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超逸书法见工
张伯驹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20多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脱口而出的；便有一两千首。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由于他天资超逸；而又翕然尘外；便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
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和《氍毹纪梦诗》、《氍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及《乱弹音韵辑要》、《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
张伯驹是个“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利如尘埃”的超凡之士；所作之词；按周汝昌先生的话说；“则李后主、晏小山、柳三变、秦少游；以及清代之成容若；庶乎近之（《张伯驹先生词集序》）”；多写人生感受、自然之景；感情细腻；自然超逸。长调则哀感顽艳；婉丽凄清。小令则格高韵远；极尽缠绵秀隽之致。用自然之眼观物；用自然之舌言情；真真切切；为现代词家之楷模。
有人说，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寂寞的孤峰，这样的人再也不会有了。
周汝昌：我所平生见到的，文化高人很多，这样人也少少的。
史树青：我们近代没（接触）出过这样高的人，有学问的人，有涵养的人。
国画大师刘海粟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一代名士张伯驹》 总 序《一代名士张伯驹》 附 录
附录：
《平复帖》为西晋大文人陆机手书真迹，距今已有近1700年，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七八十年，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篇鼻祖”。它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字，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朱印累累，满纸生辉，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
《游春图》为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距今1400多年，被认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历代书画界都将其奉为绝无仅有的极品，有人称它是“国宝中的国宝”。《游春图》画卷长二尺有余，运笔精到，意趣无限，素有“天下第一画卷”的美称。
《百花图》宋代杨婕妤（jieyu）的作品，为素绢本，画卷长3米24，分为十七段，每段画一种花卉或景物，画笔精丽，书法俊秀。这幅画卷被认为我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被历代宫廷和大收藏家视为绝代珍品，张伯驹本人也对其加盖的收藏印章。
《一代名士张伯驹》 总 序《一代名士张伯驹》 编者的话
编者的话
文化之河犹如一个民族的血脉。古往今来，世界任何民族生生不息的真正不竭动力就是她的独特文化。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源绝流断，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匿迹销声了。
20世纪的中国历经了有史以来最剧烈的震荡和最深刻的变革。她承继了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在波澜壮阔、风云激荡的社会变迁中艰难而顽强地生长，抗击着社会动荡的破坏与摧残、西方文化的冲击与震撼，迭经波折，吞吐吸纳，化旧为新。其独特的精神内核历久弥坚。
百年时光相去不远，民族文化魂牵梦萦。圆明园的颓垣断壁、未名湖的微波潋滟、故宫博物院的奇珍异宝、苏杭园林的旖旎风光、遍布神州的古城遗址、名人学者的故居遗迹、烈士暮年的彷徨迷惑、文人雅士的吟咏书画、梨园百家的清音妙曲、收藏者的金石碑帖、文贩摊的瓶罐尺绡……这一切的一切，无不诉说着百年的沧桑，无不传承着中华民族的血脉！
