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但雍正皇位的继承是否合法以及雍正是否犯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就像挥之不去的阴影。
为了驳斥社会上流传的“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之说，雍正把审讯鼓动反清的曾静及其弟子张熙的口供编辑成《大义觉迷录》发行，宣传清朝得天下之正、颂扬雍正“圣德同天之大”。
这才是欲盖弥彰，反而使得太后乌雅氏之死成为一个久久令后人议论的话题。
雍正的母亲孝恭仁皇后在儿子即位才半年就去世，是不争的事实；而雍正的儿子乾隆一即位就下令收回《大义觉迷录》，也是不争的事实。
康熙德妃乌雅氏孙子乾隆
如果说雍正即位后的骨肉相残伤透了母亲的心，但雍正的儿子弘历却让她的祖母孝恭仁皇后在九泉之下安心。
乾隆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的政治气氛中度过的，施政尚严的雍正朝统治给宝亲王弘历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雍正幼年“喜怒不定”，在康熙的管束下有所收敛，然而当雍正登上皇帝的宝座、当康熙的约束不复存在，被压抑多年的性格弱点就要急剧膨胀，于是施政随意同极端专制、刑法苛刻就成为雍正１３年统治的突出特点。
乾隆在居藩邸时写过一篇《宽则得众论》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宗旨就是论述施政尚宽，强调当政者要“宽以待物”、“宥人细故”，只有这样“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简言之：为政宽大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乾隆撰写此文绝非泛泛而论，而是有感于雍正的“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虽勤于为治”，也无异于“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
乾隆时代的开始，是以变更雍正时期的举措为起点。
乾隆一即位就将雍正特别信赖的文觉禅师及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驱逐出宫禁。
雍正对佛教、道教有着浓厚的兴趣，为了研究佛教、获得长生不老的仙丹，把一些和尚、老道召进皇宫。
道士张太虚、王定乾以炼丹得宠，而文觉禅师则因在政治上出谋划策被雍正“倚之如左右手”，据说年羹尧、隆科多案件以及胤、胤的被幽禁与突然死亡等事件，文觉禅师均参与其间。
因而乾隆主持政务才两天，就把这些不安分的和尚、道士驱逐出宫，并把雍正赐予他们的御笔亲书的翰宝也全部收回。
对于在政治上兴风作浪的文觉禅师，乾隆特地做出令其徒步返回原籍长洲，并责令地方官员对其严格管束，以示严惩。
乾隆在即位后第五天就对王公大臣发表施政方针的演说：“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
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
我皇考饬纪纲，因时更化，所以导之至中，吏治澄清，庶事厘正。
朕兹当御极之初，惟思宽严相济……”很明显，乾隆是以“因时更化”“宽严相济”来作为纠正雍正时期施政的依据，在即位不久即着手解决雍正迫害手足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分位两类：一类是卷入对皇储地位中的角逐，如胤、胤、胤、胤，另一类则是雍正关系不洽，其中以诚亲王胤祉最为典型。
雍正在即位以后就对开始昔日的竞争者进行监视、控制。
本来在西宁指挥战事的胤被解除职务、调回北京软禁，雍正二年则被发配到康熙陵寝囚禁。
雍正四年春，一个名叫蔡怀玺的旗人把写有胤本应为帝、应以胤之母为太后（雍正、胤生母已于雍正元年去世）的纸条从墙外扔了进去，于是又把胤迁到紫禁城内的景山仁寿殿囚禁。
而胤在被发配到西宁后也遭到监禁。
为了打破封锁，胤甚至向一同被流放到西宁的传教士穆敬远学习外文字母，以便同在北京看管家产的儿子弘进行联络。
至于在储位竞争中较早被淘汰出局的胤，也一再受到雍正的申斥。
到了雍正四年，胤、胤受到更为残酷的迫害，披枷带锁的胤被押到保定监禁，胤则被关押到宗人府幽所。
不仅把他们从宗室除名，而且强迫改用带侮辱性的字为名，胤改名为“阿其那”，胤改名为“塞黑思”。
胤于该年八月二十四日死于保定监狱，胤于九月初五死于宗人府幽禁之地。
就连雍正第三子弘时也被卷入这场血雨腥风的宫廷之争，弘时因不满雍正的骨肉相残而在雍正五年被自己的生身之父处死。
至于只比雍正大一岁的胤祉，根本就不会对雍正的统治构成任何威胁。
