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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号子里又有了“哗哗”的镣声。
我就是这样的人，干什么活儿，总是特别认真地去完成，不愿让别人指出什么，我也是非常要脸面的人。打冷水，是每天开风时都要做的，首先满足在风场上用水的人，他们可能在洗澡，在洗衣，在洗毛巾，然后接水冲厕所，让周密刷厕所，刷完再冲一遍，剩下的工作就是洗盆，每个盆都要用肥皂打一遍，再用清水投两遍。特别是老大的盆，要洗得很干净，再把所有的盆接满水，并依此摆放在屋里，目的是晚上起夜的不能抠水龙头，避免水声过大。晚上起夜后，要用一个饭盆舀水冲便池。另外，早上的用水全部不能抠水龙头，要用盆里的。
小丁对我说：“北京佬，这是对你的照顾。一是你年龄最大，二是你有近视眼。”
“谢谢，老大。”但我清楚，号子里目前就我帐上的钱多一些。
那天，打饭的窗口开了，是开大帐，（意思就是买些看守所提供的东西，有钱就买，没钱就不买。）外面的陈队长高声叫着：“晓升。”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小黑他们都懂，让我过去。我要什么呢？我还是不清楚。我自己并不缺少什么东西。小黑说：“买两箱方便面，一包手纸，十张菜牌子。”我遵照执行了。中午我竟然吃到了一块肉，这时候我才明白每天前面的人舀来舀去和热来热去的是打的菜，没有钱是吃不上的。一般你是新来的话，也是不给吃的。坦率地讲，小丁和小黑对我不错，使我慢慢地向前面靠近，我的后面有了新人。在家里，我能吃些肥肉，也不过是几块就再也吃不下去，可是在号子里，能吃到肉是非常幸福的事。因为我们天天吃的就是腌菜，鲜菜越来越少，三顿腌菜，对我来讲，确实难以咽下，所以吃到了肉感到特别舒服。米饭还是那样，干干的，没有任何油水。这几天早上，我们吃白薯稀饭，倒对我的口味。
我也开始干嚼方便面，不是因为饿，而是看到他们都在吃，也想嘴里嚼点什么。周密较惨些，家里送了被子和换洗的衣物后就没有再来，没有钱，又吃不饱。看到他的不自然的样子，我不禁起了怜悯之心，有时偷偷地送给他一包方便面吃。这不能让前面人知道，否则周密会遭骂的。
号子里的气氛随和多了，没有原来老大在时那种严肃性，特别是小丁爱开个玩笑什么的，所以大家的心里压力小得多。大家玩牌，输了的要被弹脑门，喝凉水，最后发展到赢方便面。我不玩，因为我不懂他们这里的玩法。所谓打八十分，就是两副牌放在一起玩，还有什么光牌、打枪和弹花，后面的就带有一定的赌博味道。
今天，从别的号子里调来一个年轻人，他长得很白净，浓眉大眼，本市人，说话频率很快，他已经被判刑，现在就等待上诉的结果。他在家里是独生子，所以脾气有些孤傲，不过他对我非常客气，他就是小何，一直叫我“北京人。”他一进来就给排在前面阵营里。
同一天，又进来新人，由于他是当地的所以没有擦地，而是一下子跃升擦板子。晚上他开始叫唤起来，我们都不知所措，赶紧大声喊“报告”，求医。他痛得直呻吟。
恰巧是李干部的班，他走到上面的窗户那里，向下望，问询是怎么一回事，新来的称是派出所打的。这有可能，所以李干部说：“明天我向所里汇报一下，询问一下情况。”可是他的病痛怎么办呢？李干部回答得很简单：“今天医生都下班了，你就自己忍一忍，谁让你犯法的！”
新来的一直呻吟到深夜才停止，他睡着了。
第二天，李干部叫他出去，他这时已没有事了，不过干部还是给他检查一下，问了派出所有没有打他。
这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
第九章
新的一周开始。
“晓升。”铁门响起来，我们赶紧坐好。
“到。”我起立回答。
“提审。”干部说。
我走出门。走到三八线的时候，我看到了我的同案老邢，他也提审，我们俩打了一个对面，我不知应该怎样安慰他，只是说：“你好吗？”
老邢反倒鼓励我：“不用担心，没事的。”
我没有再讲什么话，有没有事可不完全在你和我。
我立正在“三八”线，喊了声：“报告。”
“出去。”干部说。
我给带到提审室。一个铁栅栏将我和外面的人隔开，黑脸警官坐在外面的桌子前，桌子上放着文件和信纸，他来提审我。
他平静地说：“坐下吧。”
“谢谢。”我坐下来，心却明显地抽搐一下。
“我们今天提审你。希望你能如实交代自己的情况。”
“是。”我回答。
