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流逝，这些温顺可爱的媳妇都会变成苛刻、唠叨、吹毛求疵的婆婆，与自己以前的婆婆完全一模一样。媳妇们年轻时是不敢顶嘴、从不反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的是温顺贤良的人。到了晚年，就该是她们作威作福的时候了，她们把多年积压的怨气一股脑地全发泄到新媳妇头上。今天，大多数的日本姑娘们都不太愿意嫁给一家中的长子，因为她们不想和霸道的婆婆们生活在一起。
“尽孝”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得到家人的好感。在有些文化中，这种好感与爱是一些大户人家道德思想的基石。而在日本情况却有所不同。正如一位日本作家指出的那样：“日本人非常重视家庭这个整体，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大关心家庭中的个别成员，也不太重视联系家庭成员间的纽带。”③当然，实际情况不一定完全如此，但这句话却描述了一种真实的情况。这里的关键在于“尽孝”和还债。年长者对后辈们身负巨大的责任，其中之一就是监督年轻人有没有作出必要的牺牲。即使晚辈们不愿意，也于事无补，他们必须绝对服从长辈的决定。否则，他们就没有很好地履行还债的义务。
第四部分第33节：回报万分之一的恩情（4）
“尽孝”时，日本最独特的一点就是家庭成员之间可以相当露骨的相互谩骂。这种现象在对天皇“尽忠”时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日本的政治家们精心安排，使天皇远离喧嚣的尘世生活，将天皇置于圣人的位置。只有这样，天皇才能动员全国上下，一致为国家效命。说天皇是国民之父是不够的，虽然父亲在家庭中承担对子女的一切义务，但却“很可能是个不太值得他人尊重的人”。天皇必须是远离一切世俗杂虑的圣父。对天皇尽忠已经被神话成一种对品性高洁、一尘不染的圣父的崇拜。在明治改革初期，日本的政治家去西方各国考察后认为：西方那些国家的历史实际上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的人民之间的冲突的历史，而这是与日本精神不相符合的。回国后，这些政治家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就写道：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对国务大臣的一切行为均不负任何责任。”天皇只是日本国民团结统一的最高象征而不是行使实际对国家管理权力的国家元首。天皇不行使行政权已有近七百年的历史了，因此，让天皇继续充当后台主角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明治政治家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在全体日本国民心中树立起天皇至高无上的绝对崇高地位。在封建时代的日本，“尽忠”主要指的是忠诚与世俗首领和将军。这一漫长的历史使明治政治重新定义“尽忠”的涵义。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将军既是最高大元帅又是最高执政者，其属下虽然也对他“尽忠”，但试图推翻其统治以至杀害其生命的阴谋仍是屡见不鲜。对将军的忠诚常常会与对封建君主的忠诚相冲突，而且对老百姓来说，对封建君主的忠诚往往要比对将军的忠诚显得更有紧迫性。毕竟，老百姓明天都要和自己的君主打交道。相形之下，对将军的忠诚就难免要淡得多。在动乱时期，武士们也经常会逼迫将军退位，然后拥护自己的封建主即位。一百年来，明治维新的先驱们打着“忠于天皇、推翻幕府”的口号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而天皇则常年深居九宫，因而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天皇的形象。明治维新运动就是这种拥王派的胜利，也就是从那时起，即1868年，“尽忠”的对象才从将军转到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天皇”身上。天皇继续隐居幕后，他仍是将权力下放给自己的“臣下”，自己也不亲自管理政府或军队，也不亲自决定内政外交政策，仍然是由一批经过认真挑选的顾问来帮他执掌政务。真正的具有根本性变动的是在精神领域，“尽忠”的对象已经转移到了日本统一与永恒的象征、神圣首领精神首领天皇身上。
当然，“尽忠”的对象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转移到天皇身上，最重要的在于在日本民间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即皇室都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对此人们深信不疑。但这个传说中涉及的一些神学观点并没有西方人所想象的那么重要。实际上，即使是那些完全否定这种神学观点的知识分子也从未对必须忠于天皇这一事实提出过任何疑问。而至于那些认为天皇就是神仙下凡的一般老百姓，他们对这种传说中神学观点的理解也与西方人想像的不同。“神”（カそ），也就是英文的“god”，在日语中最基本的涵义是“首领”的意思，即等级制的顶峰。与西方人不同，日本人认为在人与神之前并没有特别巨大的鸿沟，他们认为人在死后都将变成神。在封建时代，“尽忠”就是要对等级制中的首领表示忠诚，尽管这些人可能跟神没有任何联系。而后来“尽忠”的对象之所以能够很自然地转移到“天皇”的身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日本的整个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万世一系。尽管西方人一再指责日本皇位的继承规则与英国、德国的都不一样，说它只不过是一个骗局罢了，但这种指责是毫无用处的。日本的规则就是日本的规则，并且根据这一规则，日本的皇室血脉也“万世长存”了下来。与中国不同，日本在历史上没有经过三十六个王朝的改朝换代。它虽然经历了一些变迁，但日本的社会组织并没有瓦解，其基本轮廓还是一样的。在明治维新前的一百年间，反德川统治的势力也是利用这种“万世一系”的理论，而不是天皇的神裔理论来发动群众的。他们说，既然“尽忠”的对象是等级制中的最高者，那么在现存的等级制下就只能献给天皇。他们把天皇抬到了整个国家牧师的高度，但这种角色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要带上什么神学色彩。天皇的这种地位要比简单的神裔理论重要得多。
