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也有一位记者写道：“所有见过这种场面的人，再也不会见到；所有不曾见过的人，将永远不会见到。”
卡夫卡或第四维空间
我们去参观卡夫卡博物馆的时候，一路上大雨如倾如注。从到达布拉格那天开始，这场雨连续下了两天一夜，一分钟也不曾停过，直教你觉得布拉格的天气有点卡夫卡。尽管打着umbrella，打尽手势才叫人明白的，跑了好几间铺子才买到的umbrella，到穿过老城广场，绕过圣·尼古拉大教堂进入博物馆时，还是衣衫湿透，鞋子装满了水。布拉格老城区禁止车辆行驶，只能步行，不管头上是烈日是大雨或你脚踝酸痛，你也得走路。但一把umbrella又怎能挡得住天漏般的雨水？“一场滂沱大雨。站着面对这场大雨吧！”——卡夫卡在日记中曾写道。
进得门来，收起滴水淋漓的雨伞，举目一看，怎么？这就是卡夫卡博物馆？大名鼎鼎的卡夫卡的故居？一间单间房子，面积不大，里头空荡荡，你一眼就可以看完。墙壁上端涂着一些卡夫卡幻觉式的壁画，下面挂着他生平照片，几行说明。实物呢，一尊卡夫卡头像，三两件那个时代的，并非卡氏使用过的旧物，这就是全部展览内容。占最重要位置的，是向顾客出售卡夫卡作品及照片的柜面。这种局面与其说是博物馆，不如说是一间展览室，或者一间最简单的书店。你一身湿淋淋地站着发呆，有点失望。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走进餐馆，刚好遇上打烊时间，只好饿着肚子走出来。因为，就连图片说明也是德语，看不懂。
这种时刻，你又怎能不想起法国的作家博物馆？这类故居博物馆遍布巴黎和法国，直至偏远地带，那些古典派、浪漫派、现代派、未来派的弄潮儿，或生于斯长于斯，或在此生活过一段时间，或留下一些风流韵事或人生的悲喜剧。屋子里头保持着当年生活的环境，厅是厅，房是房，家具是家具，还有他们使用过的大小物件。巴尔扎克的拐杖啦，咖啡壶啦，裁稿纸机啦，鲸鱼油灯啦；小仲马写给马格丽特的信啦；大仲马的菜单啦；雨果的绘画啦，亲自设计的壁炉啦，写过哪几部著作的书桌啦；乔治桑亲自设计的楼梯啦，睡过的床啦，穿过的裙子啦。尤其是，都陈列着他们的手稿。花园呢？有他们亲手种下的树啦，有自己设计的小桥啦。这一切，不仅打下作家的思想和艺术印记，还可以从中看到他们的内心世界，生活作风，甚至看到他们作品的格调。而眼下卡夫卡的博物馆？……
这座1883年卡氏出生的楼宇，虽然1889年曾经大火，到1902年才重建，但一位距离我们不到一百年的作家，名气这么大，遗物又怎可能完全遗失？他有生之年居住过好几处地方，又怎不可能在其他地方辟出一个像样一点的博物馆来？布拉格人又怎可能以这样一间简陋的展览室，来搪塞我们这些前来“朝圣”的人？而在法国，就连中世纪的作家故居，也组织得非常体面，非常有看头。你不妨去看看拉伯雷和龙萨的故居，看法国人是怎样将那些作家从遗忘中拯救出来的。一个艺术国度的与众不同，就这样出来了。而且，还远远不止这个。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戏剧家梅尔西埃（L。S。Mercier）曾经说：“呼吸一下巴黎的空气，可以使随便一个天才变得尽善尽美。那些不曾造访过首都的人，很少在艺术上出类拔萃的。”
以笔者看来，事实还要更进一步。任凭你是怎样一个艺术天才，无论文学家、画家、歌唱家、舞蹈家，如果得不到巴黎人的赏识，则什么东西也不是；没有经过巴黎人的圈点，都难以冒出头来。爱尔兰作家贝克特，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米罗，希腊女高音歌唱家格拉斯，俄罗斯芭蕾舞蹈家雷里耶夫，只有当他们来到巴黎，艺术大放光彩，得到巴黎的欣赏，才将他们捧红。这张名单可以列得很长。被誉为现代派文学始祖的卡夫卡，生前鲜为人知，本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真面目，1924年去世前吩咐他相交二十二年的好友，著名作家马斯·布罗德将他大部分作品的手稿焚毁。
然而，他逝世后一年，有一位法国人无意中“进入”到他的《城堡》，目睹了光怪陆离的逻辑，不可言喻的变形异象，超出现实经验的感觉，文学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的描写，使他恍如进入一个幻觉世界。他揉揉双眼，奇怪呀，怎么回事？那时候，这位名叫维亚拉特（A。Vialatte）的法国人正旅居捷克，在马扬斯任职Revue
