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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良好的社会风俗和风气完全是以这一荣誉的原则为基础的，以其决斗的方法来表明，它是一座抵御野蛮残忍之攻击的堡垒。希腊人、罗马人都自信地夸耀，他们并没有任何骑士荣誉的妖魔支持，社会也一样美好甚至天下大治，民风和民俗都很有秩序。
第四部分：权力之道个人的勇气（1）
在今天的社会里，男人宁可舍弃其他品性而只需勇气。
个人的勇敢是一种很不重要的德性，它明显地标志着一种次要的德性。这种德性就连低等动物都能胜过我们，你决不会听到有人说“同狮子一样勇敢”，它离社会的标准还很远。骑士的荣誉为不诚实和邪恶，以及卑劣的野蛮行为提供了可靠的庇护，它所需要的只是尊敬和粗野无礼。人们的缄默不语常常掩盖了这种粗鄙野蛮的行为，因为不会有人冒着断头的危险去指责这种行为。
在政治、金融方面都没有令人敬佩的民族，决斗倒使他们嗜杀成性的热情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任何鄙视或仇恨的表示都会招致他人的恼怒怨恨，这是人的本性，正如西塞罗所说：“有些东西被忌妒的利箭深深射穿，甚至聪明富有的人在痛苦的地方也会发现自己的创伤。”除少数宗教教派外，世界上没有谁能对侮辱和攻击处之泰然。人们最自然的要求，就是对冒犯者给予相应的报复，一般不会走到极端而置人于死地，以作为对他人虚伪愚蠢、懦弱的适当惩罚。
报复来自于愤怒，并非出于这种荣誉的责任和义务，而骑士制度的提倡者却试图归之于这种责任。指责越真实诽谤就越严重。某一过失，如果切中要害，只要一点暗示，就会得罪他人。如果毫无根据，即使是恶毒的谩骂，也不会让人动怒。
确信自己不值得人们蜚短流长的人，就会蔑视它，如果有人这样做，他就会泰然处之。而有关荣誉的理论却要求人们表现出一种自己不具有的敏感，并对他无法觉察的侮辱表现出自己的不满，但他自己必须拥有自己的看法。
如果一个人能正确估计自己的价值，他就会对侮辱无动于衷。如果他无法讨厌侮辱，那么稍具精明和修养，就会使他不露声色，掩饰愤怒。如果他能够消除这种有关荣誉的迷信：有人受到中伤时，其荣誉就会消失殆尽，他一旦给予报复，荣誉便会恢复。
如果我们可以让人们不表现出恶行、粗野、傲慢无礼，用战斗来捍卫这一切，就有了合法的权益，我们就会得出一条一般性的意见：侮辱与轻蔑就像一场战争，而遭受损害的人赢得了战争。
我们要严肃地对待问题，就必须考虑，这样会不会在其他方面得罪那些笨蛋。这类人，即使最不足道的小聪明也会大惊小怪，心怀不满。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具有聪明才智的人常常会受到那些除了狭隘与愚蠢便一无是处的傻瓜们的反对。假如这些都像我们想的，理智上的优越性就可以在社会中占据它应当占据的主导地位。
事实上，现在把持了这一位置的，却是体格上的优越性，即一种战斗精神。尽管人们不愿承认这点。两者交换的结果就是：最优秀的人更没有脱离社会的理由。这为引入一个温文有礼、真诚坦率的美好社会铺设了道路，毫无疑问，这样的社会，在希腊、科林斯和罗马都曾一度存在过。
我试图找到一些确实的理由，来证明这一论点：一部分人怀着根深蒂固的自信，确认打人是可怕的事情。我认为，无论是从人的动物本性看，还是从其理性的角度看，要证明这点都是徒劳无益的。一拳头永远只是一个人给予他人肉体上的一点微不足道的损伤。所以只能说明他在体力或技巧上胜人一筹，或说是乘人不备暗下毒手之外，什么也不能证明。无论如何分析也不会有进展。一个骑士把来自人手的打击看成最邪恶的事，而同样是这位骑士，倘要被他的坐骑踢得凶狠十倍，当他强忍疼痛蹒跚走开时，又会根本不把这当作一回事。
在战斗中，骑士可能被同样的手砍杀刺伤，他会确信：他所有的创伤不值一提。据说无论如何全面的拍打也比不上手杖的打击恶劣，而且，不久以前，军校的学员有可能挨其中一种器械的痛击，听说最高的荣誉倒是授予骑士爵位。
这就是我所能发现的全部心理的或道德的根据。对我来讲，要做的只是宣告，整件事情都是有深刻根源的过时的迷信。
我的观点会由于这一事例而使理由更充分。在高度文明的中国，人的本性不会按照同样的规律去发展。相反，不带偏见地去看人的本性，就可看出，人的打斗和猛兽的撕咬或用角的抵触进攻一样自然。人也可以说成是打斗的动物。我们的感官，一旦听说有人咬人，就会令我们顿生厌恶之感。
