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望无际的大海，都可以给他们灵感。“旅行作家协会”，不久前在这里举行过几天会议，庆祝协会成立十周年，许多旅行作家一时云集到这里来了。他们都是旅行作家的始祖梅尔维尔（H。Melville）的徒子徒孙。
但这句话最好不要高声说，以免让夏多勃里昂听见，他就躺在一公里以外的坟墓里。这位生前跟天下间的人，尤其跟天下文人都吵翻的大文豪，对这句话会生气的。梅尔维尔算什么？他夏多勃里昂，不也是个大旅行作家么？早在1791年，时年二十二岁，就从这个城市上船，横渡大西洋，远征到美洲去，还写了一部使他一夜成名的《阿达拉》呢！
真的，如果我们到圣马洛城忽略了夏多勃里昂，就像到巴黎忽略了巴黎铁塔。这位大作家生于圣马洛，死后也葬在圣马洛，是这个海边小城最著名的历史人物。逝世两百多年以来，一直活在现代人当中。大街上竖着他的塑像，广场街道以他作命名，旅游杂志和导游总不忘告诉旅客，哪几处海滩是他童年时代经常玩耍的地方。如果在那个小城里，一切还在叙述着夏氏，只因为他在《墓畔回忆录》中，对童年的生活，对故乡的面貌和乡亲们，有着详细的记载。
吃过贻贝，我们去找他的出生地点，在海风阵阵的城墙上下转悠了半天。城墙外面一片汪洋，白云朵朵下洋轮缓缓而过，岸边浪拍沙滩，游人点点；城墙里面人头攒动，露天咖啡座鳞次栉比，阵阵民间音乐的间歇声中，传出盘子碟子的丁当响声。眼下一切都有了，唯找不到夏氏的出生地。不知不觉间转回到原来的咖啡座，遂向当地人打听。那位先生举起手向前一指，顺着他的手势看去，前面有一座五层大楼，“夏多勃里昂”这行大字，就在楼下一块绿色的檐篷上。那显赫的名字底下，也是一个露天咖啡座，每一张桌子旁边，打着一把蓝色的太阳伞。原来夏氏出生的大楼，已经成了酒店，就叫“夏多勃里昂酒店”。一队民间乐队正向游客演奏，一派笙歌。
眼看这位大作家的名字，成为酒店的招徕工具，有点意想不到，但我还是心平气和。在巴黎附近的狼谷和孔布尔两处地方，已经辟有他的博物馆，我们还苛求什么？后来还发现，在这间酒店里，他出生的房间没有占用，辟为纪念室对外开放；院子里也整顿了一角地方作为纪念，入口的门楣上方刻着：
1768年9月4日，夏多勃里昂在这座大楼里诞生
这个海边小城，冬天时候巨浪直扑到楼房三楼的窗户上。夏氏诞生那天，防波堤也被淹没了。而夏氏对这一切，有着深深的眷恋。他曾经给故乡一位女士写信：
请将我所有的柔情诉给大海，告诉她我生于浪涛中，她目睹了我最初的日子，给我最初的热忱和激情以养分。我爱她直到最后一天。
在《墓畔回忆录》中，夏氏对圣马洛的地理状态有这样的描写：“圣马洛只是一座岩礁，从前耸立在一片产盐的沼泽当中。公元709年，由于海水突然涌入而变成一个海岛，海水将海湾深挖，使圣马洛山置于波涛当中。现在圣马洛这座岩礁只系于一条被诗意地称为犁沟的长条暗礁。这条暗礁一边被涨潮的海水袭击，另一边被拐弯进入港口的潮水冲刷。”圣马洛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种独特的气氛。从这部著作中，你可以听到作者童年时代永不中断的风声浪声。无边无际的大西洋像摇篮，把夏氏的童年轻轻摇荡着。熏风暴雨，轻波巨浪，乌云彩云，还有影子般追随左右的静寂，造就了一个敏感而孤独的灵魂。“我像风和浪的伴侣那样被抚育着，这些风，浪，孤寂成为我最初的导师，它们对我的精神的原本状态，对我的独立个性，可能是比较投合的。”
透过夏氏纪念室的一扇窗，可以看到约一公里外的大贝岛，大贝岛上夏氏的坟墓也清晰可见。他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生前他的生活多姿多彩，华丽成一片艳阳天。连他自己回过头去看，也嫌太热闹了些。因此，希望死后有一个安静的休息环境。他看中了大贝岛上小小一片向海的地方。当时身为议员的诗人拉马丁出面干预，夏氏如愿以偿，得到这片地方作为死后的永远的长眠。1848年他在巴黎逝世后，遗体送回圣马洛的大贝岛上安葬。
要登临大贝岛，必须等退潮时候穿过沙滩，走上一条在暗礁上筑的石路，沿着山路上山。潮涨时石路被海水淹没，半岛变成孤岛。游客一旦错过了时间，必须等潮退才能返回陆地。那天我们走过石路后，沿着山路向上攀登，直到小岛高处的斜坡上。那时，一个耸立在小岛边缘的巨型十字架，蓦然迎到眼前来，这就是夏多勃里昂的陵墓。比起他孔雀般炫耀的一生，墓地显得简单朴素，是个无字坟。除了那个花岗岩十字架，一无饰物，也没有墓碑墓志铭。一切的奢侈堂皇，是居高临下，面向蓝波淼淼极目无边的大西洋。曙色夕阳初动，皆有一番壮丽。墓地后边的山坡上，挂着一个木牌，上头写着：
一位大作家希望在这里安息，只听海声和风声。请路人尊重他最后的心愿。