“我们之间无怨无仇，你不要有什么想法，这是我们的工作。”
“是。”
“现在我们开始。”他掏出钢笔，甩了甩钢笔水，“姓名？”
“晓升。”
“年龄？”
“三十八岁。”
“出生年月日？”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
“家庭住址？”
我把身份证的地址告诉他。
“有否有前科？”
“没有。”
“工作单位？”
“北京吉丝制衣有限责任公司。”
“你的职务？”
“法人代表。”
“公司性质？”
“私人股份。”
“就叫有限责任制。”他纠正我的说法。
“涉嫌什么罪名被抓？”
“涉嫌诈骗。”我也学会了这个大家都说的文词。
“讲一讲你的案子经过。”
“我介绍外商与原告工厂签了三千件皮衣合同，信用证从香港开出，货发后，由于外商提供的客检证书上的签字与其在银行的留底不一致造成拒付，货被船公司释放给外商，故产生现在的问题。”我措词严谨，不能出现纰漏，这是正式的口供。
“详细一点。”他显出不高兴的神态。
“有什么问题，你们问就是了。”我也不软不硬地回答。
“你是怎样认识老邢的？”
“通过一个朋友。”
“是哪个朋友。”
“这与本案有直接关系吗？”我只好反问他。
“这，你不用管，如实回答就是。”他倒没有急。
“通过陈菊，一个女的认识的。”
“知道她的电话吗？”
“记不住了。”我确实记不住。
“什么时间认识老邢的？”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是他联系的工厂吗？”
“是的。”
“你去过几次原告工厂？”
“两次。”
“哪两次？”
“第一次是今年五月份，代外商考察工厂，看一看工厂是不是有生产能力。看后我认为还可以，当时通知国外可以，让他决定。第二次是陪外方来人中期验货。”
“第二次是陪外国人吗？”
“是的。”
“他叫什么名字？”
“我只知道他叫TOM（汤姆）。”
“外商叫什么？”
“ANDREYTANG（安德烈。唐）。”
“你与他什么时候认识的？”
“一九九四年。”我确实知道他很早，“但我没有见过面。只是通电话。”我必须解释这一点，要不然好像我真的与他有什么关系似的。
“你们做过多少生意？”
我简单扼要地介绍了我与这个外商做生意的历史。
“你们是怎样做的？”
“我介绍工厂或外贸公司与他签订合同，外商通过香港或其他地方开出不可撤销的银行信用证给工厂或外贸公司，生产完后，发货结汇。”
“那为什么会遭到银行的拒付呢？”
“因为单据上出现由外商造成的不符点。”
“这就是有意的诈骗。”
我没有回答。
“今天就谈到这里。”
“谢谢。”
“你认为这笔钱能结回来吗？”他试探地问。
“应该可以。”我也无十足的把握。
“占几成把握？”
“20％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为你安排一个地方，你愿意打电话给国外催一下吗？”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原本我就在帮助工厂在催货款，可工厂老总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三道四，第一次给我写封信，说是我导演了这一切，第二次又委托其他进出口公司给我一个所谓的法律意见书，坚决要求我司付款，而且没有任何人的签字和公司的公章，第三次就在我帮他联系中我们被抓到这里，所以从我的内心有一股讲不出来的怒火，不愿意管了。
“你帮助催一下，能做到什么地步就做到什么地步，这表明你的态度问题。”他耐心的劝解道，同时又有着命令口吻。
“那，好吧。”我犹豫了一下，勉强地同意了。
他收拾了桌子上的东西，对我说：“就这样吧，我们下午再谈。”
“谢谢。”
我等着看守所的干部把我所在的屋里的门打开，然后跟着干部回到号子。我没有看见老邢。
“怎么样？”小丁关心地问。
“一般提审。”我回答。
“还提审吗？”他又问。
“下午继续。”我说。
开饭了，似乎我讲了一上午的话，还有些饿了，老天爷似乎也发了善心，今天是腌黄豆，本身我喜欢吃些豆类的东西，另外好久没有吃它觉得很新鲜。号子里又买了一大盆的霉豆腐，他们叫臭豆腐，但跟北京的大不一样，他们劝我吃，我尝了一下就吃不下了，连连摇头，把干饭吃下。
中午，我没有睡觉，反复思考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