《百年文化中国》丛书以反映中国在20世纪变迁中的文化底蕴为主旨，通过记述文化遗存逸事、人文事迹节操、社会风俗流变，展现中国文化的深厚内涵和生生不息的深层原因。在叙述方式上，不求体例一致、形式统一、辞章华丽，但求史料翔实、自得一见、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文字明畅、图文并茂，总之，以读者喜闻乐见为首要。
《百年文化中国》丛书是为广大作者、读者提供的一块开放的文化园地。称其为开放，意在解放思想，不因旧物陈说束缚灼见，不拘题材大小遮掩真知；称其为园地，唯愿作者也是读者，读者也是作者，你植一株苗，我培一锹土，你浇一杯水，我施一捧肥，共同耕耘、共同培育，使其生长为茂密的森林。此即编者之愿矣。
当代中国出版社编辑部
《一代名士张伯驹》 总 序《一代名士张伯驹》 序 言
序言
张伯驹先生的传记一稿，已经杀青，承作者前来索序，不禁欣慨相兼，百端交集。若论为兹传撰序，我并非堪任之人，但先生生前交契，俱叹凋零，当日拈韵倡酬、接席言笑者，今唯我在，义不容辞，因粗纪前尘，申我衷曲，岂敢曰序，亦聊寄所怀而已。
自太史公创纪传，于是中华之史，不独纪事，转重传人。传人者何？传其品，传其节，传其才德，传其神采，使其人跃跃然于纸上，令后世如目接耳亲，而不胜其追慕慨念之情，是以其人虽往，犹凛凛生气，在我左右。是所以同为不朽之胜业，而三才之中心亦于焉斯在。然欲传其人如伯驹先生者，其事实非易易。盖事可纪，言可采，岁月可罗列，而丰采神情，音容意度，则至难为力。以上之理，犹易晓喻。至于所传之人，评价如何，其历史位置如何？则更难片言居要，数语得中。此在作传与作序，皆是至难之事。
我获交于伯驹先生，一在词学，一在红学，两者交逢，不期然而有会心不远之欢，投契日深，相知遂久。其时，我在抗战胜利后重返燕园续业，先生居于展春园，相去数步。展春者，因收藏展子虔《游春图》而取名，其地实为康熙时果亲王胤礼之故园，先生得其东半（其西半为当时名人吴氏所有），景物无多，有小楼二处，回廊相接，外楼袁大公子居之，时已年迈，犹攻德文书籍，恂恂如也。内楼为大客厅，有前厦，厦前莲池，厅后植芭蕉。我从燕园循野径，过小溪，入园门，有一大过堂，穿之而达客厅。入厅则巨案数条，目中琴棋卷轴，名砚佳印之属，此外无一尘俗事物。我每日下午课余，常闲步而造园，入厅后，自寻座，宾主往往不交一言，亦无俗礼揖让之烦。我由此深知，先生为人，坦荡超逸，潇洒天真，世所罕见。他见了名人贵人，是如此；见了青衿学子，草野村氓，亦是如此。在他眼中心中，并无尊卑贫富之分，只有高下雅俗之别。这种人品性情，我只在书册中似乎依稀仿佛知之，如明末清初张宗子（岱），大略相似。我深重其为人，过于他的其他方面。
我与先生相交，始自一次展览会——先生将自藏的珍贵书画精品，在燕大中文系楼上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其时我正致力于研求曹雪芹的家世背景，闻得此展品中竟有《楝亭图》，大喜！立时趋而就观——只见大玻璃柜展出了巨轴的一小段。墙上则悬有饮水词人纳兰性德的小照，彩色立幅，诧为异品。见其四围绫边上，名家题咏已无隙地。这当中首先是藏主张先生的《贺新郎》，词句中涉及了红学旧说贾宝玉即纳兰一义。我于是一时乘兴，步韵连和了两三首，每句下都有细注，句句是讲曹家的史迹实事。张先生看了，见我年少（我比他小20岁），以为文笔不差。他因此将刊本《丛碧词》送我一部。我拜读了，在音律上提出了七十多条拙见，先生一一从善如流。这样的事，在古人中也是难得有之的，我益发钦服他的雅量。但我们的交契犹不在一端。随后，我为词集撰有跋文一则，其中提出，如以词人之词而论（有别于诗人之词、文人之词、学人之词、杂流之词），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之词了。由于我是从学术、文艺上从公论断，并无丝毫阿谀献颂之心，这使他非常感动。从此，更引我以为知音。他以后凡作词，没有一篇不是写与我看，听我意见的。记得一次同游大觉寺，他年事已高了，坐在玉兰花下，袖出一词稿让我看，两眼全神贯注地望着我——看我读词时的“面部表情”！这种情景，我自然是很难忘记的。
如前所叙，我们友谊的一开头就包含着红学的因素在内。由于我的缘故，张先生对这个课题的兴趣也日益加深起来。事实上，他对我的研究历程是起过作用的。举例而言，我与陶心如（洙）先生结识，是由于张先生的中介，而我们三个是在胡适之先生考证红楼版本之后，廿余年无人过问的情势下，把“甲戌本”、“庚辰本”的重要重新提起，并促使“庚辰本”出世，得为燕大图书善本室所妥藏——这又一直引向了日后的古钞影印与研究的崭新时期与步调。今日的很多研红之人，花上几个钱，便也手此一编，方便无比地发表文章，却不知早年我们那种缔造艰难的经历。有一年的新正“人日”（初七），张先生兴致勃勃地来到东城无量大人胡同敝寓，探怀摸出一件宝物给我鉴赏——就是举世闻名的脂砚斋藏砚那件罕有的文物异品。又有一年的重阳节，他来信特将“三六桥本”《石头记》珍本的消息与情况写示于我，因此还各赋《风入松》新词叠韵唱和……这些往事，历历在目。由此可知张先生对红学研究进展屡有贡献，只是世人知者不多罢了。
这还都是展春园时的旧事。那时天天见面，我到先生之厅，视同家人，有时名贵书画舒卷之事，也要我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