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后如愿以偿。场军代表就这一事件作出3点结论：一、7连知青元月一日抄牧主家是革命行动。二、老姬头首先持棍打人，关进群专，听候处理。三、贡哥勒对抄家态度恶劣，交群众批斗。
这是我们刚到草原一个月后所发生的事情。
牧主倒挺老实，没有动我们一根毫毛，可正经的贫下中农却给了我一镐把。贫下中农为牧主打抱不平，多么不可思议！
社会啊，真是复杂。
第一部分分裂（1）
因抄家，牧民跟我们关系疏远。牧民们虽很壮，很块儿，但胆子小，只要一提阶级斗争，个个都噤若寒蝉。
左腕被狗咬到了筋上，非常疼，老有股火想朝人发。不久，为条小狗跟金刚打了一架。原来在学校时，跟金刚、山顶不熟，现在住在一起，免不了磕磕碰碰。
那是一个严寒的早晨，刮了一夜风雪。我起床推开门后； 发现门旁卧着一条小狗，它团缩一团，把鼻子扎在自己尾巴里，全身披一层白雪。
我把它身上的雪拍打干净，带进蒙古包。这是条棕褐色的杂种狗，体型不大，但耳朵竖立，样子像条小狼。我喂了它些吃的，它很高兴地摇着尾巴，贪婪地吃着，看样子很饿。牧民们一家常常养两三条狗，这样无家可归的也时不时能看见。
吃完饭后，它在我们蒙古包旁徘徊了一会儿就走了，不知去向。但第二天早上，当我从蒙古包里出来时，豁然发现它卧在牛粪堆里，身上挂着一层白霜，向我热烈地摇着尾巴。呀！它没忘记我，又回来了。
流浪的狗也懂得忠实。
我收留了它，给它起名为英古斯，是我在学校时被杀的那条狗的名字。晚上它睡在我们牛粪堆里。每天早上我出去时，它都热烈地向我摇着尾巴，一次一次站立起来，把前爪放到我胸脯上，让我感到很温暖。
记得一天晚上，金刚要出去解手，小狗挡住他的道，他很不耐烦地踢了它一脚，狗尖叫一声，夹着尾巴躲到我身旁。瞬时，我怒火满腔，跳起来捅了金刚一直拳，吼道：“你踢什么？”
金刚也挥拳反击，给了我一下，低声说：“别这么霸道； 不怵你！”
二话不说，两个左右直拳； 把他打回去。金刚气得脸惨白，大口喘着粗气，眼泪汪汪。
我喜欢狗，高中时，还专门写了一篇讴歌狗的作文。
唉，来草原后，可能是太空旷了，无拘无束，克制力极差。也可能是被狗咬了一口，又挨了一镐把，肝火极盛，总想打架。
金刚从此好长时间不和我说话。
……
转眼儿，春节快到了。我发现牧民把过年看得很重很重，整天忙着买烟买糖，有的提前两个月就开始采购白酒，30斤、40斤、50斤地买。
1969年2月16日，年三十那天，寒流袭来，温度骤降。太阳灰蒙蒙地隐埋在阴云后面，刺骨的寒风刮起缕缕雪尘，连狗都冻得蜷缩在牛粪堆里。
雷厦带着金刚、山顶去6连找北京老乡玩儿去了，我不喜交际，对见生人没兴趣，就自己一人留在包里看家。晚上，包了四五个拳头大的饺子，自以为个儿大，馅多，包的快，省事，放在锅里煮，结果全破了，只好吃了锅片汤。孤孤零零，对雷厦自己出去玩儿，把我甩在这儿，很是感慨。去年此时，对立派要打他，只好躲藏在师院，我陪他在师院过的春节。
吃过饭，信步走到附近蒙古包串串。
这是道尔吉的包，里面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小孩尿臊味儿。道尔吉喝得醉醺醺的，满是疙瘩的脸涨得跟猪肝一样紫红，还继续喝。牧民喝酒不吃菜，一大碗白酒，道尔吉像喝白开水一样地咕咚咚地往肚里灌。
他双眼血红，嘴不停地说，吹嘘他的褐栗马日行800，夸老婆为他生了4个儿子，骂场里的供销社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喝多了，又哭又唱：
昏特太得毛主席，
昏特太得毛主席，
塔布勒马耐，
色特个林著勒很耐，
乌兰纳勒
……
挺优美的歌从他嘴里唱出来，像是背500斤大石头的胸腔里压出来的惨叫，那么压抑，那么沉重！ 嚎完了，他咧着大嘴不自然地干笑了笑，粗糙的大脸上滚动着两颗小泪珠。
人们说老蒙爱激动，一点不假。沉默了一会儿，他用日本式中文发牢骚：“文化大革命大大地好，可惜，过年地干活，海河烟地没有！我地意见地有，一毛七地光芒坏坏地，嗓子地不好。” 他的下巴咧了一下，像个踩瘪了的蛤蟆，扭动着那张斜歪大嘴。
我环视着这个又脏又破又味儿的蒙古包，只有两个油漆完全脱落的旧木箱。在木箱上面的哈那墙上挂着一块脏红布，别着大大小小20来个毛主席像章；熏黑了的食柜上放着一堆锅碗瓢盆；几个污浊的面口袋打着补丁，堆在柜旁；地毡上散乱着羊毛、纸屑、烟卷头、炉灰、羊粪沫儿。