自从他下葬大贝岛以来，该岛成为一个朝拜的胜地。雨果、福楼拜、司汤达、马拉美等大作家，先后到过墓地来瞻仰。福楼拜给路易丝·柯列特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亲爱的朋友，我给你寄上一朵花，是昨天夕阳西下时分，我从夏多勃里昂的墓地采来的。海洋美丽，天空玫瑰色，空气温和，这是色彩缤纷的夏天一个傍晚，它是如此富丽堂皇，以致显得凄凉。一个又热烈又忧郁的傍晚，一如初恋。
墓地的花岗岩盖上，放着几朵已经脱水的红玫瑰，我这才想起不曾带“手信”来。随手在山坡上采了一把小黄菊献上。八月的和风在海面上吹过。彩云在天空飘浮。浪涛在山下拍打着岩石。海鸥在头顶上盘旋。几个游人在小岛上漫步。日头西斜了。潮水又涨了。通向陆地的石路开始被淹没。工作人员前来通知我们尽快离开，已经要涉水而过了。时间就这样过去。人生就这样过着。夏多勃里昂出生的房子在后边，他的墓地在眼前，生死两处地方距离很近，每时每刻打着照面。然而，从生到死这个距离之间，他马不停蹄地走路。作为冒险家，他到过美洲，跟移民一起打过仗，受过伤，成为他青年时代的一件大事；作为作家，他是浪漫派的始祖，开创了一个时代一个流派的风气，从《阿达拉》一直写到《墓畔回忆录》；作为政治人物，他多次成为驻外使节，直到官拜外交部长；他曾经跟拿破仑做过冤家，敢于指着他的鼻子骂，却有本事使拿破仑对他处处眷顾；他与一代美人雷加米耶夫人相恋数十年，最后死在她家里，死在她身边。生和死原来是人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在这两件大事之间，尽管做些事情。这就是夏多勃里昂的人生。不也就是每一个人的人生么？
骆驼背上的学者
如果你相信撒哈拉沙漠是一个空寂无人的世界，你就错了。你作为旅客到那里，也有机会看到骆驼队在地平线上缓缓而过，这是沙漠中的游牧民族在贩运货物，转移营地或者放牧。一个沙丘后面，也可能突然出现一个蓝人（爱穿蓝袍的柏柏尔人），一个游牧家庭的帐篷。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有七十年时间，还有一位学者经常在里面游荡。他有时步行，有时骑在单峰驼背上，在沙漠中纵向横向走着千里万里路程，为的是进行他的科学考察。这个人就是游牧学者莫诺（Théodore
Monod 1902—2000），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大学者，一个罕见的传奇人物。
从利比亚到埃及，一直伸展到尼罗河畔那片面积广阔的东方撒哈拉沙漠，从1923年开始，大半个世纪以来，沙漠上的贝都因人（Bédouin）、蓝人、图亚雷克人（Touareg），当他们进行放牧或走经沙漠时，会看见一个中等身材的人，他头戴鸭舌帽，架上一副墨镜，满脸髭须，脸庞晒成古铜色，一身一脸的尘封土熏，像一个沙漠圣人。他一手拿铁锤，一手拿鹤嘴锄，眼睛永远盯着地面，永远在寻找着什么。数十年下来，他们眼看着他胡子逐渐花白，身子越来越脆弱，背项也慢慢弯曲了，但依然精神矍铄，步履稳健。于是，他们相信这个人越是活下去，前面的日子越长，死亡离他越远，他将永远在撒哈拉待下去。
莫诺原来是一个鱼类和甲壳类动物专家。1922
年，他从学校毕业出来后，为写一篇关于甲壳类动物的论文，专程到毛里塔尼亚海岸去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但就在毛里塔尼亚海岸上，他一下子遇上两个大洋：一个是大西洋，一个是沙漠之海。千秋万世只此一时，他对撒哈拉一见倾心，没有一分钟的犹疑，马上决定改变一生的航向。就在船只离岸返回法国的时候，他没有登船，而是登上“沙漠之舟”。他骑上一只单峰驼，跟一队摩尔人穿过毛里塔尼亚的沙漠，一直走到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卡，开始了第一次沙漠远征，给他的游牧学者生涯揭开了序幕。以后的七十年，他就不断在沙海中航行。
撒哈拉这片相当于非洲三分之一面积，接近九百万平方公里的沙海，曾经是一个有生命的地方。从沙漠中挖掘出来的化石证明，两亿或三亿年前，这里是一片海洋；十五万年前，还是一片绿洲，地上森林密布，林中有犀牛、大象，水中有河马，这就是从前的撒哈拉历史。几年前，笔者游览摩洛哥境内的撒哈拉时，在一些露出地面的石块中，就可以看到各种海洋生物的化石。当地的蓝人，冬天做游客生意，酷热的夏季就去开采化石。开采的方法是挖一条隧道通向地底或石山。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