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起来造反了），于是就开始大肆造谣，给纣王身上抹黑。不过周人脑子还不够发达，造谣的本事还比不上后代的汉儒。看看他们是怎么造谣的：周武王在《尚书》中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
第一是酗酒；
第二是不用贵戚旧臣；
第三是登用小人；
第四是听信妇言；
第五是信有命在天；
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这些罪条虽然属实但并不算过失，有的甚至用现代的价值观判断，富于进步意义。比如第二第三条的“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就很有代表性。这里的“小人”注意不是后代意义上的“君子、小人”那种道德观念上的小人，而是相对于“贵戚旧臣”（商王族亲贵，前任商王任用的旧臣的子嗣）来讲的出身低微的人，即没有显贵家族背景的人，说白了就是“非高干子弟”。纣王打破血统论，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在周武王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过失，而今人眼光看来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打破了“用人唯亲”的血统论。
同样，纣王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进行的这些必要的人事调整——录用“非高干”的能人取代腐朽的权贵，也必然导致了以其大哥“微子启”为首的亲贵和旧臣集团的疯狂反对，“微子启”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带着自己的人怒而走掉，从而分裂了商王朝的统治核心。从史料上看，类似的上层分裂不限于“微子启”一案。纣王的叔叔比干被处死，叔叔箕子被下狱。这可能也是因用人制度的调整触及了这些叔叔们的亲贵家族利益，以及其它的“政见不合”，最终与纣王发生严重冲突。不论谁对谁错，谁好谁奸，高层集团内部发生了巨大意见分歧和形式上的明显分裂，说巨大是因为有人已经为此而死，这都很大地破坏了商王朝的国运。
纣王这些人事改革，被当时的人（包括他的敌人）所不能接受。就这么一点儿人事变革，都是那么的难啊！可见商王朝之积弊已久，问题之复杂，现实之难办。一个末代帝王又能做点儿什么呢？只有挣扎一番之后，等着去殉死他的王朝罢了。这一点使我们想到了明朝末年的崇祯。
其实，也正是纣王任用的诸如“飞廉、恶来”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帮助他三征东夷，并且与商王朝共生死，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而微子启、箕子这些王室贵胄，反倒在周人取得政权以后，立刻投入周人的怀抱，变节为官。可见纣王处罚他们，算是有先见之明的，这些贵族只知道保存个家的荣华富贵，争夺官位不惜搞分裂，不惜事奉仇敌。
至于说纣王“听信妇言”，其实是少见多怪，商朝女性活跃，在政坛颇有作为，如前代武丁的“妇好”就是一个女性从政的杰出例子。纣王听信妲己，即便这是事实，我们也不要奇怪。当“贵戚旧臣”都不支持、不理解他的用人之纲，甚至分裂而去，那他也只有跟自己的媳妇合计国家大事了。当社稷危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像蝉那样高叫，沸反盈天），这样的社会动乱局面下，人心惶恐，各怀叵测，也只有媳妇还是跟自己坐在一条船上值得可信赖的啊。
而所谓“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状，这是小节，而且并不属实。从出土卜辞上看，纣王的爹和纣王时期，其祀典体系比前代最为成熟完备。
总之，周武王给纣王定出的这六条大罪，只有第一条“酗酒”算是有点价值和力量的。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从出土物来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明显激增，表示了社会饮酒之风蔚然。商帝国积累年头久了，财富丰厚，人们闲逸，走上饮酒的路子，好比古罗马帝国在烂熟时候的豪吃豪饮，是必然的事情。也好比美国人现在富裕了，路也修好了，房子也建够了，工作也轻闲了，钱也一大把了，就开始吸毒了。你也许会说，商朝社会的饮酒风气都是纣王带的头。那么，如今美国吸毒问题严重，这也是小布什带的头吗？商代后期饮酒成风，成为社会隐患，是严重社会问题，原因该是广泛而复杂的，不单纣王一个想干，他推动也好，或者制止也好，想作移风易俗的变革，都不是那么容易。就好像清朝末年吸鸦片蔚然成风，不是某一两个皇帝能改变的了得，当时下层、中层乃至高层亲贵的人拼命要吸，皇帝根本拗不动他们。喝酒、吸毒、吸鸦片，这类问题的解决需要从社会根本机理与矛盾的梳理出发，这对于忙于应付东西外敌、内焦外困的商王末帝纣王来说，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我们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最后一个帝王在事到临头时一般有四种选择：自杀、逃跑、投降、被俘。能有勇气选择第一种的，绝无仅有，好歹应该算是英雄。纣王自焚鹿台，与明朝末帝“崇祯”自挂煤山，颇为类似啊。光这一点也值得钦佩，并且看出了他的无奈。不过，崇祯的命要好一些，没有像纣王那样被清朝人拼命埋汰。