他的几个孩子在一旁狼吞虎咽地啃着手扒肉，偶尔偷偷地瞥我一眼。其中一个3岁小男孩，一手搂着大黑狗，一手拿块骨头啃，长长的鼻涕和着肉一同咽进肚。大黑狗温顺地卧着，时不时用舌头舔舔孩子手中的骨头。
道尔吉滋了一下口水，那条线准确地落在了一小羊粪蛋上。他摇摇晃晃走出门外，骑上马串包去了。黑沉沉的草原，传来他啊——啊——呀——呀——地哭叫，悠长而凄烈，大起大落，曲里拐弯，无限苍凉。听说蒙古牧民喝醉了就爱这么叫，即所谓的蒙古长调，常常叫得涕泪交流。
回到自己蒙古包已是深夜。
这个春节就自己一个人过了，孤孤单单。想起去年春节回家吃饭时，心里老惦念着雷厦，放心不下他，可今年我一人在蒙古包，雷厦却自己玩儿去，根本没怎么想着我，挺不舒服。
第一部分分裂（2）
到了初三，雷厦才回来，春节这两天他和6连北京知青又喝又聊。
他说收到傅勇生一封信，学校下一批（六八届毕业生）全分到山西插队； 傅勇生实在不想去； 让我们帮助他来这儿。
我沉默着，心里对雷厦不满，就故意跟他顶：“上山下乡很好嘛，去山西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山西？”
“我喜欢内蒙古草原。喜欢骑马、摔跤、喜欢这儿地广人稀。”
“那傅勇生也喜欢，为什么就不能来？ ”
“我来这儿是冒着风险，自己闯到这儿的，是从学习班里逃出来的。不是等别人闯出一条路后； 再投靠别人。”
雷厦正视着我：“傅勇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张口求我，我怎能不管呢？”
“当初我劝他跟我们一起走时，他总说再看看，再看看。好，现在等我们成功了，他又来分享我们的胜利果实，有难不同当，有福却要同享，我瞧不起他这种行为。”
“你不要自己找着了个好地方，就不管别人。像挤公共汽车一样，没上去时，拼命往上挤，等自己上去了后，又不愿意别人再上来。”
我说：“这跟挤公共汽车不是一码事。第一，我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早在‘文革’前就想到边疆去，我这想法，学校里很多同学都知道。我对逃避上山下乡的人从心眼儿里瞧不起。 第二，如果当初我们没劝他跟我们一起来，他现在要来，我不反对。可我们拉起队伍后，曾反复劝他来，他不来，现在看见我们成功了，又变卦想来，这样的行为，我就是看不起。”
雷厦激动地说：“人应该讲义气啊！他是我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现在处于困境，张口求我，我能说你是上山下乡的逃兵，我不管你吗？ 这话我说不出口。而且当初，人家傅勇生也帮过你不少忙，你不能这样翻脸不认人。”
“我豁出去不讲义气了。对上山下乡事业的逃兵，我讲不了义气。我是打心眼儿里想到最荒凉，最落后的地方磨练自己，我鄙视那些千方百计赖在北京装病不走的想家迷，看不起那些怕挣工分，怕没有公费医疗的小市民。我们这一代有多少优秀青年在农村挣工分，艰苦奋斗啊！姜傻子的事你也知道。他在那帮人最挨整时，毅然来到内蒙古牧区插队，接受专政…… 他们才可歌可泣！坦白说，我就是不愿意帮助一个害怕到农村去的懦夫。何况他的出身也不好，我们这几个人本来就没几个出身好的，再加上他，更会惹麻烦。人家会说我们是一小撮牛鬼蛇神的子弟，干什么都被动。”
雷厦没有表情地说：“好，这事你别管了。我自己干。”
我问：“你尊重不尊重我的意见？”
雷厦摇摇头：“我不能干对不起朋友的事。”
“那你就干对不起我的事了。”
雷厦不置可否。
沉默片刻； 雷厦咬着嘴唇说：“我明天要到场部找军代表谈谈这事。我一定要把这个忙帮成。”
“好，你把我的意见当成了耳旁风。”我非常失望。
“朋友有难，不能见死不救。”
“好，你要是一意孤行，我也一意孤行。”
“别这样，你要后悔的。”
我阴沉着脸，心想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没啥了不起。
晚上； 他们几个聊着马以及蒙古牧民的古怪风俗。我则考虑着怎么处理这事。来牧区后，发现雷厦不像在学校时，对我那么尊敬了。那时，他很听我的话（我在学校的威信比他高得多），现在可能是用不着我了。哼，他不听我的，就得让他尝尝不听我的后果。傅勇生是雷厦的铁哥儿们，这么热心帮，自然是想增强他自己的势力。
我决定给锡盟知青办写一封信； 揭露有人来内蒙是为了逃避去山西插队，不让雷厦帮傅勇生的事得逞。说干就干，马上就在煤油灯下写好了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