近代的日本作了种种努力，使这种“尽忠”的对象慢慢转向具体的人并且在这里特指天皇本人。明治维新后的第一个天皇就是这种努力最直接的后果，在他长期的统治中，自然而然地成了日本国的国体象征。他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仅有的几次都伴有隆重的庆典仪式。当群众向天皇行跪拜礼的时候，顿时是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于抬头正视天皇。二楼以上的所有窗户都全部紧闭，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从高处来俯窥天皇。他接见当地官员也纯粹是一些程序性的仪式。因为面见天皇只是少数“阁下”们的特权，当地执政官员平日是根本没有面见天皇的资格的。天皇一般不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发布诏书。他所发的诏书的内容一般都是有关道德、节俭方面的，或者是某件事情解决后再次确认一下以便安抚民心。当天皇即将驾崩时，整个日本几乎就成了一座大寺院，所有的老百姓都跪拜在地为他虔诚地祈祷。
通过这种方式，天皇成了超越国内一切政治纠纷的象征。就像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忠诚热爱超越一切政党政治的纠纷一样，在日本天皇的地位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美国人有严格的升、降旗仪式，这种仪式对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都是超乎想象的。然而，日本却充分利用人们对天皇这个最高象征的崇拜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人民可以敬爱天皇，天皇也可作出反应。老百姓听说天皇“关心国民”时会感动得热泪盈眶。“为了使陛下放心”，他们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日本的文化就是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这里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教师在受训时如果不想犯重大的错误的话，他必须深刻提醒自己人的最高义务就是对天皇效忠报恩，而不是爱国。
第四部分第34节：回报万分之一的恩情（5）
“忠”在臣民与天皇的关系问题上构建了一种双重体系。一方面，臣民直接向天皇效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使“陛下安心”；另一方面，天皇的各种敕令，又是经过天皇、大臣最后层层传到臣民们耳中的。“天皇御旨对人们忠诚的感召力和强制力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罗里（H。Lory）曾描述这么一个故事，在一次平时军事演习中，带队军官下令：没有命令任何人都不能喝水壶里的水。日本的军队训练非常强调能在极困难条件下行军的能力，军队连续行军五、六十英里都没有休息一下。在那天的训练中，有二十多个人由于口渴和疲劳而中暑，五人死亡。最后将这些士兵的水壶打开一看，那里面的水一滴也未尝过。他们说：“在那种情况下，军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④
在民政管理中的大部分，包括从丧葬到税收，都是国民“尽忠”的范围。税吏、警察、地方征兵官员都是臣民尽忠的中介者。在日本人看来，遵守法律就是对“皇恩”最好的回报。这一点与美国的风俗习惯形成强烈的对照。在美国人看来，任何新的法律——从有关停车的尾灯标志到个人所得税，都是对个人自由的干涉，都会在全国激起民愤。联邦法律更由于它对各洲的立法权的干涉而受到双重怀疑，因为人们都认为它是华盛顿官僚集团强加于国民的。因而人们为了维护、保全自己的自尊心，都会竭力反对这些法律。日本人觉得美国人的这种做法简直就是无法无天，而美国人则认为日本人都是一帮缺乏民主观念的顺民。因而更切实际的说法是两国国民对彼此自尊心的认识有不同的理解。在美国，自尊心是与自己要干的事联系在一起的；在日本，自尊心则是与报恩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种风俗都各有各自的难处：美国的难处在于，即使颁布一个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法规，也很难被民众广泛接受。而日本人的难处在于，人的一生都将处在一种报恩的阴影之下，这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将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也许，在某些场合，每个日本人都有自己既不触犯法律、又能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