崇祯没有遭到大清人埋汰，是因为大清兵势力雄大，拳头很硬，可以替代嘴巴来说话。而周武王的万把人，起自西方撮而小邦，面对庞大的商王朝帝国，虽然胜了，但需要拼命辩解，以免遭受四方反弹袭来的灭顶之灾。所以，给纣王泼脏水势在必行。但周人泼的并不厉害，只是上述六条的就事论事而已，还不涉及纣王人身。我们从商周史料《今文尚书》之《商书》、《周书》诸篇中，均再未见商纣王失道失国的罪状，也无焚炙忠良、滥杀无辜、嗜血成性之类记载。总之，周人还没有把他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钩了。
纣王真正之被脸上涂鸦，还不是他的敌人周人干的，而是五百年后春秋战国之际，那些学者们为了把自己的学说变得振振有辞以便游说诸侯，就需要拎出纣王这批古人来说事，甚至不惜伪造古史。春秋战国的人说话，喜欢举出极好的好人（也就是他们捧起来的圣人），以及极坏的坏人，作为正反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论点。于是，尧、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都被包装打造成了极好极好的完人圣人而推出了，与之对应，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就是极怀极怀的坏人（没有一点好性，坏的彻头彻尾的）夏桀、商纣王、盗跖几位可怜而无辜的先生。也是，他们是亡国之君，前者是开国大帝，不挤兑他们挤兑谁呢？
其实，世上哪有百分百好透了了好人，和坏透了的坏人呢？但是夏桀和纣王终于开始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钩了。学者子贡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有点看不过去，说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纣王虽不好，但不至于如此之坏，所以君子千万别把自己混的太差，否则以后的人要举出恶事来说理，就一定涂抹了他来充数！
在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被活灵活现地演义丰富起来了，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说是被剖开了心，到了汉朝刘向说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好奇，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到了晋朝，“皇甫谧”医生说纣王还解剖了比干的媳妇，想看看她的胎儿形态——我看是你这医生想看吧！医生想看活体解剖是可以理解的，但自己想看自己不说，说别人就不乖了！
至于纣王最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的事情，大周朝初期的文献上也从来没有过，春秋时代也没有，是到了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先生，首次描绘而成，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非常了不起的：“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
韩非子罗嗦了这么半天，最终的目的却不外乎是为了证明他的论点：“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就是防微杜渐。从而告诫他所爱戴的君王们，不要“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啊，否则就成了纣王那样的亡国之恶君啦！纣王使用象牙筷子，不在乎这些小错，不断积累，终于错越来越大，酒池肉林，以至于亡国！这种牵强附会，把纣的亡国简单归结于为纣设想出的“奢侈”，肤浅、片面的，忽视了商朝的累代积弱与外族的迅速强大。但韩非子确实把“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道理讲的非常生动，是可以打一百分的作文了。而韩非子作文生动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有纣王这么个“意象”可以供他打扮起来任意当道具用。
到了西汉，司马迁在酒池肉林的基础上又加了“男女裸奔其间”，从而使他的文章也很生动，刘向也不干寂寞，首次把鹿台的面积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并且详细设计了炮烙的图纸，还让妲己坐在佳宾席上旁观，看见罪犯调到火炭里，鼓掌而笑。到了接下来的东汉，纣王脸上留的空白不多了，只好把酒池的面积扩大到可以行舟，牛饮者达到三千人（这个罪状同时又塞给了夏桀一同分享，哈哈）。时光到了晋朝，“皇甫谧”医生咬咬牙，把鹿台的建筑面积，比汉朝提高了十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并且觉得炮烙还不过瘾，皇甫医生还设计了一个热熨斗，让纣王的犯人举着，一会儿手就烂了。不愧是医生啊，估计还是科的。
总之，纣王的脸上就是这么一点点脏起来的，前后用了一千多年时间。我们有理由相信，纣王作为亡国之君，本来就跟明朝的崇祯一样平普，甚至比崇祯还来得有能力些。早在纣王的前几代，商王朝就开始衰弱，周人开始崛起。到了纣王老爹时代，东夷、周人就开始为“害”。到了纣王，他进行了人事改革和三次征伐东夷这一系列挣扎，最终选择与它共亡，这是他的本来面目，与崇祯大为近似。后人之所以这么埋汰他，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