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的内科医生乔治·伯克利上将认为，那些注射药物以及让肯尼迪动弹不得的后背支架和固定设施弊大于利。伯克利和一些秘密特工——他们注意到总统从椅子上起身很困难，看到他依赖拐杖——担心他很快就会无法走路，可能最终会坐到轮椅上。12月份，肯尼迪与哈罗德·麦克米兰在百慕大会晤期间，那位首相记录道，“在身体上，我觉得总统的身体状况不好。他的后背很疼，坐着时间长了就会感到疼痛。”这时，伯克利建议咨询一下纽约的整形外科医生汉斯·克劳斯（Hans Kraus）大夫。一直在医治肯尼迪的艾迪生氏病的内分泌医师尤金·科恩直截了当地劝说他不要依赖特拉维尔治疗他的脊背毛病，而是应当听从伯克利的意见。当特拉维尔拒绝伯克利关于咨询克劳斯的建议时，伯克利威胁要去找总统。
政治生涯权力的局限（2）
生硬无礼的奥地利移民克劳斯确认了伯克利最担心的问题。克劳斯告诉肯尼迪，如果他继续注射，不开始进行有规律的锻炼来加强他的后背和腹部肌肉，他就会成为一个瘸子。肯尼迪担心克劳斯进出白宫可能会引发媒体的询问，导致对他的健康产生不利的猜测，因此很不愿意采纳他的建议。1960年竞选总统期间遗失的医药箱和偷窃他的医疗记录的明显企图，使得肯尼迪对政敌掌握了他的有关他健康问题的情报后可能导致的潜在政治伤害非常敏感。
肯尼迪的身体毛病并不危及性命，不像早先几位总统那样——主要有克里夫兰、威尔逊和弗兰克林·罗斯福。但是，因为如果忽略克劳斯的忠告可能最终会令自己被困在轮椅上，因此肯尼迪同意必须做些什么。他和克劳斯同意，将理疗解释为锻炼，为的是将总统的状况从非常好改善到极其好。他开始在地下游泳池旁边的一个白宫小健身房里每星期锻炼3次。伯克利和克劳斯阻止特拉维尔给肯尼迪治疗，运用锻炼、按摩和热疗手段缓解他的脊背痉挛。克劳斯车上的一部电话使他能够直接接通总统。身体锻炼成了肯尼迪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内容之后，减轻了他的疼痛，提高了他的活动能力。在他最喜欢的西部乡村和流行曲调的背景音乐中，锻炼疗法成了肯尼迪每天的会议压力和紧张日常安排的要求之外一种愉快的休闲。到了1962年1月，伯克利和克劳斯认为他这个月的状况比1961年的任何时候都好。2月底，他们对过去4个星期的描述是，“从医学角度说”，这是“自宣誓就职以来，而且在这方面可以说自1960年大选以来最为平安无事的一个月”。4 月份，他们宣布，他的“总体状况非常出色”。尽管如此，肯尼迪还是十分在意要隐瞒有关他身体状况的真相，因此，4月10日，奥唐奈命令特拉维尔和伯克利将 “所有的医疗档案，包括与总统身体有关的所有记录······存放在林肯太太保管的保险箱里”。
杰奎琳·肯尼迪既减轻了她丈夫的负担，又增添了负担。她对政治和作为第一夫人的责任的厌恶让肯尼迪十分焦躁。在竞选总统期间，她对约翰逊的秘书说，她感觉“很不够格，很茫然，而我已经怀孕了；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当上总统后不久，肯尼迪就让白宫的礼宾司长安吉尔·比德尔·杜克（Angier Biddle Duke）跟杰基讲解第一夫人的角色问题。在杜克解释该位置的通常礼节职责并问她可能还希望做什么时，她回答说，“越少越好。我是个母亲，我是个妻子，我不是个公职人员。”《哈泼斯》（Harper’s）的编辑卡斯·坎菲尔德（Cass Canfield）记得在白宫对杰基的一次拜访：“我觉得她并不怎么喜欢政治生活，虽然她强迫自己适应这种生活······对我来说绝对明显的是，杰基· 肯尼迪渴望在米德尔堡（肯尼迪在弗吉尼亚州的格莱诺拉别墅）度个长周末，更感兴趣的是在那里做什么，而不是在白宫做什么。”有个秘密特工在对新闻记者西摩 ·赫什（Seymour Hersh）说起自己在肯尼迪的白宫工作2年的经历时，记得感觉“很为杰基可怜。她真的很孤独。她好像很悲伤——完全是一个悲伤的女士”。
杰基的亲笔记录证明了她最初对第一夫人角色的不快。在1962年6月写给比尔·沃尔顿的一封信中，她请他担任她的美术委员会（Fine Arts Commission）负责人。她承认，“把所有繁缛礼节和文案工作塞进你的生活之中是很残酷的事情——跟我一样——你痛恨这种事，而且其中的9/10都是没有必要的······只是在你在这份看起来叫人十分头疼的差事面前畏缩之前——请允许我告诉你我干了些什么——我很累——而且我想见我的孩子们——因此我只是告诉蒂什（Tish）＇·鲍德里奇（Baldrige），白宫的社交秘书＇——她吃惊得差点晕了过去——我永远不会出去——午餐、茶会、授级仪式、讲话等等。整整2个月的时间，一切都乱了套。现在，这已经成了惯例······我已经学会了一件事——如今，我在这里的生活，曾经让我感到恐怖——起初令我不知所措的生活——现在已经完全得到了控制，是我所知道的最幸福的时刻——不是因为这个位置——而是因为一个人的家庭的亲密关系——这是我在白宫绝对找不到的东西······而现在，我的生活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虽然可怕的细枝末节的问题总是不断出现”。