胤祉同废太子胤关系密切是公开的事实，但胤在第二次被废之后在政治上已经是行尸走肉。
胤祉虽然在康熙四十八年就被封为诚亲王，但他却是个书呆子，热衷于编辑《律历渊源》、《古今图书集成》，是个缺乏领袖欲的王爷。
被权力之争阴云所笼罩的雍正，已经变得疑神疑鬼，对从不党附自己的胤祉防范有加。
雍正六年，诚亲王世子弘晟因一起贪污案的牵连被逮入宗人府囚禁，胤祉也因此被降为郡王。
雍正八年，恢复亲王爵位才三个月的胤祉，又因对怡亲王胤祥之死缺少哀悼之情，而被革爵，拘禁在景山的永安亭，一直到雍正十年去世。
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年）十月初八，乾隆在就胤、胤子孙是否应从宗谍中除名的上谕中，就特别强调：“当初办理此事，乃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
其作如何办理之处，著诸王大臣、满汉大臣、翰詹科道各抒己见，确议具奏。
”经乾隆轻轻这么一拨，就把这个问题的责任推卸到诸王大臣的身上。
已经摸透新君意图的诸王大臣，很快做出授予胤、胤子孙红带子、姓名收入玉谍的议奏。作为康熙后代的胤一支与胤一支，虽然未能得到作为宗室成员标志的黄带子，但也得到了作为爱新觉罗子弟身份的红带子，总算是同“庶民”——普通百姓，能有所区别。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乾隆下令释放胤、胤。
乾隆在谕令中提出胤、胤“皆获罪皇祖之人”，雍正“因恐其在外生事，复罹重谴，不得已加以拘禁，乃委曲保全之大恩也。
今朕即位，念二人收禁已经数年，定知感皇考曲全之恩，悔己身从前之过……著总理事务王大臣、宗人府、九卿会议具奏。
”在履行完王大臣会议的形式后，被囚禁了九年的胤、胤等得到释放。
到了乾隆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乾隆恢复胤祉的郡王爵位，赐谥“隐”。
到乾隆四十三年，乾隆下令恢复允、允（雍正即位后，兄弟名字中的“胤”字改为“允”以避御讳）的原来名字，“允、允仍复旧名，收入玉牒”，至此雍正时期“煮豆燃豆萁”的痕迹基本都被清除了，孝恭仁皇后的在天之灵不会再有其他的奢望了，该办的她的孙子都办了……
雍正皇贵妃年氏联姻皇家
按照清代的规定，每位皇子到一定的年龄都可以得到一个佐领作为他的仆从，四阿哥大约在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年）得到年氏家族所在的佐领。
那一年皇太子的叔外公索额图被皇帝幽禁，四阿哥已经感觉到皇太子遇到了麻烦。
一旦皇太子被废，他本人谋求皇储的机会就到了。
他当然知道，要赢得父皇康熙的认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如此艰难，四阿哥还是暗中网罗人才，以便当机会到来时能全力一搏。
年氏家族就是四阿哥颇为关注的力量，年遐龄在康熙三十年以后步入官场，时任湖广巡抚，他的两个儿子年希尧、年羹尧都是难得的人才，其中尤其是年羹尧，绝对是个出将入相的人物，是用得着的人。
而年家在被拨到四阿哥门下后，整个家族自然同四阿哥的沉浮连到了一起。
巧就巧在年遐龄还有个待字闺中的女儿，四阿哥有心、年家父子有意，于是年遐龄之女就成了四阿哥的侧福晋。
侧福晋年氏同嫡福晋乌拉那拉氏（雍正即位后封为皇后）一样，都属于子嗣不旺的女人，乌拉那拉氏只生了一个皇长子，而且长到８岁就夭折了，年氏在进入藩邸后都１０年了，才生下个女儿，不久还夭折了。
其实这能全怪她们吗？一大群年轻动人的王府格格（类似宫女）围着才进入而立之年的四阿哥，格格钮祜禄氏来到雍王府才几年就生下了弘历，没过几个月格格耿氏又生下弘昼。
在大家族中，嫡妻没有子女倒也罢了，身为偏房的妻子如果也没有一儿半女，到老了就没什么指望了。
弘历、弘昼的接连出生让年氏羡慕极了，而在羡慕之余，内心深处也不免泛出些许酸楚与苦凄，身为女人是很无奈的。
也许四阿哥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忙得连……然而到康熙五十七年之后，年氏突然受到四阿哥的关注，难道真的应了“久别胜新婚”的古话？她与雍亲王已经咫尺天涯相隔了好几年……紧接着她就一个接一个地生儿子——康熙五十九年五月二十五（１７２０年６月３０日）生下福宜，康熙六十年十月初九（１７２１年１１月２７日）生下福惠，雍正元年五月初十（１７２３年６月１２日）又生下福沛。
年氏受宠若惊，对她来说，这的确是迟到的爱。
在年氏的心中，丈夫是个城府极深的人，成婚都快２０年了，她始终猜不透雍亲王的心思。
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储位久虚的现状，他从来都是含而不露。
雍正皇贵妃年氏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