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必须看到，这次初步的经济复苏，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短期政策效应和外部环境的好转（主要表现为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特别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大规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投资规模对刺激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深层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从这个角度说，这次经济复苏的动力是不足的。如果体制的和结构的深层次的问题不解决，不但持续的经济增长谈不上，很可能我们仍然要被长期的经济低迷所困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十一访谈录问：在过去20多年，经常有学者对某一时段的中国经济做出带有危机性的预测。但事实证明，这些悲观的预测往往是错误的。对于这次的经济复苏，反倒有许多经济学家持一种很乐观的态度。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就是处于工业化中期的自动增长阶段，只要没有其他偶然因素的影响，就会有较快的增长。
孙：问题是这种判断的前提就是错误的；我们看这个问题需要引入一个大的背景。必须看到，目前中国的经济正在处于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阶段向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阶段转变的时期。奇怪的是，在最近几年有关内需不足的讨论中，一直没有人关注到这个问题；或者是没有把这个问题当作重大问题来对待。我觉得，现在应当正视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一个转变过程，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会伴随着一系列的阵痛。在西方，20世纪初就已经处于这样的一个转变时期。但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怎么转也转不过来；最后是爆发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就是向耐用消费品阶段转变的危机。最后是西方国家在面对经济大萧条的时候，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比如，凯恩斯主义、罗斯福新政、福利国家等。紧接着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外部市场条件出现了，西方国家才顺利地实现了这种转变，进入了罗斯托所说的大众消费社会。
问：对于西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这种解释，确实有些新意。而且，对于我们思考自己的问题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孙：为什么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过渡会充满艰难和痛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社会要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必须形成一种与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相适应的消费模式，也就是形成它的市场条件。如果说，在生活必需品时代，是生产支配着经济生活；那么，在耐用消费品时代，则是消费支配着经济生活。这就是一些人在讲的，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这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典型特征。但必须注意到的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与以前时代是根本不同的。如果说，生活必需品时代的消费模式是由人们的生理需求支撑的，而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则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和社会阶层结构因素支撑的。能不能创造这样的制度和结构条件，从而能否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是能否顺利转型的关键。
我的判断就是以这个观点为前提的。更明确地说就是，现在中国经济正在处于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过渡的阶段，但由于种种制度的和社会结构的条件，我们在形成与耐用消费品阶段相适应的消费模式上遇到了问题或困难。所以出现前几年的经济低迷。现在由于短期政策的原因，经济出现了复苏，但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而只要这些深层问题不解决，我们就很难顺利进入耐用消费品阶段，内需就会不足，经济的增长就会缺少内在动力。
二三分之二的人口被甩在耐用消费品市场之外，国内市场的需求不足是必然的问：那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主要在哪些方面，或者说有哪些结构与制度的因素在阻碍着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的形成？
孙：我觉得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城市化滞后的问题，二是缺少支撑耐用消费品时代消费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三是财富的分配格局问题。
现在让我们说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目前在我们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个非常奇特而又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许多生产某种产品的人们并不消费这些产品。比如，生产热水器的人们，家里基本不使用热水器，因为在那些生产热水器的工厂中从事生产的工人，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而农民（除极少数之外）与热水器是无缘的；在城市中，在建筑工地上忙碌的，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农民工，虽然他们建起了各式各样的住宅，但这些房子与他们的居住毫无关系。类似的现象还很多。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有这样的一群人，而且是一大群人，他们生产着各式各样的耐用消费品，但他们却不是这些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者。当然，在任何社会中，也不可能人们生产什么就会消费什么，生产原子弹的人们就决不会消费原子弹。但问题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耐用消费品。
问：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前几年困扰我们经济生活的，也就是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
孙：是的。如果使用一些宏观的数字，我们就可以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可以算一下，在目前的中国，差不多有13亿人口。在这些人口中，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生产活动，即提供工业品和服务的，大约是4亿人。即城市中的2亿个劳动力，1个亿的乡镇企业工人和1个亿的农民工。那么，消费这些工业品和服务的有多少人？大约也是这个数字，即3个亿的城市人口，1个亿的富裕农民。同时还有一个事实是不应当忽视的，即在能够有条件消费工业品和服务的人口中，还有一个高消费群体，这个群体所消费的物品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国内生产所提供的，而是进口的物品。
访谈录经济复苏背后的隐忧（2）
举例说：假如总共有13个人，其中有4个人包饺子并以此为生，他们同时还要依靠卖饺子的收入抚养和赡养5个人（以城市中的劳动力每人抚养或赡养05人，农民工和乡镇企业工人每人抚养或赡养2人计）。但饺子包出来以后，马上有9个人（包括其中两个包饺子的人）说，饺子是好吃，但我们吃不起，我们喝点饺子汤就行了。这样，能够买得起饺子的只剩下4个人，但在这4个人当中，又有一个说：我是能够买得起饺子，但我不愿意吃，我想吃烤鸭（即那个以消费进口品为主的群体）。这时还有几个人能够成为饺子的现实消费者？只有3个人。也就是说，包饺子的人与消费饺子的人数几乎相等。
说明我们的工业化是分裂的，农村是被甩在这个工业化之外的（东部地区的农村除外）。在生活必需品阶段，这个问题还不突出，甚至还有降低匮乏社会消费压力的作用。但在耐用消费品时代，滞后的城市化就成为造成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当工业开始大规模生产耐用消费品的时候，突然发现却没有能够消费这些产品的大量消费者。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以耐用消费品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就缺乏发展后劲。
三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形不成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问：如你所说，人们还是不明白：大家手中不是有很多钱吗？他们在银行中不是有大量的储蓄吗？他们怎么就不把这些钱拿出来消费呢？
孙：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就是能够支撑耐用消费品时代消费模式的制度条件。我们在前面提到过，西方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一个重要创新就是福利国家的建立。福利国家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使人们对未来有一种稳定的预期，从而能够放心地消费，放心地购买耐用消费品。我在前面一再强调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东西？是因为不同时代的消费模式是根本不同的。在生活必需品时代，因为你要消费的东西是生活中必需的，你必须得消费。而且，生活必需品往往是数量多，单价低。而耐用消费品往往不一定是生活所必需的，同时每一件的单价往往又很高，购买时常常要动用多年的积蓄。有时甚至需要借贷消费。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人们在怎样的情况下才能用多年的积蓄甚至不惜借贷去购买耐用消费品？首先的一个前提就是，他要无后顾之忧。这就需要有社会保障制度。
问：你的意思是说，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已经影响到经济发展，或者说影响了我们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
孙：前些年，我曾经对短期行为进行过研究。当时我就发现，制度的不确定性会导致短期行为。因为行为的选择取决于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行为预期。然而，近些年来我却发现，制度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导致一种极端化的长期行为。当前我们社会中的储蓄倾向就是一个例子。
从日常生活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现在许多人在嘀咕这样的问题：将来孩子上学，个人究竟要花多少钱？不知道；老了的时候，还有没有退休金，有没有养老保险，如果有的话又能有多少？够不够维持生存？不知道；将来病了的时候，特别是如果有个大病，需要多少钱，医疗保险又能解决多大的问题？不知道。类似的“不知道”还有许多。由于这一系列的不知道，形成的就是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在中年以上的人口中就更是强烈。因为没有一种明确而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让他们做出预期。由于不能做出这样的预期，无奈之中就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多存点钱，尽可能地用这样的办法来获得安全感。
问：在缺少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存钱就成为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
孙：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人们也就会明白，为什么银行中有大量存款，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