令约翰·F·肯尼迪怒火中烧的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之一是杰基的奢侈。她花起钱来根本不考虑成本，因而肯尼迪指责说她在动用他的本钱。白宫的正式交际预算根本不够她的花消，结果肯尼迪只好自己掏腰包。超支问题叫他无比烦恼，便请来一位著名的会计师帮助约束杰基在各种仪式活动方面的支出。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杰基在1961年和1962年的个人花费超过了她丈夫每年10万美元的薪水，其中大部分用来购置服装。有一天，当一位议员走进椭圆型办公室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狂躁不安的肯尼迪给他看杰基用来购买衣服的4万美元账单。“如果你的妻子这么做，你会怎么办？”约翰·F·肯尼迪问道。那天晚上，肯尼迪当着本·布拉德利和他妻子的面朝杰基发作了。“这是怎么回事？”他问道。杰基温顺地反驳说她对此一无所知。不管怎么样——她说——她好像并没有买貂皮大衣之类的东西。
政治生涯权力的局限（3）
令肯尼迪痛苦得多的是，1961年12月，乔·肯尼迪中风了。虽然医生们劝说他用抗凝血剂应对预警征兆，但是不喜欢失去控制、拒绝承认自己虚弱的乔却拒不接受他们的忠告。1961年圣诞周期间，他在他的棕榈滩俱乐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突然病倒，被急忙送到了一个当地医院。一个牧师在医院里为他做了最后的祷告仪式。听说他父亲得了中风、有生命危险，肯尼迪飞到了他的床边。虽然没有失去知觉，但乔有2天时间不认得自己的儿子。那次中风造成了乔右半身偏瘫，且无法清楚地说话。在他去世前的8年时间里，他挣扎着想说话、走路。后来的2次心脏病发作使得他的偏瘫更加严重。我们不难想像，乔很少能够连贯的语句和生命活力的丧失多么令他儿子伤心。他的家族历来重视体育活动、身体健美和自我控制，因而乔依赖他人照料自己最基本的需求的情形一定让约翰·F·肯尼迪痛苦地想到了他自己孱弱的身体。
面对所有这些接踵而至的不幸，肯尼迪做出的反应之一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疯狂的节奏玩弄女性。他在担任总统前那种沾花惹草的习性——他所敬慕的像墨尔本大人和他父亲那样的英国贵族所树立的榜样，他的健康问题造成的短命感，以及他哥哥和姐姐的英年早逝——仍然左右着他的行为。他很清楚这个世界可能离核战争有多么近，而这一点更加激发了肯尼迪的欲望：要最充分地享受生活，或者说要尽可能多地享受放纵的私生活。当然，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也肩负过同样的重担，但他们并没有这类行为。可是，肯尼迪玩弄女性的习性由来已久，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前景可能给他原本就可能表现出的行为增添了一些合理性。 当然，肯尼迪玩弄女性的行为一直是他的一种娱乐形式，但现在，这种习性还能让他从前所未有的日常压力中得到一种放松。肯尼迪与数名妇女有染，包括杰基的新闻秘书帕梅拉·特纳（Pamela Turnure）；本·布拉德利的弟妹玛丽·平肖·迈耶（Mary Pinchot Meyer）；被人们戏称为“闲聊”和“胡扯”的白宫的2个秘书；因与萨姆·詹卡纳（Sam Giancana）这样的黑帮老大关系密切而受到联邦调查局严密监视的朱迪思·坎贝尔·埃克斯纳（Judith Campbell Exner）；以及一个大学二年级“又高又苗条的漂亮”女生、有2个暑假在白宫新闻办公室工作的实习生。（她“没有什么能力，”新闻办公室的一名职员回忆说。“她不会打字。”）此外，还有戴夫·鲍尔斯花钱请来的好莱坞明星和小明星以及应召女郎。鲍尔斯是个宫廷小丑的角色，为肯尼迪提供放纵机会，为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各个饭店和游泳池、在白宫安排幽会。 肯尼迪还有些轻率愚蠢的行为。在1961年12月的百慕大会议期间，他告诉哈罗德·麦克米兰，假如他3天没有女人，就会剧烈头疼。但有时，他的幽会所包含的内容却不仅仅是性。他那紧张的婚姻关系以及他那不得离婚的公众地位也许是他与玛丽·迈耶发生风流关系的可以理解的原因。迈耶是个漂亮、聪明、成熟的女性，来自赫赫有名的平肖家族。更重要的是，她对他来说是一种慰籍。“他可以跟她一起享受生活，”约翰·F·肯尼迪传记作家赫伯特·帕米特这么写道。“他可以以她能够理解的方式谈话，他们之间的信任是相互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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