rhénane杂志的编辑。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一位满身附着邮件，像煞一棵圣诞树的邮差推门进来，将一个邮包放到桌子上。他打开一看，是卡夫卡的《城堡》。从此，他进入了《城堡》，再通过《城堡》进入卡夫卡的世界，成为第一个发现和赏识卡夫卡的法国人。他不单阅读卡夫卡，且不断翻译他的作品，写评论文章，在七个专栏上发表，一本又一本地介绍给法国人。数十年的人生，就这样奉献给卡夫卡。“卡夫卡是一个神，我是他的诠释者。”他说。于是，被称为文学奇迹，文学界之谜的作家，在捷克一直默默无闻，直到柏林围墙倒下之后，他的作品才被国人阅读。而在西方世界呢，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已经蜚声文坛，纪德将维亚拉特翻译的《诉讼》改编为戏剧，1947年搬上舞台，地下火车站的长廊贴满了戏剧广告。接着，纽约、瑞士、比利时的舞台也争先恐后上演了。跟在纪德后面的作家，还有科克道、齐默尔和瓦莱里，尽管瓦莱里的参与只是出于礼貌。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位现代派文学宗师，是在艺术之都诞生的。卡夫卡白白用德文写作了，德国人对他视而不见。纳粹期间，更因为他是犹太人而作品被禁。
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曾经将好的读者比作为珍禽，是非常稀罕的族类。他们眼光独到而充满智慧，态度客观而有分寸，比起好作家还要稀罕。维亚拉特就属于这类珍禽。早在1931年，他就给纪德写信说：“如果我说出卡夫卡这个名字，人家会问我你说的是谁。如果我说他是奥地利人，犹太裔，现在是捷克人，大家对这个外乡佬会表示鄙夷。但如果我又说，他可能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人家会将我当成一个无害的神经汉。”
那个大雪的早晨，真是个天造地设的早晨，那个邮差，真是上天遣下来的信使。打从那时候开始，维亚拉特就将自己的人生作为本钱，投进卡夫卡的世界。他的投资没有错，本金不断为他生息。作者和译者永生永世不相遇，但两人搭配得很好，一个好像不断将作品从天上扔下来，另一个不断地接过来翻译，把它们扔到全欧洲，全美洲，全世界。卡夫卡逐渐膨胀，原来的基数没有增加，但所得数却越加越大。卡夫卡变成一股热，一种哲学，一种风格，一种时尚，谁不卡夫卡一下谁就不时髦。一种溯流而上的荒唐，笼罩着整个世界文坛。
卡夫卡是谁？卡夫卡是《诉讼》中那个被控者约瑟夫·K。他任职于银行，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但大家都说他有罪，把他当成老鼠般穷追猛打。他为自己辩解，直至精疲力竭，但白费心机，得不到赦免，最后死在刽子手的手里。直教人从此没法解释什么叫罪，什么叫罚。生命只是一场失误，一场玩笑，而人类的世界只是一场大闹剧的舞台。以书论书，这无疑是荒谬，是攻击现实丑化现实。但如果掩卷细思，回到我们的现实世界中看看，你就会明白谁是卡夫卡。原来K的遭遇就是人的遭遇，K生活的世界就是现实世界。这种现实我们还见得少么？白白得个罪名，白白丢了生命，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样的人还少么？从这个角度看来，卡氏和他的荒谬就有现实意义，就有先知先觉的地位。
卡夫卡是谁？他是《城堡》中的测量者。他想得到准许到一条村庄定居，继续他的测量工作。该村由一个冬日神秘的伯爵统治着，这位传奇人物住在城堡里。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他到达那条村子。坐落在一座山丘上的城堡，静悄悄地守着地平线，散发出一种神秘，一种魔力。它脚下的村子被魇住了，人们听天由命地生活在一种看不见的主宰中。城堡近在眼前，远在天边，它被笼罩在一种幻觉和喧声当中。他听见教堂的钟声，听见牧歌。他给城堡送出讯息，也得到对方的回答，但没法接近。他非常固执，非要进入城堡找到那位爵爷Klamm不可。但用尽一切努力，费尽唇舌，走得精疲力竭，还是没法走进去，一切通向城堡的道路都是死胡同。最后他在村子的一间酒店里，透过一间房间的锁匙孔，看到里面有一大群公务人员，还有那位爵爷，
正在一边抽雪茄，一边喝啤酒。那群人到村子时，习惯在这家酒店落脚。他看见爵爷，还是不能接近他。你千辛万苦跟着测量员走了数百页书，只到达一个锁匙孔前面。城堡里面的世界，是一个永远的秘密。卡夫卡要说明什么？一个人在社会中企图得到一个落脚点的失望斗争？一个渺小的人在庞大的国家机器前的软弱无力？个人与国家机器的永远不协调？卡夫卡很煞风景，没让你进入城堡，你对城堡的好奇心得不到满足，但给了你一个具有象征性的视野，给你一个观察的高度，让你自己去体验去思考。
谁是卡夫卡？卡夫卡是那个银行职员萨姆沙，经过一夜的噩梦后，次日早晨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我出了什么事啦？”他看见窗外的天空，听见柜子上滴答滴答响着的闹钟，但他不能像往常那样动弹，老是滑回原位。无须达尔文的同意，人变成了虫。卡夫卡的故事就是一个疯子的故事，一个不曾目睹过现实世界的瞎子的故事，一个先验的故事。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