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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回过头来，再谈谈刚才我所提到的那种语言，我最多只能采用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方式。比如，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对圣托马斯有什么看法。因为我们人类是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而且我们都是上帝的存在的一部分；所以，除非我们虐待动物成习惯了，从而连人类都要虐待，否则我们如何对待动物是无关紧要的。我会问圣托马斯，上帝的存在到底是什么，他会回答说，是理性。柏拉图和笛卡儿都说过相同的话，只是说的方式不同而已。宇宙建立在理性之上。上帝是理性的上帝。通过应用理性，我们就能理解宇宙赖以运行的一些规律；这一事实证明，理性和宇宙是同一种存在。由于缺乏理性，动物无法理解宇宙，而只能盲目地遵循宇宙的规则。这一事实证明，它们跟人类不同，它们是宇宙本身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宇宙之存在的组成部分。人类像神明，动物像东西。
“在这一点上，甚至伊曼纽尔·康德都缺乏探索的勇气；我本来对他有更高的期许。关于动物，甚至康德都没有坚持他直觉到的一些想法，如，理性可能不是宇宙的存在，恰恰相反，可能只是人类头脑的存在。
“你们瞧，这就是今天下午我碰到的难题。理性和七十年的人生经验都告诉我，理性既不是宇宙的存在，也不是上帝的存在。恰恰相反，在我看来，我怀疑，理性像是人类思想的存在；也许比这更糟糕，理性像是人类思想的某种倾向的存在。它是人类思维的某个范围的存在。如果真是这样，如果我就这么认为，那么，今天下午，我为什么要对理性折腰，为什么要渲染古代哲学家们的话语，并因此而感到心满意足？
“我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又替你们作了回答。或者，我宁愿让红彼得，卡夫卡的红彼得，替你们回答。我既然来了，红彼得说，穿着礼服，戴着蝴蝶领结，我的黑色裤子上有一个洞，那是当我坐下来时，由我的尾巴戳出来的（我把尾巴藏在身后，你们是看不到的）；我既然来了，我该做点什么吧？我有实质性的选择权吗？不管我讲什么，如果我不让自己的话服从于理性，那么，我在这儿叽里呱啦，挤眉弄眼，敲打水杯，把自己变成一只猿猴，那我还剩下什么？
“你们应该知道斯里尼瓦萨·拉马努金的事。他于1887年生于印度，曾被抓到英国的剑桥大学，他无法忍受那儿的气候、食物和学术体制，病了，后来，三十多岁就死了。
“许多人认为，拉马努金是我们这时代最伟大的天才数学家；也就是说，他是自学成才。他用数学方式思维，但对他来说，那些相当繁琐的数学论证或公式却跟他格格不入。尽管拉马努金的许多结论（恶意诽谤他的人说，那都是他的假设而已）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但是，这些结论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证实。
“拉马努金现象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拉马努金比一般人离上帝更近，那是否是因为他的头脑（让我们称之为‘他的头脑’；对我来说，只称之为‘他的脑子’，是对他的无理的侮辱）跟理性的存在是一致的；或者说，跟别人的头脑比起来，显得更一致？如果剑桥大学的优秀人士，以G。 H。 哈代为首，没有从拉马努金那儿得到他的那些假设，并且费力地把其中能够被证明为正确的一些给证明了；那么拉马努金是否还会比哈代他们离上帝更近呢？
“那么，红彼得（我指的是历史上的红彼得）的情形如何呢？我们如何能知道，红彼得，或者，被猎人们枪杀在非洲的红彼得的小姐姐，其所思所想不像拉马努金在印度的所思所想，而且它跟拉马努金一样说得很少？一边是G。 H。 哈代，另一边是沉默的拉马努金和沉默的红萨丽；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否只在于，前者熟悉数学界的礼仪，而后者却不熟悉？那是否是我们衡量自己与上帝和理性存在之间的距离远近的方式？
“一代代地，人类推出了一批思想家。这些思想家虽然比拉马努金离上帝要更远一些；但是，在指定的十二年基础教育和六年的高等教育之后，他们能通过应用物理的和数学的规则，为解读自然这部大书作出贡献。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人类的理性与上帝的理性真的一致，那么我们是否就有理由怀疑：我们真的需要花费十八年———人的一生中能用来干事的那一段美好时光，来取得资格，从而成为上帝的巨著的解读者吗？为什么不是五分钟，或者，五百年？我们现在所关注的这个人，与那些所谓有资格接触宇宙奥秘的‘满天下的桃李’相比，是否显得更加专业？他是否体现了一种更加狭隘的但又是自我更新的知识传统？这种传统的长处是推理，象棋手在下象棋时用的就是推理；推理因其自身的一些动机，力图置身于宇宙的中心。
