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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的“初级群体”
为了深入理解“熟人”含义，这里不妨借用社会学的“初级群体”概念。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是指由“面对面”交往方式维持的群体。“初级”二字特指“面对面”的交往，即通过身体感官（眼、耳、鼻、喉、皮肤）直接接触的交往。它不同于另一类依靠符号、文字、文件、制度等抽象载体凝结的群体，后者叫做“次级群体”，譬如，国家、政府、大型社团、协会和互联网。
前现代的社区大多是初级群体，靠“面对面”维持运作，譬如一个村庄、一个街坊、一个衙门、一个朋友圈子、一个帮会山堂等等。“面对面”是前现代社会的世界性结构力，抽掉这个因素，传统的组织体系肯定瓦解。“面对面”是传统组织的基石。不见面，便无法合作；不合作，便没有社会群体，便没有任何实际活动。在古代，不见面的抽象合作基本不存在，即便是今日，“见个面、吃顿饭”仍然是合作的流行方式，是宪政程序和市场经济的补充。假若与陌生人合作，就心里不踏实。与之相反，现代团体概念定义的属性反而与见面无关，它依靠抽象符号譬如法规、章程、文件、合同、互联网络等从事合作。这些文本与法律和宪政程序背景融为一体，一旦发生争议，可以由法律强制力来规范多边利益关系，而不需要见面来解决问题。尽管见面还是一种从属的交往方式，但已经不能当作一种心理保障和信用体系，现代骗子也可以利用“面对面”方式进行欺诈。
关系或关系网的性质属于初级群体，就此点而论，它是一种前现代组织。但是，关系网没有正式团体属性，因为它的边界十分模糊，没有群体成员的明确界限。它不同于家族、同学、村里、邻里等经典传统群体。譬如，家族有家谱为据，同学有校籍为据，邻里有户籍为据，不易混淆。关系是一种非常模糊的群体，边界十分混淆。譬如，对于一个人，尽管来往最密的亲友属于关系无疑，但外围许多点头之交是否关系就说不清了，不光旁人说不清，自己也说不清。关系或关系网与其他群体不同之处，就是没有客观的硬件作标准，完全取决于双方内心的相互认同。互相认同就是关系，互相不认同就不是关系，即便相互认识却不认同也不是关系。比这更复杂，还存在许多“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情形，一个人认为是关系，另一人却认为不是，尤其当中一个地位高，另一个地位低，后者意欲高攀前者，容易产生一头冷一头热。这是关系概念特有的边际模糊区。但是，关系的模糊性一点儿也不影响操作。在实际情况中，“一头冷一头热”并不难变成“两头热”，关系是一种动态概念，一个不断建构和漂移的概念，关键在于人情攻势，只要加入的人情分量足够，剃头挑子也能两头热。
熟人不止于熟，弦外之音是“办事”
在一些方言区，“熟”与“认识”，二者总是混用，毕竟关系学是世俗社会的产物而不是学院派的产物，严谨不是它的性格。比如说，“机关里我有熟人”、“机关里我人头熟”以及“机关里我认识人”，这三句话意思相通。海南话还有一个说法：“懂人”——“机关里我懂人”。所谓“认识”，当然不只是知晓姓名那么简单，其实就是熟悉。每日上街买东西，固然与售货员、摊贩认识，那也不算熟人。因为大家属买卖关系，由市场规则决定，不由人情决定，这就不符合熟人的要件。
熟人的要件，是在人情交易规则、相互委托行动上互相认同——你是我的关系，我是你的关系，然后能开启运作，走人情、办事情。至于事情，则因人而异，世道太平的时候要特权，不太平的时候要谋生。并非所有亲戚、同乡、同学、邻居都是熟人，都是关系户，这要看相互之间有无利益往来。没有利益往来，办不成事，或不肯帮忙办事，是亲戚、同学、同乡也不叫熟人，不算作关系。中国有一句民谚：“远亲不如近邻”，就是写照，因为血缘隔得远，或住地隔得远，八竿子打不着，不如紧邻那么亲密，平时有个照应。照此类推，岂止远亲不如近邻，近亲也可能不如近邻，亲哥哥不一定比邻居好使，特别当兄弟为财产大打出手的时候，反倒不如远亲近邻。这蕴含一个道理，交往比血缘重要。说到这里，读者可能疑惑，不是说传统的家族薪火相传最要紧吗？怎么变成私人交往比家族关系更要紧了？这就是文化演变史的关键。其实，关系网代表的江湖文化早已完成了对古典家族文化的颠覆，价值中心已经从大家族转移到个人。