对人来说，挨打或打人都是自然的，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我们有教养，我们就可以相互克制免于打斗。在世界上有过多的十足的罪恶，以至于不能容忍。我们通过想象中的灾难来夸大这种罪恶，这种臆想会在人们的人生旅途中带来真正的灾难，然而，这正是这种迷信的结果。
在19世纪，还有大量的生活浸透着这种影响，这是对我们的羞辱！现在真正到了该彻底
消除的时候了。今天的男人们连斗狗、斗鸡都不允许，在英格兰，斗狗和斗鸡是要受到刑事处罚的。但由于这一荒谬的迷信和可笑的原则，人们违背自己的意志陷入了生死搏斗，这个原则强加给我们的义务，正像那些胸怀狭隘、支持和拥护这一原则的人宣布的，就是去为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像角斗士一样互相打斗。
第四部分：权力之道个人的勇气（2）
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放肆嘲笑这种愚蠢的过度迂腐。令人作呕的是，这一原则的荒谬习俗，却能在国家的范围内形成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容易被运用，它只认强权不认公理。它飞扬跋扈，对在他势力下的上层社会实施暴戾的统治。它可以用最经不起推敲的借口提审他人，并在当时当地两人之间的生死之争审判。如果他仅仅是上层社会的一分子，他就会威胁甚至杀死最高、最优秀的人物。
现在，法律决不会让这些坏蛋在光天化日下袭击我们，侵害我们的生命财产！这种结果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每时每刻生命都要受到那些满脑子都是粗野、狂暴、愚昧而有恶毒想法的无赖威胁；两个童稚未开、易于激动的人，就由于发生了几句口角，便要受到伤残甚至被杀害，这是穷凶极恶的。
在国家范围内的这种暴戾势力和迷信的力量，可以通过这一事件而看到：由于挑衅者地位的优越或卑下，或其他造成人们地位差别的东西，那些无法恢复骑士荣誉的人常常会绝望而自杀，从而导致一种悲剧式的结局。如果人们发现事情的结局和逻辑结果相悖，人们就会明白，这件事情是错误而且荒谬的。在这点上，我们的言行也是荒谬绝伦的。因为一方面任何官员不得参与决斗，另一方面，如果有人向他挑战，而他拒绝应战，他就会受到解除职务的惩罚。
在一场合理的战斗中，公开杀死敌人，与施放暗箭杀死敌人，之间的最大区别，完全是从这一事实推论出来的必然结论，我以上所说的国家范围内的权力，只承认强权，不承认其他任何东西。即力大者有理，并求助于上帝的审判，以此作为整个习俗的基础。因为要在一场合理的战斗中杀死敌人，要证明行为公正，就必须设强权者的理是公理。
事实是如果我的对手不能保护自己，他就有被我杀死的可能，而这并不意味着符合公理。公理，即道德的正当理由，完全依赖于我取他性命时的动机。甚至可以假定我有充分的杀人动机，而没有置人于死地的理由。这完全取决于我是否比别人射击得更准或击剑击得更好。无论如何，这和我杀人的方式毫无关系。从道德上看，力大者的权力并不比技巧更熟练的人有说服力。倘使要奸诈地谋杀一个人，人们便会使用技巧。这样，强权和技巧就有了公理。在决斗中，这两者都起作用，因为伪装只是奸诈的代名词。如若我认为我取人性命是公正的，我首先就要弄清别人是否比我更精于射击和剑术，这是愚蠢的。
卢梭认为，洗刷耻辱的恰当方法，不是和冒犯者进行决斗，而是暗杀他。但他只是在《爱弥儿》的某一卷中，以小注：谨慎地暗示了这个观点。这说明哲学家本人完全受到了中世纪这种骑士荣誉之迷信的影响。
认为杀死对手是公正的，这是一种偏见。只要在公开的竞争中和在使用同样的武器时存在这种偏见，它就会把强权当作公理，同时，把决斗当作上帝的干预。意大利人在哪儿碰到对手，就会在哪儿勃然大怒地打起来，并毫不客气地杀死他。他的表现坚定并且自然，但他没有决斗的人那样恶劣。如果有人说他在决斗时杀死对手是正当的，因为对手也正要杀死他，我们就可以回答他：正是因为你有这种决绝的要求，才使对手不得不保护自己。由于相互之间都要进行自我保护，决斗的人就要找到一个似是而非的借口以便凶杀他人。我宁愿凭借“勿故意为恶”的法律原则来判断行为的正当与否，因为决斗双方都同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法律。
通过表明受伤害一方在意志上不愿受到伤害，就已批驳了这一论据。因为正是这种残酷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