第三课第三课 动物的生命之一（3）
“尽管我明白，要想获得学术界的承认，对我来说，最好的方式是让自己加入到西方的主流话语之中，像支流汇入大河。这话语是人的，而不是野兽的；是理性的，而不是非理性的。我内心是拒绝这样做的，因为我预见到，那一步是整场战斗的退却。
“因为，在外人看来，在一个跟学术界没有关系的人看来，理性只是一种煞有介事的同义反复。理性当然会把理性本身证明为宇宙的第一规则———除此之外，它还能干什么？罢黜自己吗？理性体制都是极权体制，是没有那样的魄力的。如果有那么一个位置，理性可以用来攻击并罢黜它自己，那它早就占领那位置了；否则，它就不是极权的了。
“在古时候，人类的声音虽然由理性提升，但会遭遇狮子的咆哮、公牛的吼叫。于是，人类与狮子和公牛开战；许多年代之后，人类确定无疑地赢得了战争。今天，这些动物再也没有那样反抗的力量了。它们只剩下了沉默，只能用沉默与我们对抗。一代又一代地，我们的俘虏们显现了英雄气概，拒绝跟我们说话。除了红彼得，除了大猿猴。
“不过，由于这些大猿猴，或者说其中的一些，似乎在我们面前放弃了它们的沉默，我们听见，人类提高了嗓门，争辩说，这些大猿猴应该被划入更大的类人猿族群，类人猿跟人类一样，具有理性的能力。由于这些声音是人类或者说是类人猿发出来的，它们将继续存在。因此，我们应该赋予大猿猴们人类的或者说类人猿的权利。具体指什么权利呢？至少是我们所给予人类中那些智力有缺陷的人的权利：生存的权利，不受痛苦或伤害的权利，法律面前受同等保护的权利。
“这可不是红彼得奋斗的目标。1917年11月，当它通过弗朗茨·卡夫卡的记录，写自己的生平历史时，它只想着要给科学院读一读关于它的生平的报告。不管这报告可能有什么别的含义，它都不是一个请求，即不是请求人类把它看做一个有智力障碍的人，一个傻瓜。
“红彼得不是一个调查灵长类动物行为方式的人，而是一只被打上了烙印、身上有记号、受了伤的动物，它出来，是要向一群学者申述。我不是一个研究思想的哲学家，而是一只展现自己的动物；不过，我向学者们展现的，不是伤口；我把伤口藏到衣服下面了，不过，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能使你们联想到我所受的伤害。
“如果红彼得非得要降低自己的尊严，由野兽变成替罪羊，由沉默变成理性的喋喋不休；如果它被选定为替罪羊，那么帮它记录的人也是替罪羊，天生的替罪羊。他能预感到，在他死后不久，一场大屠杀将要发生，被杀的就是那些被选中的人。因此，为了证明我的好意和诚意，让我装模作样，假充学者，给你们讲讲我的一些学术观点，这些观点要有脚注才能撑得起来。”———讲到这里，伊丽莎白摆了一个没有什么特点的姿势，把她的演讲稿举到空中，挥舞着———她的讲题是“论红彼得的起源”。
“1912年，在特内里费岛，普鲁士科学院建立了一个研究站，用于测试猿猴，尤其是大猩猩的智力。这个研究站一直存在到1920年。
“在那儿工作的科学家中，有一位是心理学家，叫沃尔夫冈·克勒。1917年，他出版了专著，题目叫《猿猴的智力状况》，他在书中描述了他的试验情况。就在这年11月，弗朗茨·卡夫卡发表了他的《给科学院的报告》。我不知道，卡夫卡是否读到了克勒的书。在他的书信和日记里，都没提到那本书，而他的藏书则在纳粹时期就散失了。1982年，他的大约两百本藏书重新面世，其中没有克勒的书，不过，那说明不了什么。
“我不是研究卡夫卡的学者。事实上，我根本就不是学者。我宣称卡夫卡读过克勒的书；这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没关系，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并不取决于此。不过，我倾向于认为，卡夫卡读过那本书。研究一下年代，使我的推测看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根据红彼得自己的叙述，它是在非洲大陆上被抓获的，捕获它的是一些专门从事猿猴交易的猎人；随后，它被装上船，漂洋过海，来到一个研究所。克勒所研究的就是红彼得这样的猿猴。后来，红彼得和克勒的猿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训练，目的是要使它们具有人性。尽管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红彼得大获全胜，完成了训练。卡夫卡在故事中描写了那个代价的状况：通过对故事中的嘲讽和沉默的把握，我们了解到了它的含义。克勒的猿猴没有红彼得做得好。不过，它们至少都受到了些许的训练。
“让我向你们重新讲一讲，在特内里费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