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氏的心中，丈夫是个城府极深的人，成婚都快２０年了，她始终猜不透雍亲王的心思。
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储位久虚的现状，他从来都是含而不露。
雍正皇贵妃年氏塞翁得马
年氏突然得宠，同十四阿哥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有直接关系。
十四阿哥率军西征，这就意味着在储位之争还必须考虑到军权的问题。
雍亲王的大舅子年羹尧虽然是进士出身（康熙三十九年进士），但在担任四川巡抚的十几年里，曾多次带兵平定当地土著的叛乱。
当准噶尔部的军队突袭拉萨时，年羹尧在朝廷还没派出援军的情况下，已经向西藏派出了援军，他处理问题的果断赢得了康熙的器重。
康熙在五十七年任命十四阿哥统兵西征的同时，任命年羹尧为四川总督，不久又任命年羹尧为定西将军，协助十四阿哥驱逐占领拉萨的准噶尔军队。
定西将军的任命，体现了康熙对十四阿哥立功军前的期望。
然而在四阿哥看来，只要笼络住年羹尧，就等于在抚远大将军的身边安了个钉子。
在情况突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可以凭借定西将军来牵制十四阿哥。
这样，既解决了手中没有兵权的问题，又能对兵权在握的同胞弟弟进行掣肘，真可谓一箭双雕。
如此一番考虑，被冷落许久的年氏又怎能不得到宠幸呢！年羹尧对雍亲王的意图心领神会，在康熙晏驾后，十四阿哥未能有所作为同年羹尧坐镇西安自然有直接关系。
到雍正元年十月，年羹尧已经继十四阿哥之后出任抚远大将军。
雍正很清楚，被十四阿哥打败的准噶尔部以及漠西蒙古，肯定会利用清王朝立嗣出现矛盾、无暇西顾的机会，兴风作浪的。
但如果让有实战经验的心腹之臣坐镇西陲，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雍正即位后，立即册封侧福晋年氏为年贵妃，其名号仅次于皇后乌拉那拉氏。
而为雍正生下弘历的格格钮祜禄氏的封号，也只是熹妃！年贵妃心里明白，是兄长在西北的作用决定了自己的封号。
在雍正即位过程中，他还得到另一个握有兵权人的帮助，此人就是担任京师九门提督的隆科多。
说来也怪，隆科多的父亲佟国维以及家族的其他成员都是八阿哥的支持者，惟独隆科多在暗中支持四阿哥。
在康熙突然在畅春园去世后，隆科多凭借手中的军队控制住皇宫禁地与整个北京城，使得四阿哥的反对者根本无法行动，眼睁睁地看着四阿哥入承大统。
难怪雍正即位后还称隆科多为舅舅，就像真有这么个亲娘舅一样。
在雍正即位以后，西陲果然出现了突发事变。
年羹尧受任抚远大将军不久，青海的漠西蒙古，和硕特部台吉罗卜藏丹津就趁准喀尔部被清军击败的机会，称霸西陲，发动叛乱。
年羹尧立即率兵到青海作战，并在西宁东北的郭隆寺一举歼敌近万，焚其寨十七、庐舍七千余。
但逃到柴达木——距西宁一千余里的罗卜藏丹津，依旧保存着十万兵力。
不摧毁罗卜藏丹津，西宁就别想太平，然而当时正值春季，寸草未生，无论是进剿的一方，还是逃窜的一方都面临着粮草不接的问题。
年羹尧接受部将岳钟琪的建议：乘罗布藏丹津准备不充分，“以精骑五千，马倍之，兼程捣其不备”，熟读兵书战策的年羹尧当然理解“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实战中的作用，立即派岳钟琪率领一支精锐的部队日夜兼程直奔罗布藏丹津的大帐。
当清军抵达时，“贼尚未起，马皆无衔勒，仓皇大溃”，此战歼敌八万，罗布藏丹津的母亲、兄弟、姐妹及头目全都被俘获，只有罗布藏丹津本人因化装成妇女才得趁乱逃跑，投奔准噶尔。
此次进兵，清军从西宁出发到抵达柴达木大获全胜，仅仅用了十五天的时间。
经过这次征战，清王朝在青海的统治得到巩固。
到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三月初九，全歼罗布藏丹津的捷报已经送抵御前。
对于这次“军士无久役之劳，内地无转饷之费，克奏朕功，永清西徼”的大捷，雍正评价极高，亲自撰写了“平定青海碑文”，颁发各省。
年羹尧及其父均因平定青海的功劳被赐予一等公，岳钟琪也因此被赐予三等公。
该年九月，年羹尧奉命来京觐见皇帝。
此时他确实是春风得意，一路之上督抚跪迎。
而当十月抵京时，王公大臣前往郊迎，得意到极点的年大将军竟然不向皇亲国戚们还礼。
在一片恭维声中，年羹尧居然忘了“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甚至在觐见时他也毫不推辞地坐在了“天子御前”。
雍正虽然对大舅子并未公开发作，但年贵妃感到刚刚建立殊功的兄长已经失宠了。
处于人生曲线最高点的年羹尧以及年氏家族与年氏本人，再往前只能是走下坡，就看坡度是陡峭还是平缓了。
实际上，下跌的坡度不取决于年氏家族，而取决于雍正的政治需要。
用眼下时髦的话说，就看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了。