但是，变迁没有止境。过去一百年还在唠叨“远亲不如近邻”，今天又过时了。近年，传统民居大院普遍被高层公寓替代，各家各户铁门一关，来往就少了，有人搬进新家三年，对门邻居一概不知，也没兴趣打听。当代公寓的邻居们很少在楼内串门，反倒与城市远处朋友们经常来往，遇着事情也相互照应。这个变化，于是推翻了“远亲不如近邻”的定论，反而更凸显熟人概念的本质，不是血缘不是地缘，而是利益互动，是需要的时候相互帮忙。而原先被重视的血缘和地缘，只不过是近代生活的依托。
“关系”的精髓是传导，这是它立足之本
由于“熟人”的说法有歧义，所以日常惯例说法慢慢集中于“关系”上面。“关系”二字，更加精确、凝练，而且干脆直奔主题——就是能办事，免得与一般点头之交混淆。认识是认识，关系是关系。率直是时代的主题，有利于大家交易费用的降低，譬如，称呼当官的，连“长”字都省了，直接称某局、某处。级别是官场文化的本质，多称一个“长”字显得啰嗦和浪费。
关系的精髓是什么呢？如果国人要把“关系”译成外文给外国人解释，是意译而非音译，就碰上概念内涵问题。有一次，作者请教一位在美国讲授英美文学的华裔教授，关系二字可否译成Relation？他做了出乎意料的回答：“Relation只代表关系的字面含义，更传神的译法是Connection”。作者顿觉醍醐灌顶，英文Connection是联结、衔接、接驳的意思，这恰是关系在江湖语境中的准确含义——一个人联结到另一人，就像互联网网页的“链接”。有时用英文解释中文名词，反倒比中文还管用。黄仁宇在《关系万千重》中有时将“关系”音译为Guanxi，当外来语使用，意指某种半合法、半非法的灰色行为。两相比较，仍感意译Connection更传神，对国人反思“关系”有所裨益。
细说关系（二）
“关系”的滥觞
“关系”二字在中国耳熟能详，涵义几乎融进骨子里，可以脱口而出，不假思索。然而这种说法，滥觞于何时呢？
“搞关系”一词的大量涌现和流行，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此前，关系的说法在文献中几乎没有。也就是说，那时的“关系”二字是汉语“关系”的本义，即联系，而不是“搞关系”。当然，严格地说来，没有“关系”的说法不等于没有搞关系的事实。搞关系、走后门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于中国文化与生俱来，只不过在其萌芽时期未被概括为抽象的“关系”，而是用各种带有亲情色彩的称谓表示“关系”，譬如，“亲戚”、“朋友”、“叔伯兄弟”、“同窗”、“门生”、“老乡”、“表亲”等等，未将包含“搞关系”、“走后门”等内涵的众体提炼成一个统一的符号。未提炼，也说明“搞关系”尚未流行，尚未平民化、制度化。“关系”一词走向前台开始流行，并不仅是一个语言现象，更是一个惯例制度的崛起。这种抽象提炼过程，明显增强了一种冰冷的色彩，不再谈亲情、友情、学谊，毅然决然地抽掉温情的面纱，将利害关系赤裸地凸显在眼前：是亲戚、朋友、同学……那又怎样？大家在此一律平等，都是“关系”，是相互利用的对象而已。当然，这只是价值蜕变的内心独白，并不排斥嘴巴上“咱俩谁跟谁”的曲意逢迎和逢场作戏。
在清朝以前的文献中，没有今日意义上的“关系”这个词汇。那时的“关系”，都是其原始语义，即联系，而不是指走后门的熟人。在古代文献中，第一次或较早地出现“关系”这种说法，是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全书仅在第二回出现过一次，不过不在正文，而是在对“过班”这一台词的注释。原文总共九个字：“过班：过通关系而升官。”此“关系”，即今日关系之雏形。
随20世纪向前延伸，“关系”在文献及口语中的使用频率日渐提高，曾一度在20世纪中后期“文革”中达到顶峰，并一直延续至今。在今天，关系概念是人所共知。在日常口语中，托熟人、走后门含义已经超过原始语义上升为第一含义，在托人办事中谁都不会误解它的意思。而它的原始语义即“联系”的含义，则萎缩为一种纯粹书面语言，基本局限在学术和政治文本里。
“关系”何以称“关系”？
关系作为一种特指的符号，具有特殊的生成结构。
从符号学看，符号的“所指”是内容问题，应该是针对已存在的客观事实。但符号的“能指”，即符号名称的选择带有偶然性。为什么选择“关系”来称呼关系，而不是其他？是谁选择了“关系”称呼？为什么选择特定的时机选定和流行“关系”称呼？这既要归结到近代社会的移民性质与社会主义语言文化的交叉。
依托移民迁徙的江湖秩序，其组织模式的发展和繁荣，通过对大众文化和行为规范的渗透，在20世纪积累了丰富的小传统底蕴，至此时需要进一步改造、整合和规范，需要用新概念和新符号来加以提炼和标识，以利于惯例制度的进一步提升。对新符号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