无法克服的先天弱点－由于降落伞的承受能力，空降兵注定只能以轻装备上阵。在一旦遭遇对手重装地面部队的抗击或预先部署好的反空降阵地之中，空降兵的处境便岌岌可危。即便是在战争初级，精锐的德国空降部队在面对无论装备还是战斗力都并不能称的上强悍的荷兰军队时，都曾有过在海牙、鹿特丹折戟沉沙的经历。而被德国空降兵称为“伞兵的坟墓”的克里特岛空降战役更是令德国精锐的第7伞降兵师折损超过四分之三。而英、美、波兰在联合发动的“市场－花园”作战之中，尽管盟军利用强大的空中优势，同时投送了3个空降兵师，但却在德军装甲部队的反击之中，几乎溃不成军。
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军用航空投送能力的不断发展，以空中机动、机降等手段将空降兵从空中投入地面作战却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因此战后一度忽视空降兵发展的西方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起自己停滞的空中机动战场。而苏联更是从未停止过对自己“红色长臂”的发展。空降兵这一这种长着双翼的猛虎依旧是红色苏联这个拥有着世界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帝国手中的“无双利器”，出现在每一场突发战争、每一个最恶劣的战场上。
作为一个空降兵强国，苏联一刻不停的进行在重装空降方面的试验。早在19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