并非年贵妃过于多愁善感，她毕竟同雍正一起生活了将近２０年，虽然她一直未能捉摸透丈夫，但对于丈夫一旦得志、不能容人的个性，是略知一二的。
连同一母同胞的十四阿哥，雍正都不能放过，还能饶得了谁呢？她不仅为兄长、为家族、也为自己的命运忧心如焚。
难道年家也会像佟家一样，不过是四阿哥手中用以对付皇位竞争者的一块石头？一旦对皇位构成最大威胁的十四阿哥被拘禁，雍正手中的石头就不会有再使用价值，这才是真正的“狡兔死，走狗烹”……
雍正皇贵妃年氏难以自保
年贵妃的兄长年羹尧在冷静下来之后，也意识到自己在无意中惹恼了主子，在回到西安后，他就在奏折中诚惶诚恐地写道：“奔走御座之前三十余日，毫无裨益于高深，只自增其愆谬。
反己扪心，惶汗交集。”而雍正在朱批中已经正式向年羹尧发出训斥：“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雍正笔锋一转就把能否“终功”推到臣子身上——“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而其枢机，要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
年羹尧在“敬读严训”后，立即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表明自己“寝食不宁，自怨自责。
几无地以自容”。
年羹尧的一再认罪并未能换取雍正的些许宽容，雍正在给大臣奏折的朱批中一再点年羹尧的名，为在政坛上彻底清除年羹尧、隆科多的影响，而大造舆论。
在给直隶总督李维钧的奏折中，他写到：“近者年羹尧奏对事，朕甚疑其不纯，有些弄巧揽权之景况”，“卿知道了，当远些，不必令觉，渐渐远之好”；在给四川巡抚王景灏的奏折中，他写到，“年羹尧来京奏对错乱，举止乖张，大有作威福事”，隆科多、年羹尧“于奏对之间，错乱悖谬，举止乖张，大露擅作威福，市恩揽权状”；在给河道总督齐苏勒奏折的朱批中写道：“近来舅舅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作福揽权之景……尔等当远之”；在给安徽巡抚等人的朱批中写道，年羹尧“擅作威福，逞奸纳贿”；在给代理江苏巡抚何天培的朱批中写道，年羹尧“作威作福，深负朕恩”；在给云贵总督高其倬的朱批中写道，年羹尧“流露揽权施势之景”，而已经猜出皇帝心思的高其倬则在回奏中明白写道：“年羹尧既不知自处，惟皇上有以处之，臣以为宜早预备”。
年羹尧的兄长年希尧当时正担任广东巡抚，不会感受不到雍正在给封疆大吏的朱批中频频点年羹尧的压力，在皇宫内院的年贵妃也不会体会不到风云突变所造成的失宠，虽然她料到会有这一天，但这一天也的确来得太快了。
雍正还没捂热皇帝的宝座，就迫不及待要除掉两个帮他挫败竞争对手的人……是他们了解的内幕太多了，皇帝要杀人灭口；还是他们居功自傲，让皇帝难以驾驭？对政治一窍不通的年贵妃，被抛入了闷葫芦……对年家来说这一切仅仅是开始，更猛烈的风暴还在后面。
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三月，身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因“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向皇帝具本祝贺。
雍正抓住本章中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这一笔误而大做文章，斥责道：“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朕耳。
朕自临御以来，日理万机，兢兢业业，虽不敢以乾惕之心足以仰承天贶（kuang，赐予），然敬天勤民之心时切于中，未尝有一时懈怠，此四海所共知者。
今年羹尧既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年羹尧青海之功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
朕今降旨切责，年羹尧必推托患病，系他人代书；夫臣子事君，必诚必敬，纵系他人代书，岂有不经目之理？观此，则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其谬误之处，断非无心……”雍正认定笔误是别有用心，是等同十恶不赦的“不敬”罪，堪称是对云贵总督“惟皇上有以处之”的回应！这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四月十二日，雍正下令罢免了年大将军的陕甘总督，调任杭州将军。
为了西北部边疆的安全，令岳钟琪代理陕甘总督。
岳钟琪同年羹尧的关系，雍正并非不知道，当时不少人向朝廷指称岳钟琪系年羹尧的党羽，川北总兵李如柏在奏折中即有“岳钟琪系年羹尧之干儿，无事不为私商”，“明系结党已久”；而雍正藩邸旧人戴铎也称：四川人都说岳钟琪是年羹尧的干