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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们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还有一层含义。在中国，由于过去的社会保障大都是与单位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下岗和失业并不仅意味着失去工作和工资收入，同时也意味着失去许多福利和社会保障。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进行的调查显示，职工下岗之后最担心的是“失去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834％）。其他的一些调查也表明，在下岗和失业人员中，其基本生活发生较大困难者，并不多见。其生活上遇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在发生较大疾病的情况下，将会造成严重的生活困难；二是在支付住房、子女教育等大宗费用上发生困难；三是在生活中遇到某些突发性事件的时候，会出现难以应对的局面。
二更严重的局面还在后头
访谈录失业：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2）
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在21世纪初期面临的最大挑战，将会是失业问题。表面上来看，失业问题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社会问题，各个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爆炸性的问题。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第一，中国面临的这个问题之严重，使得常规性的解决方式已经无能为力，而且现在找不到一种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思路（非常规性的解决思路，我们将在后面的部分讨论）。第二，这个问题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失业将使许多人面临生存危机。
孙：实际上，目前我们在劳动就业问题上所面临的情势，要比上述数字表明的更为严重。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应当将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的问题统筹加以考虑。目前中国耕地的总面积不到20亿亩；人均耕地约为14亩。而现在农村就业人口在55亿人左右，如果再加上没有列入劳动人口的所谓半劳动力，农村中的劳动力大约可以达到6亿～7亿人。按照20世纪90年代初的技术标准，目前中国农业生产平均每亩（二熟）投工28个标准劳动日。也就是说，每个农业劳动力，足可以耕种8亩土地。这也就意味着，要耕种目前我国拥有的20亿亩耕地，大约需要25亿个农业劳动力。换句话来说，农村中大约有45亿的剩余劳动力。如果我们再去掉乡镇企业中可以吸纳的13亿多劳动力和林牧渔业就业人员06亿个劳动力。还有25亿多的剩余劳动力。在这25亿多的剩余劳动力当中，约有1亿个劳动力已经进入城市，成为所谓的农民工。但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已大不如从前。过去两年乡镇企业人员减少了2200万人，其中仅1998年就减少了1700多万人。据专家估计，在未来的若干年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将每年以1000万人的速度以各种形式流入城市。所以农村中实际还有约1亿～12亿个剩余劳动力。
城市中的几千万，农村中的12亿个。大约还有将近15亿剩余劳动力。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将这15亿个劳动力安排在什么地方。而且，现在的情况也许还不是最严重的时候。到2020年，中国人口总数将达到16亿人。劳动年龄人口将比现在至少多2个亿。如果就业机会没有增加的话，失业人口也就会比现在多2个亿；达到35个亿左右。
问：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就业机会也应当是增加的。现在也有人认为，新技术革命也许会创造许多新的就业机会。
孙：我们确实应当考虑新技术革命的影响。有人会说，随着经济增长，就业机会也会增加。到2020年的时候，就业机会会比现在多得多。其实，这样的预期是不正确的。因为现在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新的技术革命推动的。新的高技术，不但很难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甚至会出现排挤劳动力的现象。网络革命的作用我们已经在开始看到这一趋势。将来影响更大的恐怕是生物技术的革命。到那个时候，农产品的工厂化生产将成为现实。这种情景在过去还是天方夜谭，现在看来，离我们已经很近了。到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农民将会无地可种，从而变成剩余劳动力，变成真正的失业者。还有人说，从美国的情况看，新经济会增加就业机会。因为近些年来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新经济推动的，而美国的就业率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样的观点，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美国之所以能够在新经济中实现高就业，是与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没有条件让这个逻辑起作用。以最近几年的情况看，如果说新技术革命还相对遥远的话（实际上已经不遥远），那么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最近，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作了一个研究，认为大陆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失业人口将会快速增加，5年内预计将有4000万人失业。其中预计500万至1000万人为失去工作的农民，1000万人为国有部门下岗失业职工，另有2000千万失业人口则来自私有部门。该研究还认为，失业问题可能成为大陆的严重不安定因素。
三应当对失业问题做另外的制度安排
问：面对如此严重的失业压力，我们究竟应当怎么办？
孙：如此巨大的就业压力，使得我们已经无法用常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在一定的范围内，常规的方法还会起一定作用，因此我们也不能放弃不用。从常规解决就业的方式来说，首先需要我们把增加就业机会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而不能走没有就业机会增加的经济增长的道路。就现在我们应当做而且也能做到的而言，可考虑如下的措施。一是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必要的调整，在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特别是推进大城市的发展，利用大城市的职业状态，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那种认为农民进城会加剧城市中的失业问题的看法是片面的。三是发展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专业技术学校以及高等教育，以延缓适龄青年就业。但即便如此，面对如此巨大的就业压力，上述措施能够起到的作用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其他的解决思路。
问：那么非常规的方式又是什么？
孙：现在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起码是在20年之内，我们没有能力完全解决如此众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可能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并且假定政策措施也完全正确，可能我们还是解决不了中国的就业问题，甚至这个问题比现在还要严重（从上面对GDP增长速度与从业人员增加幅度的比较就可以看出）。因此，现在我们需要做的，除了尽可能地创造就业机会之外，就是要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相应的制度安排，来尽可能地保障失业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降低高失业率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应当看到，近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工作。面对大面积的失业与下岗现象，政府正在努力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这个制度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二是失业保险；三是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但这样的社会保障只能在维持相当低的生活水平上。其中的一些社会保障措施由于需要企业负担一部分费用，而效益不好的企业又负担不起这种费用，因而处于有名无实的状态。
应当承认的一点是，我们现在总的资源有限，这里说的资源包括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包括能够提供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但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些资源的分配上，是高度重叠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许多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是跟着就业走的。以社会保障制度来说，主要涉及养老、医疗、失业和社会救济四个方面。有关养老的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是“职工养老保险制度”，2000年底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职工为10367万人，离退休人员3173万人；医疗是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到2000年底基本医疗覆盖人数只有4332多万人；失业保险制度可以面向曾经就过业的失业者，但2000年月均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只有137万人；在社会救济方面，近年来我们设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个制度虽然是面向全体城镇居民的，在2000年6月底，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达到303万人，但平均每月领取的保障金补差额只有73元。而且在相当一些地方，即使达到这个标准的，也难以领取到保障金。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最主要的部分都是与就业联系在一起的，结果，就造成了这样的一种现象：你就业了，有工资收入，同时你也就有了医疗的保障，就有了购买廉价住房的机会和权利，就有了养老的保障，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福利。相反，如果你没有工作，也就意味着你没有这一切，没有医疗的保障，没有养老的保障，没有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