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种社会现象，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解读。但是要读透，只能选一个角度。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中间数篇都是尽量本土化的社会学解读。譬如关系，还有关系网，本书将它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态去考量。
关系网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历史和社会现象，为避免大而无当，本书仅扣紧组织属性来叙说。这既是本书特色，也成为本书局限。关系网是一种有趣的社会组织，可以生成独立的组织原理，而不依赖严谨的团体规章。在与团体构成互补体系，补充现代团体合作效能不足以外，关系网络在其他领域也有潜力可挖，譬如信息互联网Internet，或者营销领域的直销网，以及街坊邻居的互助网、治安网等等，都是网络结构的典型空间。此外，司法实践中的批条子、说人情，也是这种组织价值的素材。
人情。在对人情的叙述模式中，作者交替使用了社会交换论和符号互动论。中国的人情，怎么看都可以，问题是要读懂它的不成文法的要害，就必须回到社会秩序的原点：一是交换、二是互动。假若不以交换论、符号互动论作工具，便很难说透人情，一不留神就流于“人情现形记”式的流水账。运用交换和互动交替分析，不经意就凸显了人情的“不结账”这一特殊属性。“不结账”——不清算或过量偿还，是一种拉拉扯扯的磨蹭性格，这种农业时代的行为特性对于维系关系网具有根本意义。江湖式的人际关系之所以能维持，原理上在于人情中包容的交换和往来因素。可以说，没有人情便不会有关系。关系是硬件，人情是软件。不结账或不结清，维系了所谓“人情味”——即江湖人相互的认同和感情。
面子是一种江湖互动的特殊工具，但是其原理复杂。早先，面子起源于儒教正名制度中的“名分”，仅运作于士大夫文化，至近代后，面子逐渐蜕变为民间交往的通俗文化机制，逐渐具有独立性。值此，江湖将面子吸收入江湖文化，并改头换面，进一步加强工具化，从而变作江湖主流价值观和利益交换媒介，“买面子”和“卖面子”就这样产生了。
“混”这一篇是后来补充进去的。应该说，作者尽管很早就发现“混”的普遍性，在江湖中的特殊地位，但是如何界定它，一直是难题。直到一日从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受到启发。按照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一切社会结构都是服务于功能的，那个功能，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那个结构人群的价值观。因此，在江湖复杂的社会结构背后必然隐含价值结构。这个价值结构，现在看来必然就是“混”。“混”，是江湖的价值观。无江湖不混，不混不江湖。
接下来，“社会制度的演化”是一种制度史的板块式解说，不仅将江湖与官方制度揉在一块评说——即所谓整合，而且将江湖化与现代化这两个背道而驰的历史过程相互呼应，互作镜子对照评说。而构成这一对照的方法条件，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的思路将一种制度、一种体制抽象为一个板块，在板块的冲撞和更迭中寻找制度变迁的原因。之所以借鉴结构主义思想，在于当初作者发现江湖的基本元素与作为主流的儒教制度元素基本不通，之后分析民国的共和制和新中国的集体主义制度，发现它们的组成元素都不相同。为了发现其中的联系——事实上在中国它们是有渊源的，所以一定要发现共同性，作者提出了三角形体制结构的假设，并应用于江湖、儒教、社会主义和现代法治之间的整合诠释。这一方法的启迪，来自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著作《忧郁的热带》。结构的方法并非万能，但是它有助于我们发现近代中国变革的整体性原因，而不拘泥于“历史大事记”的微观方法。事实上，用结构的方法得到的结果，用微观史学方法是得不到的。
本书最初的出发点完全建立在现实观察之上，然而观察本身无法提供思维超越，它只提供一些纪录。所以，写作后期更多地演绎各种西学方法，譬如社会交换论、符号互动论以及结构主义图式。现在看《江湖中国》，毋宁说是一部中国近代制度转型史的启蒙读物，一部大众读本，作者依据现实社会中残存的历史遗迹，对过去500年草根社会历史提出了转型叙述，展示了更真实、复杂、迂回的转型原因和过程，凸显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被人忽略的江湖蜕变、崛起和干扰因素。作为心志健全的民族，中国人要了解自己，要反思近代走过的道路，决不能患上江湖失语症和江湖健忘症。这是本书的初衷。
江湖的未来，谁也不敢妄言。尽管本书末篇颇费笔墨，大胆臆测它的未来趋势，然而坦率地说，主动权不在我手里。江湖的命运不由我说了算，由全体中国人民说了算。尽管如此，我臆断这背后是有规律的，多数人说了都可能不算，由规律说了算，这个规律就是中国人的利益博弈和民族利益最大化。如果江湖有幸带来利益最大化，那么中国人可能继续奉行江湖，就像现在的名利场、商界、政坛，还有网络论坛和网络文学（江湖不能说一点益处没有，对于突破儒教具有辅助作用）；反之，如果江湖妨碍了利益最大化，虚提了社会运作管理的交易费用，使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一定有看不见的机制去抑制江湖，而弘扬现代制度文化。何去何从，究竟是多数人说了算，还是规律说了算，抑或规律通过多数人的利益话语说了算，读者须拭目以待。
脱稿前，作者看了一期CCTV《对话》节目，当期嘉宾曾仕强先生来自台湾，是台湾管理学者。在我看来，节目讲述的所谓中国传统，实则是一些非常江湖化的企业管理原理，或者说江湖与现代企业制度相互解释和融会的原理。高度重视关系、人情、面子，重视“和稀泥”和“捣江湖”，是对台湾企业的本土化经验的高度归纳。其中一段关于本土化管理文化的论断，可移作对江湖与未来中国关系的预言：
延续当中有变化，变化当中有延续。
这延续，就是是江湖传统；这变化，就是现代化和法制化。
就现象进程而言，江湖化治理和现代化本身，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正反两个方面。其结果是江湖，加上残余的儒教，与现代制度文化相互解释，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制度。尽管文化形态可能不好看，也可能整合得不太好，松垮、粗俗、土洋不分，甚至有一点假洋鬼子味道，但是十分受用，简单易行，顺其自然。我想不出来，中国还会有另外的前途。换句话说，这实际上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和自然主义——尊重历史进程的自然趋势，而非人为地创造历史篇章。真正江湖的命运就是这个民族的自发命运，自我反省和消化的命运，它会融会在自发的趋势之中，不管是否有人冒充思想家来评说。
关于宪政vs江湖制度战争的未来结局，作者毋宁相信人民的博弈力量，及其对最小交易费用制度的选择；最小交易费用的制度，就是博弈的最后均衡。而作者认为最小交易费用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管它叫做“江湖”还是“宪政”呢。
作者谨记于2006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